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裁剪】繁荣与崩溃-晚清的股市回眸 1 -- aryang

19世纪中叶，在先后“开放”的沿海“五口”和长江“十口”上，外轮迅速激增，大清水运业务一度被外轮垄断了80％的份额。轮船“速稳、载巨、费省、利厚”，中国的旧式帆船业渐渐不支。“如若运盐运漕全部假于外人，一伺战事再起，国家存亡之咽喉必扼于他手。”李鸿章以富国图强之名，上书同治皇帝，陈述“商战”利害，要求“官督商办”，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一八七二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此时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这份引起朝廷上下，特别是满族王公非议的奏折已在慈禧太后案头搁了十年，若不是李鸿章"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议而为之"，恐怕要拖到猴年马月了。

　　奏折是批了，头疼的事还在后面，因为老佛爷“准奏”后面还有一句话，“朝廷手头上也紧，你自个儿想法子去吧。”这叫政策照给，资金自筹。

　　当晚李鸿章找来造船界巨子朱共昂，即后来的招商局董事长，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两人先按官场习惯相互兜圈子，尽量摸清对方态度，最后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容闳。容闳是清政府首批官费留学生，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计划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并拟列《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是中国最早模仿西方股份制筹组股份公司的设想，章程报到总理衙门后由于多方掣肘未能通过，但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着这份章程两人反复酝酿并形成一致意见：按此法进行。

　　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号称“中华第一股”，也算是当年的第一大蓝筹。

1873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永安街挂牌开业，唐廷枢任总办，朱其昂、许润、盛宣怀、朱其诏先后任会办。该局具有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基本特点：

第一，采取公开向社会招股的方式筹集资垒。由朱其昂等拟成的《招商局条规》规定轮船招商局股份每股规银100两，入股数目不加限制，股本金一经投入便发给，股份票取息手折，折内详载股东姓名籍贯，当股票转让时，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第二，股东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按照局规，每百股举一商董，作为人股商人之代表，再由众商董推举总董，参与招商局及各分局的领导决策。“有关局务以及更改定章，虞添置船只，兴造码头栈房诸大端，须遵在股众人集议，择善而行，弗得偏执己见”。

第三，按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模式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招商局在财务管理方面也“酌仿洋商生意条规办理”，具体办法是：“各分局将银饯收入数目，按船开帐连银并寄总局核收，每届三月结小帐，一年结大总，造册分送。其总局进出银钱，每日有流水簿，每月有小结簿，每年有总结算”。全公司的财务状况，每年要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并在上海最有影响，。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和《字林沪报》等报纸上公请于众，向社会公开，向股东们报告，“任凭在股诸人随时到局查阅”。

股份制当时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完善需要一个实践过程，而它的成长又不能不受近代社会环境的制约．作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所推行的股份制又带上许多“中国式”特色，与西方成热的股份制企业脊所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管理体制上实行“官督商办”，由“官总共大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没有官方的倡导与组织，是不可能的。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采取官督商办有共必然性，合理性，政府对企业的某些干预也属正常。但由于清政府对近代企业的管理缺乏必要的了解，将封建性体制的管理模式移植到官督商办的股份制企业，从而扼杀了企业生机，阻碍其健康发展。轮船招商局“在局员董由官派委……帐目由官稽查”，企业内部充满官场习气与衙门作风，一些重要职务往往“委之庖代”，甚至“挂名分肥”，“官场中皆视商局为肥缺，为利薮，为消纳闲散之衙署”。政府向招商局索要的各种“赈捐”、“筹防捐”等应接不暇。官商结合，利权并存的企业发展优势逐渐被官商勾结、侵权夺利的激烈斗争所抵消，股份制在这种情形下不断扭曲．

第二，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官利”制．按近代股份制的遭则，股东投资的回摧亭完全受企业经营状况的支配．所以投资者十分关心企业经营，股份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查机构等，保证股东监督企业的运作。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为了集资的需要，普遍实行“官利” (股息)制，不论企业是否盈利，股息都要预先付出，然后再进行结算，仍有利润时，再进行分配。如轮船招商局的总后台李鸿章在1877年的一份奏稿中写道：“设局本意，重在招商，非万不得已，不可议减商息也”。即使在盈余不多的情况下，宁可对官府借款“暂时缓缴三年利息，”也要保证商股“按年一分”的股息，“即上年生意亏折，余利仅有五厘，该局仍筹给商息一分”。按照章程规定，分发“官利”后，如有盈余，以八成摊归各股，作为溢利，以二成分与商总董事人等作为花红，以示鼓励。股份制企业实行“官利”制，使股金带有借贷资本的特性，因此许多股东并不注重其在企业中的权利与义务。过高的“官利”也不利企业扩大再生产，据1895—1911年统计，轮船招商局共盈利8059705两，其中官利一项支出即高达5480000两，占总额的67.99％。

招商局开办之初，因当时风气来开，商人多存观望，以致“招股年余，无人过问”，股票价格竟跌至四五折。而且该局“岁有江浙漕粮之贴运，又有回空之免税”，以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为首的洋商对“利益尽被其占去”的轮船招商局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他们首先从自己垄断的保险业切入。其时，承办轮船招商局船舶保险业务，外商保险公司都要求缴纳天价的保险费用。一条价值10万两白银的轮船，一年需缴纳1万余两保险费用。在国内，除了买办商人，尚没有人通晓保险这份“舶来品”为何物，为此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付出高额的保费以求得货运权。

　　然而，1875年的一个事件促成了变化。

　　这年4月4日，轮船招商局的“福星”轮满载着7 000石漕米和一些布匹、茶叶，从黄浦江边开始了它的“天津之行”。行至黑水洋水域，雨大雾浓，尽管“福星”减速缓行，还是与一艘英籍轮船相撞。63名船员遇难，货物全部沉入海底。轮船招商局损失巨大，仅抚恤金就需支出2.4万两白银。“弱国无外交”，肇事船因为英国使馆庇护，迟迟不肯支付赔偿金。事隔两年后，从肇事船追回的3?600两不足额的赔偿金与损失相比可谓杯水车薪。“福星”事件让李鸿章认清海运风险，任命买办经验丰富的唐廷枢、徐润及盛宣怀筹办保险招商局，“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1875年11月唐、徐二人公开招股，华商受过洋商保险公司欺压，对于自办保险鼎力支持，很快便“投股逾额”。12月28日，“股份制”的保险招商局成立，宣告了中国民族保险的诞生。

　　轮船招商总局（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局（分公司）遍布天津、烟台、广州、香港等沿海地区，后又落户横滨、神户、吕宋（菲律宾）、新加坡。有了自营的保险公司，轮船招商局与外轮公司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商战。其时，太古、怡和、旗昌等外轮公司，结成同盟，采用大幅降低运费等手段尝试打压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扶持下，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几番交手，外轮阵营中的旗昌公司受挫破产。1877年，轮船招商局以222万两白银买进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码头和位於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与2家英资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达成协定，共同垄断中国水运。由於在制度上落後於对手，英资轮船公司不久重新佔据了主导地位。

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的保护下，除了有漕粮专利生意外，还得得到政府的贷款，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徵釐金。虽然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商人最初对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十分怀疑，投资入股并不踊跃。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主要由董的私人网路出售。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招商局的招般工作从1873年下半年开始走出低谷，正如当时报载，该局“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人股份者”。迄1881年招商局共招股100万两。股票价格也节节上升，1882年面值百两的股票价格跨越 200两大关，9月26日竞高达253两。轮船招商局在1882年底增发新股，每新股价格100两，1883年3月22日新股上市，当年招商局股份银总共达到2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