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 -- 胡亦庄

　　要获得自主自决能力的愿望从中国人对美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中也能够体现出来。中美之间存在基本冲突的问题有长长的一串。在中国的决策圈内部，对于美国是否会“允许”中国崛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的官方政策将试图为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掩盖这些冲突，但是，在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一种算计：中国的规划者写道，“在美中关系上，我们要掌握一种保持适当距离和礼貌的艺术”，这很重要。此外，他们还警告说：“我们不应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互赖寄予过高的期望。目前存在这样一种误解，似乎庞大的中国市场对美国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只要我们强调经济合作与交换，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互赖并不是相互的。”

　　中美关系非常复杂，但已不再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是中国外交关系的绝对中心。这再次表明了中国自身世界观的改变有多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反映出北京要实现一种更为“广泛”的全球安全战略的愿望。这就是学者楚树龙所谓的“中国要为长远的未来寻求自身的安全战略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但是，这种更广泛的观点还源于中国决策者对美国的意图日益增强的矛盾心理。

　　在某些地区，美国的反恐战被视为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的地区军事集结被说成是华盛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从这个角度看，反恐战只是建立一种更全球化、更灵活、更致命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越来越包围、约束着中国）的掩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反恐战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把美国从“9·11”以前军事谈话中充斥的反华计划转移开来。

　　中国和平崛起愿望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美国是否愿意配合。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挑战现状 中国影响力的传播和北京共识都是重要的途径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思想家来说，这代表着一种威胁。中国的设计者们已经在构想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个国家所谓的“新安全概念”（1997年东盟会议上提出并在2002年加以完善）形成了这种中美差异。2004年4月，胡锦涛正式批准“新安全概观”。楚树龙把它称作“四不”：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这就“四不”像是中国的“门罗主义”。显然，美国的模式在“四不”测试中都失败了。一些中国战略家公开谈到，“新安全观“是对来自美国的“冷战思维”的代替。一项调整美国的目标以适应中国模式的建议或许在美国的计划者们看来是荒谬的，但这种想法对其他国家却很有吸引力。仅仅这一点或许就将强迫华盛顿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

不容易的十年

　　90年代，这样的安全问题与纯发展问题相比处于次要地位，这反映出一种美好的希望：冷战的结束后，束缚和分隔国与国的难题已经有了答案。然而，答案并未出现。华盛顿共识中含有的关于民主和平理论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 这种价值观认为，民主资本主义的普遍存在是平息冲突的办法。因此，国际安全思考的焦点转向了公开和市场化的概念，这让包括缅甸政府、北京的外交政策专家、乌萨马·本·拉丹和欧洲右翼反对派等多种多样的“成分”感到懊恼。

　　一块由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以蔑视国际协议为特征的千年乐土对北京从未产生多少吸引力。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北京的军事机构和国际事务机构就对中国的安全问题相当紧张。显然，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军事机器远逊于美国。中国90年代初在CNN上看到的那种高科技加武器的战术让人既惊奇又担心。美国战争原则中包含的一些概念在中文中甚至没有对应的说法。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后来由美国领导的巴尔干战争所传达的信息是：对他国内部事务的军事干预是一个没有超级大国动态平衡的世界给人的回报。使这种权力投射比过去更容易的军事事务革命再次突出表明了技术与力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次海湾战争只是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念。这让北京非常烦恼。它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在国家防御方面最大的担心，并且触及到民族主义中最根深蒂固的那一部分：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对外国军事优势的敏感。

　　中国战略家和中国官员常常会在谈话中告诉你，所有中国战略思考的核心、甚至中国发展目标的核心都植根于鸦片战争的耻辱：那时，面对英国的战舰，中国发现自己毫无抗争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鸦片战争是现代国家军事耻辱的代表性时刻。像金正日和穆阿迈尔·卡扎菲这样的领导人或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鸦片战争的经历却是他们设法避免的。然而，北京确实承认了这个痛苦的事实。鸦片战争式的冲突（大规模的、力量悬殊的、服务于一国目标的冲突）是单极世界中发生的恐怖情况。从长城建造的时代之前开始，中国就一直在苦苦思索边境控制的问题。就连最近关于中国因特网的争论也是从边境安全角度分析和讨论的。但是，目睹前苏联在80年代四分五裂以后，中国的安全战略家也清楚地意识到，与美国展开持久的、对称式的军事竞赛是不可能的，而且或许是自杀式的防御办法。但是，如果真正的国家实力不仅依赖财富，而且依赖自我防御的能力；那么，中国怎样竞争呢？中国正在设法回答这个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的问题：这一事实也是中国楷模力量越来越大的另一个原因。

安全步骤的变化

　　在西方，对于中国军队现代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三种学术流派。鉴于军队一直是安全保证的最引人关注的对象，有关军队的这些观点对于了解中国的战略理论来讲是一个有用的过滤器。第一种学派认为，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中国军队现代化只不过是次等重要的事。这一学派认为，这个国家无法使其军队实现世界级标准的现代化，因此只是做做象征性努力而已。这一学派列举的证据之一是，中国目前的重中之重是发展经济。他们还认为，在不存在大规模迫在眉睫的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在经过了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认为，用于国内稳定的资金是他们为实现保住政权这一最终目标而进行的最佳投资。这种观点很难在实际中得到认证。不仅是因为在改革年代的最后几年中中国的军费开支稳步增长，而且甚至连那些不那么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认识到，军事软弱无能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是不可容忍的。这个国家的军队正处在迅速且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中。然而，许多人指出，这种规模的军事现代化与其自身真正的防御需求是不相称的。人们经常援引的一句话是，按照中国的价值观，军队领导人是不受人尊敬的。这句话误解了军队的作用以及安全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重要性。并非巧合的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职务就是国家军委主席一职。在2002-03年期间，江泽民将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权力移交给胡锦涛之后仍然保留着国家军委主席一职。

　　第二种学派认为，中国正在军事上进行有限的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认为，中国人为帮助推动军事现代化正在选择一项非常具体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以此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现代化。这一学派认为，尽管中国不能全面实现军队现代化，当它至少可以建立一支战术上堪称精良的军队，以应付一场有限的地区冲突。鉴于台湾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心目中的重要性，这种模式的军事发展旨在建立一支能够在72小时内通过常规武器取得对台湾控制权的武装部队，其行动速度要比美国为保卫台湾而调动部队的速度要快。中国一些计划制订者说，如果中国能够设法迅速发动袭击并在美国参战之前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他们就能阻止美国参与一场没有动用非常规武器，即核武器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动用核武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它具有某种核报复能力以及存在着经历第一次打击之后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正如中国一名高级军官在1995年海峡危机期间不无激动地对美国大使查尔斯· 弗里曼所说：“你们现在不拥有50年代你们所拥有的那种战略优势。你们当时曾扬言要对我们进行核打击。你们当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能进行反击。但是，如果你们现在袭击我们，我们就可以进行反击了。因此，你们不会再进行这种威胁了。最终，你们更关注的是洛杉矶，而不是台北。”

　　在中国人看来，最理想的是，如果能够在72小时内取得对台湾的常规主动权，那就可能排除任何形式的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无论是核战还是非核战，因为此举可向台湾人表明，他们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只有屈服于北京确立的政策。因此，所谓“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迅速利用创新之举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使战争打不起来(War-Proof)”的环境。（这也是中国实行“睦邻政策”的目的，我将在后面就此进行阐述。）这与北京共识即确保行动的独立性这一更大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北京认为，它可以控制住局势，以便局势发展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北京。讨论过这一理论的台湾计划制订者对中国能够 2010-2012年期间在72小时内实现对台湾的控制一事不抱异议。不过，他们还说，某些迹象表明，中国也许具有在2005年之前实现对台湾海峡控制的有限的能力。如何避免以这种方式受到控制眼下是台湾主张独立的一派人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些认为台独势力将消极地坐等这一天的到来的中国战略家或许是一厢情愿。

　　对于北京而言这种确立目标的军事战略的吸引人之处是，它利用了一个特定目标，即台湾，作为军队现代化的一个手段。这是中国发展的一项常见的策略。例如，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不仅被看作一种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而且还是北京市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有人会说，正在搞的这个项目是为了让2008年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这样一来可省去许许多多官僚机构的摩擦。所谓正在实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更好地处理与台湾之间力量不均衡的说法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此外，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为实现在72小时内对台湾实行常规控制的目标而必须做的工作在其它领域也将是有用的。由于军队具有的这些新能力可能将包括两栖攻击手段、增加可用于攻击行动的空军的编制和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一支能够实施72小时控制台湾计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疑堪与永久驻扎在该地区的任何美军媲美。为摧毁像航空母舰战斗群这种兵力投送武器而发展的其它手段是另一种将拥有优势的投资，因为它能够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军事布局。

　　拿台湾备战为由头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中国人能够在不对日本和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其军队。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依然令中国人不安，而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是一个令中国人真正担忧的因素。正如一名学者在谈到美国时谨慎地指出：“即使在中国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的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仍然认为，由于购买先进的军事装备，中国仍然对其在亚太地区的邻国构成威胁。”中国对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所抱的疑虑是有明确记载的，其中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下述评论：中国被美军“四面包围”了。一些中国问题分析家指出，由于美国的反恐战争导致中国更为不安的一个原因是，这场战争已经促使美国在中亚以及中亚周边地区增加了驻军。中国人把中亚地区视作其势力范围。（然而，其它一些战略家认为，美国的驻军对于稳定中国两个动荡的邻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是有益的。）

　　有关中国军事革命的第三种学派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观点相当新颖，是“9·11”事件之后产生的，而且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得到了加强，开始被人受接受。这种观点的逻辑大致如下：正如对两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中国不能长期（大约50年）发展其军事资源与美国展开对称竞争。这种认识是在对这个国家如何试图找到一项使其能够更快发展的军队现代化计划整整10年认真研究之后得出的。军队的这种发展速度要快于中国军事革命缓慢的时间表所规定的速度。不过，尽管中国没有通向建造航空母舰的捷径，但中国计划制订者越来越开始认识到，它可能研制出足够的可在政治和军事上限制美国在亚洲的行动的不对称兵力投送工具。因此，在他们看来，“9·11”事件的教训不仅仅是有关损害中国利益的恐怖主义势力的，而且还是有关应对一个单极国家的不对称力量的。此外，一些中国问题理论家早已指出，确认并研发中国的不对称力量是实现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惟一办法。

　对中国而言，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其生在其中的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发展不对称力量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一种典型的预算选择。中国目前这种专注于技术的社会的好处在于：一个拥有一批杰出的工程师和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在不对称战争中将具有巨大优势，如同美国因拥有大规模的工业基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具有巨大优势那样。

　　例如，这种行动将使下述看法失去意义：美国能够像当年的星球大战搞垮苏联那样可以通过核导弹防御计划拖垮中国。中国将能够研制出一种可信的武器系统（或只要简单地拥有200枚左右可穿透这种防御系统所需要的、装有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导弹。）北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人员正在从事的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工作是，通过中国计划制订者所谓的能够准确击中易摧毁目标的“杀手锏”及“针灸战”所实施的不对称技术可以让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失去优势。可列举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制一种能够同时模拟几百种雷达信号的技术。通过这种办法，它就可以躲过美国的反雷达导弹的打击，而动用反雷达导弹正是美国空中优势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研制这种“混淆者”和其它技术的做法十分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将自己不断增强的创新优势与其国防需求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技术还可以轻易出口。新加坡研究员李楠（音）已列举出中国种种不对称的创新举动，有阻止空中进入的技术、网络攻击等。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发展不对称武器技术的费用远比武器系统本身或其旨在抵消的平台的研制要便宜得多。

　　当然，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明白，在遭到美国的全面猛攻时，这些系统的作用有限。如果发生大规模交火，该国将重新采用毛泽东时代的老办法，在新的“作战空间”发动人民战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就连这种办法也具有崭新的不对称特点。分析家李楠（音）写道：

　　“‘非传统作战空间’概念在两个重要方面含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念。一是这种作战空间的控制者也许是平民而非军人。其次，这一作战空间可能不那么受作战规则的约束，因此不正式和非常规的色彩更浓。然而，这种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也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过去的人民战争。一是现在的‘人民’不是被鼓动起来的农民，他们当中有计算机程序员，有记者，还有金融投机者。其次，过去的人民战争是把敌人诱入自己所熟悉的己方地盘，而新的‘人民战争’可以延伸到对方地盘。”

　　毋庸置疑，今天的全球化遭遇霸权。对北京来说，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不仅仅是以松散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种关系在遇到冲突时就有可能破裂的形式，而且通过由技术和网络带动的力量乘数。北京的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美国的杀伤力比价值400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更大。这些“刺客之棒”是安全问题北京共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因为北京有志于争夺地盘或霸权（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去讨论），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真正自决的机会。他们保障环境安全，这样一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假如全世界国家都模仿中国的不对称战术，那美国将面临一幅迥然不同的景象。因此，北京共识和老生常谈的 “中国威胁论”是不可调和的，除非认为其他任何国家的自决自主都对美国构成威胁，

公共领域的控制权

　　北京共识中的另一个不对称兵力部署方法是挑战美国战略家巴里·波森所说的“公共领域” 海上、空中和大气的控制权。“美军目前掌握着全球公共领域的控制权，”波森写道，“公共领域的控制权类似于海上指挥权，或者用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它类似于‘海上优势’。”波森称，这一指挥权在几十年内不大可能受到挑战。

中国的战略家持有不同观点。在战略上，他们一心要提高美国控制公共领域的代价。例如，“新安全观”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利用东盟等多边组织确保该地区以外的军事力量在危机时期无法取得驻军权。

　　但中国也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的区域环境来保障其经济发展。这种新思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远远不如从前，而更关注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外交部2003年回顾报告指出，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亚洲政策。中国现在参加了40多个区域或分区的亚洲安全和经济组织。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 “远亲不如近邻”。最明显的例子是该国参与解决北朝鲜核扩散问题，但还有其它例子。比如，中国积极调解柬埔寨和泰国之间日益严峻的纠纷。中国关于2003 年外交事务的一篇总结性文章表示：“中国积极调和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打破了传统模式。”

　　这就是中国新的“睦邻”政策，它是对“新安全观”的战术实施。正如王毅等人所说，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所有大国当中最为复杂的，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各不相同，与中国的历史关系错综复杂。因此，维持本地区的安宁是中国继续崛起的一个基本前提。去年秋天，温家宝总理充分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把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发展联系到一起，声称中国希望建设一个“普遍繁荣”的亚洲。上海合作组织显示了这一新战略及赋予其活力的战术。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步是建设这第一个由中国自己发起的多边组织，第二步是把讨论范围扩大到贸易、经济和能源，第三步是围绕有实质意义的安全伙伴关系展开对话。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新疆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种深化区域内多边联系的举措可能会在其它组织重演，比如东盟+3（东盟加上日本、韩国和中国）。中国力图同周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交往。它在北边有上海合作组织，在南边有东盟+1和东盟+3，在西南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了关系，在东北参与解决北朝鲜问题。这一切的宗旨都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再次与华盛顿当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跟北京短短十年前还对多边组织抱有的不信任也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逐渐变得比美国更擅长于在国际体系中纵横驰骋 这是北京花了150年去学习的功课，但现在欣然付诸实践。

　　中国希望，凡此种种的举动已经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市场而代之以“中国机遇论”。中国社科院学者王缉思复述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一次采访时的讲话说，再过十年，等中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时，这种“中国威胁论”就不会再有市场。这种乐观的看法没有反映出某些人对中国崛起的不安。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 沃尔福威茨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主题是中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他在2000年表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国。”他再次引用了他在1997年提出的类比：“就中国而言……显而易见而又令人不安的类似情况是德国的地位，这个国家觉得自己未得到‘有利地位’，认定其它国家对自己不公，并决心以坚定的民族主义信心夺回它应有的地位。”中国在以美国为主宰的安全格局中日益崛起，这是不争之事实。但威廉德国与中国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当年的德国试图发展一种对称的能力来对付业已存在的英国势力，中国则是发展不对称力量。此外，中国与邻国为友而非树敌。这种类比还有其它欠缺之处，包括“有利地位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沃尔福威茨的有一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国和美国的实力悬殊可能会越来越成为难题，即使北京的计划制订者希望避免。在华盛顿及其它地方，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颇具威廉德国的做派。这个难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它需要双方付出努力。我下面要谈的就是为此构筑一个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