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 沉睡的天空

两国之间的战争对抗，首看国力，谁的国力强，谁就能在战争中占得先机，尤其是长期战争，首重国力。二战时期德国军队不可谓不强，与苏联交战初期战果辉煌，但是国力不及，终告失败。日本珍珠港偷袭及之后对东南亚的侵袭占得先机，但是国力不及，还是以惨败收场。虽然说有时军队将领的指挥可以改变战争局势，但是最终在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力，国力强，那即便局部战役失败仍可挽回局势，国力弱，即便百战百胜，万一一败，那可能就是亡国之险。

但是国力强，也要能发挥出来，不然两国交战，一国全力以赴，另一国却内耗不止，那还如何能胜。中日甲午一战，日本全国上下协心，运举国之力，为求一胜，清朝政府却内耗不断，派系分离，真正能动员并且发挥使用的国力只怕不到一半。梁启超曰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此言确是不虚。这中日战争说是两国交战，但是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淮军对日本军的战争，更为贴切。

中国这一战为何不能全力对战，原因很多，要找源头，只怕还要追溯到清朝建立初年。

清兵入关，灭李自成，南明，而继承中原政权。但是，满族人数太少，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如何统治是个大问题。这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便是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两家合为一家，不分彼此，这中国看是否正统汉族政权并不看你的血统，而是看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是汉人，是否维护汉族衣冠与儒教，唐朝李家血统复杂，但是他说自己是汉人，着汉族衣冠，尊重儒教，那便是汉族了，而那五代后唐后晋皇帝，本是沙驼族人，但是他改易汉统，那也不必当作外人。所以这假如清朝汉化，若干年之后，也就是上下一家了。只是这步实行艰难，打下天下的胜利者却要学习失败者的习俗礼仪衣冠，谁能容忍，这些人是打天下的，以后维护天下只怕也要靠他们，毕竟都是亲戚，信得过，这也是人之常情，那北魏孝文帝汉化也是进入中原多年，有了一批支持者才能施行。清朝刚得政权，要来个彻底汉化，只怕这江山还没打下，就自己人先打起来了，何况多尔衮下了那“剃发令”，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令一下，也不能回头了。（剃发令这招很是拙劣，以强迫的方式要汉族满化，但是这招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本来和平收复的江南各路纷纷造反，图惹烦恼，其实完全可以使用更缓和的手段，而后来的情况却是，除了辫子，满族都汉化了，而满汉之分依旧。）

那只能走第二条路，依靠自家兄弟，对汉族分化利用，打压之。此招确实可用，汉族人虽多，但是只要控制了那些有组织能力，便是有能力造反的，利诱之，分化之，力量分散了，便无法构成威胁。说起来这招也并非是清朝首创，各朝各代，甚至外国也善用此招，乃是中央控制地方最佳方式。清朝用这招也是娴熟之极，而且其他各朝要皇帝亲历亲为，维护一姓天下，清朝却是一族协心，尤其满族比蒙元团结，以一族之力，比那一姓之力，自然要强的太多。但是问题也就是出在这里，一族协力自然是不差，问题这断了汉族晋升的路便不好了。清朝虽然不象元朝那样分人四等，但是这满族还是高人一等，这汉族大臣再努力，也不及满族大臣受重用，受信任，这汉族大臣自然窝火，在明朝再怎么，我也可以做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亲王见我也要让得三分，而现在这皇帝比我高就算了，那些满族大臣本就不如我，却因血统之分高我一等，这自然令汉族不满了，何况对满族全族的优待（这是一个大失误，即便是优待，也不应该全族，有些过了），一来使得其他各族不满，二来使满族自身缺乏竞争力。

如此做，自然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不满，那句话说的好，“反清复明只是一个口号。”反清复明只是口号，和当年的反元复宋一样，即便清朝灭亡，这上台的也不会是明朝。这只是汉族为了夺回失去的利益打的幌子而已。就比如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假如没有民族矛盾，要搞出那么大的声势，只怕不易，响应太平天国的那些势力，又有几人明白这什么土制基督教。再到了百日维新，那些维新派也不忘记对辫子下手，而胜利了的辛亥革命，那民主革命的外衣藏着民族革命的种子，君不见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这革命胜利还去拜祭明太祖，可惜这点改变又谈何容易，百日维新只有百日便消失了，几年后清政府危在旦夕仍不知改变，搞出一“皇族内阁”，使国人对之灰心。不是他们看不到，放不下手中的权力而已。

当然，在前期，清朝统治者对内控制有方，生活好了，自然想不到造反，而且康乾两朝对外极其得利，正所谓外王内圣，这清朝对外武功昌盛，有两大好处，一来对外得利甚多，可用之内部，改善生活，这生活好了，自然想不到造反，二来武功昌盛，使人起敬畏之心，不敢冒险，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持续下去的，一旦受到外部势力的打击，请政府的权威受到打击和怀疑，那自然很容易发生内部的挑战。太平天国的诱因之一便是鸦片战争使得清政府威信扫地。而之后的辛亥革命的诱因便是甲午之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恰恰在于他没有善于利用民族矛盾，用一个外来宗教，而不是本土的儒学作为号召，得不到尊儒的士大夫支持，这中国并没有宗教革命的传统，想朱元璋起家的红巾军根基是白莲教，但是这之后还不是翻脸不认教。想要是太平天国淡化宗教色彩，高举尊儒兴汉的口号，那曾国藩说的维护明教这样的口号，也难得到支持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就在于他浓厚的宗教色彩。

太平天国之乱，影响深远，太平天国和之后的捻军，击溃了清朝乃以为根基的八旗绿营还有蒙古骑兵，清朝只能倚重于新兴起的那些汉族大臣们。而他们也没有让清朝失望，洋务运动使国力上升，平定新疆，对战法国，使得清朝中兴，但是问题已经埋下。

湘淮两军，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实乃不世之奇功，但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多年，清政府毫无办法，唯有一再加权于曾国藩，财务军政自立，到后来，江南可说是湘淮之天下了，也难怪平定天京后即有大将劝说曾国藩自立了。虽然曾国藩未行此事，但是江南已经具有独立之萌芽，清朝也想收回权力，但是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何况捻军大盛，依为支柱的僧格林沁战死，只好依靠淮军平定，这湘军虽散，淮军又起，而且还离不开他们，只好任由之。洋务派中汉族大臣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在洋务运动中他们在地方建设甚为卖力，这建设同时，不免有地方自保的倾向，（中国经济向来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对国外如此，国家内部也如此，地方经济一体，不需要外地协作，这样的地方经济假如有了军队，再换个旗号便是一国，所以中国向来是守土有余，一旦入侵乡土，就拼死一战，如湘军之建便为防太平军入湘，但是假如和自己的乡土无关，即便同是国土，那也高高挂起，这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尚未形成，只有地方意识乡土意识，也是因为地方经济自足自保之故。）

日后甲午一战，北洋危急时，请调南洋水师，张之洞却以东南为财税之重地，需要保卫为由，不肯北上。当时日本刚由改原来的地方藩制为中央集权制，可以以全国之力投入战争，而中国虽然宣战，但是参与战争的实际上只有李鸿章所部，其他如东南却只是自保，以一部战一国，导致战败，其根源就在于此，之后地方割据更加，八国联军侵华，北方作战甚烈，李鸿章，张之洞搞“东南互保”，其理由便与张之洞在甲午的理由一样。不说其对错如何，清朝一盘散沙，地方割据已是现实，所以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早已在清朝埋下根。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因长期的抗日宣传，外加西安事变后的统一战线，才再一次以举国之力对抗日本，虽然此时两国国力对比已经无法与当年的两国国力对比。但是确实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发挥全国力量。

具体到甲午之战，不单是地方割据。洋务派中多是汉族大臣，清政府不得不用之，但是又忌之，只好用分而化之的老办法，权力分担，不让一人独掌大权，即便李鸿章，也只能对北洋一部控制之，其他各部别说调，就算请也未必能请到。

外加帝党后党明争暗斗，力量又更分化了，等到甲午开战，光绪欲开战而不知战，李鸿章知战而不欲战，兵士欲战而长官畏战。故有甲午之败。

其实甲午并不是完全没有胜机，日本战事虽利，但是毕竟国力不强，不能持久，再下去日本国内也要拖入泥沼。日本受国土限制，只能进行快战而不能长期作战，这点就连日后国力远超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如此，何况甲午时期，日本国力尚不如中国，外加各国并不想加任何一方获利，已有英，俄，美多国表示可以调停，假如中国坚持下去，或许拖垮的反而是日本，即便最后战败，战后的赔款也不至于象马关条约那般苛刻。

只是坚持下去，又谈何容易，一要全国协心，然上层满族忌惮汉族，不敢用之，下层汉族还未开民智，要等到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才引起中国的民族意识，二要全国合力，全国一盘棋，可以当时局势，断难作到。三要政府内部协心，假如政府内部协心，决心一战，其事或者还可一为，然帝后两党勾心斗角，清流洋务互不对眼，这又可奈何。

只有等下一次中日战争，这几个条件才能满足，可是，那时两国国力已经逆转，中国就要多留无数人的血才能坚持下来。

甲午之败，败在以一部战一国，一指战一拳。

但是即便如此，并非甲午之败不可避免，这就要归咎于政府的应对了，当时情况看，清政府的应对比日本政府差之甚多，而关键的原因，是清政府还不明白当时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不善用游戏规则。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5期 2004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