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评论宋高宗赵构－转贴 -- 支持李梅

一个荒淫无道的帝王，却窃取了「中兴之主」的美誉，并且给民族历史烙下惨痛记忆。《荒淫无道宋高宗》以具体鲜活的事实，逐层剥开南宋史官曲笔讳笔加在宋高宗身上的层层装扮，辛辣而又沉重地揭示宋高宗赵构是如何精心而又丑陋地凭藉专制主义的魔力做到这些的，并且「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P3)，挞伐专制政治的腐败。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的丑陋之大处，在于皇权所代表的皇室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这种丑陋在赵构那里达到了极致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当他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对立时，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赵构竟然不惜自毁长城，与秦桧相为表里，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虽然史称秦桧矫诏举办冤狱，但王曾瑜先生以充分的证据论证宋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像其他大多数的诏狱一样，岳飞案最后也必然是由宋高宗亲自裁决的。而同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历史事实，由于南宋史官曲笔为宋高宗讳，却被掩饰了数百年，王著通过对这段史实的发掘，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专制主义横行的时代，舆论是如何有意无意地制造假象为专制者粉饰的，而专制者越是出于个人私利干尽坏事，就越是需要竭力自我粉饰，包括寻找合适的替罪羊以为自己开脱。

岳飞的罢官乃至被杀只不过是赵构无法向历史交待的多件恶行中的一件，其实赵构与秦桧之间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关系。秦桧之所以能位极人臣，让赵构「唯(他)一人之从」(P234)，是因为赵构需要在官僚系统中选择这样一个代理人，让他来做自己不能明目张胆地去做的事。从金人那里回来、赞同他屈膝求和的秦桧，自甘被他利用而逐杀异己、箝制异议、追缴焚毁一切记录事实的私史文字、与金人和议巩固了赵构的皇位，也正因为迎合了赵构的这一阴暗的需求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擅权近二十年。

赵构的种种劣行决非出于偶然，而是他个人性格与私欲的必然结果。在两宋之交民族危亡的动荡年代，凭藉造化作弄的机缘，在金兵包围京城开封的情况下，身在路途的赵构从深宫中无所事事的花花太岁，陡然成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赵构原本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民族英雄的道路。然而，手握兵马大权之后，赵构从未想过要率兵前去解纾家仇国难，反而拥兵南逃，「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P17)。在徽、钦二帝和所有宗室主要成员都被金人掳往北方之后，赵构登上皇帝的宝座。最高权力并未让他负担起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他所想所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如何保住皇帝的宝座，以及如何滥用这一宝座所带来的权力。

为了保住从天上掉下来的皇位，赵构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用作赌注，主动放弃对金人的一切抵抗，对积极备战的李纲等人切齿痛恨，不遗余力地排挤宗泽这样忠心耿耿一心抗战的文武将士，重用一心拥戴他、只会苟且偷安并且善于弄权的黄潜善、汪伯彦等小人。只是在金兵一路追击、想要彻底铲除赵宋政权的形势下，赵构才不得不勉强打起精神赞同各路大军的抗金行动，但同时又蓄意鼓励纵容各大将领敛财贪生，瓦解南宋军队本就参差不齐的战斗力。在战场形势略有好转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曲意求和，甚至不惜跪地称臣。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只不过是为了将父母兄弟永久困在虎狼之域，从而保有自己皇位的一己私欲。虽然赵构其实另有「不可告人的、喜出望外的心理」，而在表面上，他又「不得不经常将『奉迎二圣』之类挂在口头，表现出对父母兄弟所遭劫难的哀痛」(P41)。 应该说在南宋初年，赵构这种言行不一，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正直臣子与太学生们的批评。虽然有「不诛大臣、言官」的祖誓(P40)，虽然赵构在即位伊始也曾下诏保证「容受直言，虽有失当，不加以罪」(P41)，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阻止赵构，在即位仅有三个月时，就气势汹汹地诛杀上书言事的陈东与欧阳澈。同时还意犹未尽地「下诏奖励告讦」，此后又屡兴文狱，「企图以酷刑峻罚钳制天下之口」(P40)。在杀陈东与欧阳澈两年之后，统治手法日臻完善的赵构终于意识到杀言者只会使自己蒙上难以洗刷的恶名，从此时起他比以前更自觉地伪装自己，更注意维护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但是正如王曾瑜先生书中所揭露的那样，赵构统治的数十年间，除少数诏狱不见文献记载外，基本上都是由赵构最后亲自裁决的。

虽然赵构的那些行为，「不论用古代或今时的伦理道德衡量，都是十分卑劣的行径」，但经过种种粉饰和打压的手段，他仍然被装扮成一个让人竭尽忠诚的道德偶像。王曾瑜先生在书中尖锐指出，这正是宋高宗一手导演的造神运动的结果。如果说每个专制者都希望自己被神化，那么，当统治者感到理亏或心虚时，感到内外交困却又统治乏术时，就特别需要乞灵于造神术，这就是赵构之所以十分热衷并急切鼓励大臣们神化自己的动力所在。诚然，与古今中外所有的造神运动一样，这种运动还需要有大批的参与者和追随者，这一运动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当时大批文丐的出现。我们固然可以对赵构统治下随时可能因严酷的文字狱而遭受迫害的文人，予以足够的同情，但文丐们以大量的「谄诗和谀文作为以人格交换利禄的商品」(P368)，竞相投机钻营、争权夺利、固位邀宠的现象，用避祸来为他们开脱是远远不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一直自诩为伦理道德本位的传统文化载体，一遇专制政体，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的操守、风骨之类顿时烟消云散，这难道不也是与专制主义的风行同样值得深思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