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馆藏浅介 -- 故园湾里

照片来自百度百科，感谢原拍摄者。

颂鼎，圆腹,圜底,二立耳,腹饰二道弦纹。 鼎内壁有铭文14行152字。目前所知的一共是三只。除了三只颂鼎之外，另外还有铭“颂”的五只簋，以及同样铭“颂”的壶两只。考虑到墓葬中一般以奇数鼎、偶数簋陪葬，个人推测原墓葬中理应有七只颂鼎，六只颂簋。三只颂鼎分别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这三只颂鼎的尺寸并不相同，分别为：

京藏：高：38.4cm，宽：30.3cm，重：7.24kg。

台藏：高25cm、腹深13cm、口径25.7cm，重4.935kg。

沪藏：高31.4cm、口径32.9cm，重9.82kg。

三只颂鼎的长宽比各不相同、重量也大相径庭，但铭文却基本一致，理应是同一时期铸造的三只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说明了在这个时期，青铜器铸造还未完全规范化，在分次铸造中未能统一高、深、径宽等数据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关于颂鼎的年代，目前有恭王说、宣王说、厉王说等。

沪藏颂鼎的铭文拓片

，在三年五月下半月的甲戌日，王在周地康王庙里的昭王庙。天刚亮，王到了昭庙大厅里，坐定位置。宰引作为佑者带领颂进入昭庙大门，站立于庭院中。尹氏将拟就的任命书交到王的手中，王命史官虢生宣读任命书。王的任命书说：“颂，命你管理有20家胥隶的仓库，监督管理新建的宫内用品仓库。赏赐你黑色带绣边的官服上衣，配有红色饰带的大红色蔽膝，车马用具的銮铃、旗子和马笼头。执行任务。”颂拜，叩头，接受册命书，佩带以出，又返回庙中，贡纳觐见用璋。颂为答谢和宣扬天子伟大厚重的美意，因而做了祭奠其死去的伟大父亲龚叔、母亲龚姒的宝鼎。用来追念孝意，祈求得到健康、厚大的祐助、仕宦之途通顺、长命。颂万年老寿，长作天子之臣而得善终。子孙后代宝用此鼎。

傰生簋（格伯簋）

傰生簋，又称格伯簋，据《攈古录金文》2之1.85.1“青州所出”。传世亦有三件，那么原墓葬应该至少有四件。分别藏在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銘文共八行79字,器盖和器内都有,内容大致相同,记述了西周贵族间交换土地的大事。这种记载当时土地或其他物品交还过的青铜铭文在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上开始比较多地出现,如散氏盘等。是倗生簋对土地交易的过程和规则记录完备,对研究中国司法、经济史也极为重要。

据传,倗生簋共出土了四件,造型纹饰完全相同.但仅留传了三件,分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除了上海博物馆这件保存完好外,其他两件均遗失了器盖.

-据“上海博物馆之友”论坛·网友“泥巴色的纯白”，感谢。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完备的土地交易合同，试粗读如下。

一、立契时间：正月初吉癸巳。接着对这个时间做了进一步的说明：王在成周。该簋铸于周恭王时代。

二、交换双方：分别为格伯和倗生。有人认为，此处“生”通“甥”，即强调母亲出自“傰”氏。

三、标的。爰良马乘。爰，查《汉语大字典》义项很多，可以与这里场景关联，不考虑虚词的可能性，那么剩下三个义项。据《说文》：“爰，引也。”；据《玉篇》：“爰，为也。”；据《小尔雅广诂》：爰，易也。不过这里的“易”，《汉语大字典》主要释作改易、更换，而舍弃了交易含义。譬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爰田。乘的意思大家在中学语文里都应该学过，乃是一车四马的总称。《左传隐公元年》：缮甲兵，具卒乘。杜预注：步曰卒，车曰乘。又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玄英疏：乘，驷马也。范甯注：四马曰乘。（同上，第17页）

四、契价和交割。

格伯开价三十田换四匹马：厥贮三十田。厥。《说文》：厥，發石也。另有代词，相当于“其”的解释。《尔雅释言》：厥，其也。贮。《说文》：貯（《汉语大字典》谓贮为貯的简化字，第1510页），積也。从贝，宁声。商乘祚《殷墟文字类编》：貯，（甲骨文）象内贝于宁中形，或贝在宁下，与许书作貯，贝在宁旁意同。在这里，采取其“累积”的意思做“总共”讲，或可符合该交易文字原意。

“则析”，类似于虎符那样，把一体的物体剖开各自拿一半。至于谁拿左半边，谁拿右半边，这没有一定之数。例如鬲从盈铭文中有‘氒右鬲从’之词句，散氏盘的铭文中则有‘氒左执绥史正仲农’的说法。

订立契约，自然等于接受契价，买卖成交。财产交割的意思表达和完成。

接下来，正式财产交割。便是把议定的产田分别过渡对方。倗生接受了对方田产：格伯在殹妊这个地方的三十田，具体方位是：“厥从格伯甸殷，厥幼零”。

田产交割完成，在契约之析以外，倗生树木为标记。“格伯爰良马乘于倗生”则是：格伯从倗生那里换来良马一乘或者四匹。

因此整篇铭文的意思，就是格伯从倗生那里取得四匹好马，讲定交换的价值是三十田，双方剖版成交。格伯交付的是殹妊和仡，和甸殷崇地的田产，并以零谷和（原）谷的树木为标记。书记官吏戠武建立了文书档案，划定了界域。

傰生簋除了在司法史上作为最早的有据可查的交易合同举足轻重之外，在中国政治经济史上同样不可忽视。众所周知，西周时期天下土地都归周王所有，周王再将其分封给手下大大小小的诸侯贵族。在这样一个总前提下，贵族之间土地流转是不“合法”的，可是在傰生簋里，傰生和格伯土地和马匹之间的交易，得到了书记官“戠武”的记录，可以被视为一种类似于现代的“公证”手段。这是否能说明，这个交易是得到了官方承认的呢？如果是事实的话，那就是说，至少在此簋制作的时期，官方已经认可了这样的土地流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整个国家架构，正趋向于崩溃而走向东周列国的战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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