主题：【原创】新兵拜河：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前言和幼时 -- 您很象飞行员嘛

二、在摸索中进入成年

（12）学 徒（略）

（13）地主兼商的店（略）

（14）肖家桥畔（略）

（15）当兵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在肖家桥听到有人说湖南督军赵恒惕正在岳州（今岳阳市）招兵。新兵每月薪饷贰元（一元等于两串多铜元），还每月可分到一元左右的伙食补助，华容已有很多青壮年去当兵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三考虑，认为当兵可能是我的出路。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是旧社会流行的谚语，因为那时的军队是封建军阀们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的工具，决不是象他们所标榜的是什么“保国卫民”的武力。事实上他们的军队也无力保国，更谈不上卫民，只会骚扰人民。因而有正当职业的人都不愿意当兵，特别是当兵要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念过孔孟书的人会懂得“明哲保身”，不会冒这个风险。我想当兵是有多种原因的，我在十一岁时离我家一里地的地主邓运章的女婿袁柱臣参加武昌革命军起义后回家探亲，他身穿陆军服，头戴金边帽，脚登皮靴，腰跨东洋刀，显得很威武，我当时很羡慕，心想我长大了也要去当兵，邻居黎家两叔侄黎文焕、黎家振在辛亥革命第二年应募去武昌当兵，一年后都当了班长，我也羡慕；民国以来，南北军阀混战，一九一八年冬天，北洋军阀军队从湖北监利南渡长江打南军，在塔市抢劫并烧毁了房屋三分之一，我痛恨北军，去湖南陆军当兵是抱有报复思想；而起主要作用的是我对家庭不满和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就是想“向上爬”。因为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如岳飞、薜仁贵、关羽、赵云等都是从当兵起逐步爬上去的。

在上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无视了孔孟之道，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什么“善战者服上刑，”都在我脑子里不起作用了。我下定决心后，向汪罗山借了两串铜元做旅费，不带行李（因带行李说明去当兵肯定汪罗山不会让我走）当天走了二十多里到三郎琳我姐夫易承先家住宿，第二天到巴陵县属土桥（今岳阳县属土桥镇）乘帆船过洞庭湖到岳州，随即报名入伍。这时是民国十年五月，即一九二一年六月，我还不满二十岁，个子高大，身强体壮，招兵人员表示很欢迎。

在岳州入伍的新兵，都集中在一起，进行紧张的训练。一个月后，我被编入湖南陆军第一师、第二旅、三团、三营、九连当二等兵。我们称呼的“士兵”，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士又称为军士，兵称为列兵，军士即班长，上等兵即副班长。上士有文书上士、军需、军械上士之别。上士一般可升级为准尉司务长。军官分三阶九级，上将、中将、少将称高级军官，上校、中校、少校称中级军官，上尉、中尉、少尉称下级军官。我们连长周某某第一次给新兵上课，讲的是长官姓名、籍贯、出身等等，如说我们的督军赵恒惕，湖南衡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师长宋鹤庚，湖南湘乡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团长刘兴，湖南祁阳县人，营长廖磊，广西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连长、排长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或湖南讲武堂毕业。师参谋长方崭英，日本士官毕业。旅长唐生智（唐是湖南东安县人）也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因此，我们这个军队是很有名望、有前途、有文化的军队。

（16）援鄂之役

(此处有删节) 常德练兵，除操场、野外练习等术科外，每周还有十多小时在讲堂上学科。连、排长多数是保定军校和湖南讲武堂毕业。我对学术两科都感兴趣，讨厌的是“整理内务”，每天要把被子折成方块，摆成每班一条线，枪支得擦拭干净，每逢星期天营、连长要到每间士兵卧室检查“内务”，据说这是要养成士兵对上级绝对服从的“性格”。长官讲话要士兵绝对服从，稍有违反，轻则罚立正，重则禁闭或打“军棍”。所谓军棍是用木制的一种“刑具”，两寸宽、一寸厚、两尺长，上节用红漆下节用黑漆挂在营门口以示军威。记得一九二二年春节，我们班的副班长当采买，给官长伙房买的菜，连长认为不好，说是副班长揩了油，连长叫司务长打副班长的军棍，事后副班长回到班内我看到他大腿被打得皮破血流。在过春节时，放假三天，官长外出嫖赌，士兵也在胡来，平时讲军风纪，这时却没有人过问。

民国十一年二月即一九二二年三月，我患痢疾病，还有同连的两个弟兄也患痢疾，连长把我们三个人安排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每天或隔一天来一个中医看病，官长不来看我们，只有平时比较要好几个弟兄常来。十多天后病稍好，官长也不给我们吃好一点的饭食，还是要好的弟兄们送来面条、鸡蛋等补品。从此我感到南军并不比北军好，也深深感到这支部队决不像赵恒惕所标榜的是在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同时我也认识到当兵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向上爬。

我在岳州入伍时，曾给汪罗山写过一封信，说明我要当兵的原因，他回信还责备我没向他说清。我也写信告诉了母亲。同我经常通信的是伯父第二个儿子韩凤山（原名韩鸿文），他大我一岁，我们小时候同在一个私塾念书，我们相交很好，有如亲兄弟。我失学后他仍在念私塾，这时他在故乡“改良私塾”教书，这时我接到他的信，说我母亲正在患病，希望我请假回家一趟，这样，我未经请假即开小差回家了。大概因为我是病人，走后连长又可吃一个空额，所以没有追捕我。（我入伍时也没有报真实家庭住址。）

我从常德回家，三百多里路程走了五天。到家时母亲卧病在床，见我回家又高兴，又流泪，两个月后就病故了。这时我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壮年，既是成年人，也是当家人，但因与张昌菊不和，呆在家像蹲在冰窖一样的冷，又到离我家两里地李永发杂货店当店员。堂兄韩凤山几次劝我不要当店员，要我再读两年改良私塾后教书为好，我也考虑到老当店员不是出路，干什么都要有文化，现在家庭人口少（妹妹已出嫁）我可以再念两年书。在民国十二年正月即一九二三年二月辞退店员到一个比较高级的改良私塾念书。

（18）改良私塾（略）

（19）先秦诸子（略）

（20）半个老板（略）

（21）军阀摊款，官逼民变（略）

（22）再度从军

这一年的秋天，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争权夺利，爆发了又一次有名的“直系战争”。吴佩孚统率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于爱国思想，率所部李鸣钟、鹿钟麟由古北口、怀柔回师北京，反戈一击，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吴佩孚南逃，接着冯玉祥又赶走了住在紫禁城王官前清皇帝溥仪，全国人民都欢呼叫好！但是北洋军阀军队，并未打垮，它的二号人物皖系军阀段祺瑞上台，号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是黎元洪和徐世昌当总统时的内阁总理。是亲英派，张作霖是亲日派，他们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玩弄下，有时勾结，有时争夺，因而这两派军阀又连年混战，一直没有止息。南方各省的军阀，也连年不断的混战，受害最深的是四川、两湖等省的劳动人民。其它各省也无一片干净地。

时局如此混乱，社会如此黑暗腐败，我同堂叔合伙开的药店又亏了本，我内心感到十分不安，认为我们的国家不经过一场革命，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可是革命从何处着手，我又感觉到茫然！这时离我家五里地黄鹤岭有个地主黄舜卿的儿子黄祖轲，在武昌“武汉中学”毕业后，通过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关系，认识了一个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的团长张英武，花了一笔钱搞到了一张“招兵委员”的委任状，他知道我当过一年兵，要我同他一起到湖北宜都县白沙地区去招兵，并要我给他当“教练”。我同堂叔韩咏棠商量，他极力主张我去，这也因为打官司受了气，他答应给我旅费和照管我的家庭。（我走后他把药店搬到塔市，并雇请了一个店员）就这样，我又第二次从军。

黄祖轲，号立三，大我五岁。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思想很进步，在“武汉中学”念书时写过一篇进步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他的校长董用威（即董必武）当时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黄与张英武认识，就是通过董老的关系。张英武是国民党地下党员，名义上是为湖北省组建新军，实际是搞国民党地下武力，准备在北伐时起义。黄祖轲花钱当招兵委员是为了参加革命，他的地主父亲愿意拿出这笔钱是为了让儿子当军官以“扬名声、显父母”他们父子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这年冬天，我同黄祖轲正在鄂西宜都白沙地区招兵训练，还没有编好连队，突然被驻在宜昌的北洋军队第八师王汝勤部队包围，逼迫我们缴枪解散（我们只有十多支步枪），这时张英武也在白沙，经他派人谈判，结果当官的发三十元、当兵的发十元作旅费，把新招的一百多名兵遣散了。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听到有人密告是国民党人在组建军队。同时在汀西也发生了这一事例。

在鄂西这段时期，我同黄祖轲成了知心朋友，他对我谈了一些关于国民党的事情，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同盟会”，联络海外和国内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以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有些同盟会会员做了大官，其中有些人腐化变质了，后来进行了清洗，改组为“国民党”。不久又改为“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孙中山，他现在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孙为“大元帅”，在俄国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纲领性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国民革命”。他又说，他有个同班同学余洒渡，在广东黄浦军官学校第二期学习，常和他通信，这个军校是俄国帮助创办，学生学习六个月，见习三个月以后当排长。他还对我讲，国民党奉行“三民”，并将这个主义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我。从此我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可以改造动乱的社会。

在出事的当天夜晚，我问他我们怎么办？我说，我是不想回家了。他说，他也决不回家，并很决断的对我说，我们到武汉去找我的校长董必武先生，要他介绍我们两人去广东，考黄埔军校。当时他很激动，并念了我国旧民主义革命初期惨遭清王朝杀害的徐锡麟（或秋瑾）烈士生前做的一首七律诗，其中有“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壮语。同时他又叮咛我，去黄浦参加革命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冬月，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