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全球经济增长性质三大变化 -- 西风陶陶

全球经济增长性质三大变化

2004年07月30日10:02 国际金融报

如果我们采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增长，美国2000年的真实收入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6倍。然而，如果采用调整过的衡量标准，美国现在的真实收入就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换句话说，当前美国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经济之内。

衡量标准的变化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富国的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现在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及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已经不充分了。

他们没有考虑到技术机能进化。我指的是高速技术变革和人类生理学进步之间的合力。由于这种合力的存在，人类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控制。这种新时代的控制可以使人把自己的尺寸平均增加了5寸。

技术机能进化的另一方面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自由支配时间。

在20世纪当中，每年的工作小时几乎下降了一半，以至于一个富裕国家的一家之主现在每年仅仅工作1700个小时，有些国家已经降低到1600个小时。由于家务工作的机械化，现在一个典型的已婚妇女同样也花时间在闲暇上，而不是工作上。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将这些富人称为有闲阶级，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有闲阶级中的人们都是懒惰的。

为什么最近几年中谋生工作的时间大量减少呢？我们注意到，并非仅仅是每年和每周的谋生工作时间在减少，正是这一现象暗示了问题的答案。人们把自己一生中的自由支配时间花在谋生工作上的比例下降得更加迅速，部分原因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比过去晚了5年，还有部分原因是平均的退休时间比一个世纪以前延长了11年。

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发展，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或者是想象中的乃至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商品，经过了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现在甚至连穷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典型一家之主必须劳作1800个小时来获取全家一年的食品供给，但是现在仅仅需要260个小时。

国家支出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当额外的闲暇时间按照工人工作时间所挣的收入来衡量的时候。食品、衣服和住房，过去价值总消费的四分之三，现在仅仅在富国占12%。另一方面，闲暇从总消费的18%上升到67%。在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有巨大的增加，从小于总支出的2%到大约占总支出的15%。

尽管如此，到现在所展现的数字不能充分地刻画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增长的程度。因为在上述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到产出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的服务业。今天的中学生在健身房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大学研究生还学得多，而且现在的青少年对于电脑懂得比他们的父母还多。

卫生保健方面更加具有戏剧性。一个半世纪以前，快到40岁和40岁刚出头的人被慢性疾病所折磨，他们甚至比现在的快到70岁和70岁出头的人更加痛苦。现在不仅疾病的平均发病年龄被推迟了，而且一旦表现出发病症状还有大量有效的治疗方法。

保健和教育部门中大多数的重要进展由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被忽视了，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价值是由投入而不是由产出来衡量的。

以美国为例，我个人粗略的估算表明，如果允许加入闲暇时间增加、卫生保健质量改善、教育质量改善这一类因素的话，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几乎能够翻一番(从每年1.8%到每年超过3%)。

这些统计数据对于我们理解美国的生活标准的改变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如果我们采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增长，美国2000年的真实收入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6倍。然而，如果采用调整过的衡量标准，美国现在的真实收入就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换句话说，当前美国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经济之内。

非实物资产的分配

我接下来将要简要地考察经济增长性质变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高水平的经济绩效对于家庭和经济体的产出分配的影响。那些担心平等主义议题的人们倾向于将分配理解为实物商品的分配，例如食品、衣服和住房。

在20世纪最后60年左右的时间里，产出中实物产品占主导的现象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了。随着医生、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性从业人员的增长，非实物产品逐渐占据了主导，现在资产的主要形式已经不再是房屋、机械、或者输电网络，而是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的劳动技能。正是这些非实物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个人和商业实体在竞争市场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与否。

统治了上个世纪大多数改革运动的平等主义方针的议事日程，即现代主义的议事日程，是以实物再分配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所强调的分析并不是货币收入的分配，也不是食品、房屋、或者耐用消费品的分配。在富裕国家中，例如美国，最难以处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实物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些正是自我实现的斗争中的关键性资产。

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好的生活？”是我们思考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的内容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从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所必须的工作解放出来，人们在公共服务、军事冒险、慈善事业、艺术、神学、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中寻求自我实现。

在一个大部分人缺乏充分营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世界里，自我实现可能确实看起来像是纯粹的装饰，但是在一个即使连穷人也富裕的国家中就不是这样了。

一些平等主义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当今美国穷人的实物水平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他们把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条件混淆了。如果未能认识到上个世纪中即使对穷人而言其物质财富也有相当巨大的增加，这就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在富裕国家中针对持续性贫困的斗争，因为这里贫困的主要特征是同社会主流的精神上的疏远。尽管实物援助在克服精神疏远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想当然的以实物环境的改善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上的改善的话，那么实物援助也很难发挥作用。

个人潜能的实现并不能被国家立法规定，也不能由富人提供给穷人。政府并不能把那些拥有优秀品质的人身上的美德转移给那些并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富人也不可能开出以优点为面值的支票。自我实现必须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宣传来逐渐发展。这里对于个人选择的强调并不是对其他个体或者组织有没有任何的作用。恰恰相反的是，个人选择的质量和可能的机遇与这个人多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源密切相关。

对于精神上的公平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需要金钱，因为这里的非实物资产大多数是通过私人的转移而发展起来的，并没有通过市场。虽然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精神上贫乏的人，但是在被疏远的年轻人和年纪渐老的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群体是年纪渐老的人。在美国超过65岁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因为他们与通常的社会网络的联系被切断了。

全球市场的转移

经济增长变革的第三个方面是耐用品和高科技服务的全球市场所在地的迅速和彻底的转移。这已经很难说是什么新现象了。过去的十年中出现了数千篇文章描述了形成中的东南亚市场。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进展对于全球经济增长演变的充分含义。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将集中讨论8个经济体，它们都位于通常被称作新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其中包括了已经进入所谓富裕的集团的“亚洲四小虎”：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还包括仍未达到这一目标的四个经济体，它们是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仍然把这四个国家当作贫困国家。作为一个团体，在从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8个经济体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10.7%。不考虑金融因素诱发的不稳定性，这8个经济体的年平均增长率恢复至6%到8%水平。结论是，它们的GDP的总量在1999年达到了6.5万亿美元，这大约等同于5个最大的西欧经济体的GDP的总量，还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五分之四。

那么2030年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假设欧洲和法国继续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采用传统的GDP衡量方法)，这是它们近期的最高记录。我们同样假设新工业化经济体的增长率仅仅达到其在过去的20年中增长速度的年均水平的四分之三(包含金融危机时期)。在这些假设下，新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GDP总量将达到大约60万亿美元，或者说超过欧洲和法国的经济总和的15%。

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的话，而且我们相信这是完全可能的，东亚和东南亚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市场，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跨国公司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并且规定新产品的标准。“亚洲四小虎”已经实现了我这里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增长很久，日本也做到了这点。

前面的这些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巨型跨国公司愿意冒着的风险来中国和东南亚投资，甚至不顾许多仍摆在投资者面前的困难。

我最后用一个问题作为结尾。假设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每年6%或者7%的速度继续增长。这是否意味着技术领先地位将从西方转移到东亚或者东南亚呢？我的答案是，并不一定。因为信息、生物化学、基因工程、以及能源工业等领域中的新技术是由基础科学知识的水平推动的，所以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能够以多大的速度培养出一大批高级科学家，还要取决于这些科学家能够多么迅速地发现科学研究最优前途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