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1) -- 内燃机车

8 幼稚的狂欢

我从垫江起程到重庆时，向新青社员龚开基的叔叔龚泽普，要了一套黑布棉衣穿上，心想我从外表也要打扮成一个革命者。

到达重庆后，我住在同乡兼私塾同学聂诗言家。早上，我去找老妻实习的市民医院，从七星岗上去要走一段上坡，才到医院。到了门诊部，看见妻穿着白大褂，还是戴着那付近视眼镜。见我去了，她急忙介绍蒋主任，还有赵皿等两位中大实习同学。她端了个凳子，让我等一会。我看见她忙里忙外，喊病人、拿器械、问病史，还像个大夫的样子。

挨到下班，她拉着我一块到门诊部后边的食堂吃饭，八个人一桌，坐满就吃。饭后，爬了一段很陡的梯坎，才上到她们的单身宿舍，她住在最外边靠左的一间，两张单人床，一个条桌，两把木靠椅。那个年月，这条件很不错。

妻曾经告诉过我，她读书时寒暑假回家，总要把学校里的事，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向父亲讲个够。今天好容易有个机会，她把重庆解放的经过，急忙给我讲。细节我忘了，我只记得她说：开始听说国民党特务开过会，要把重庆的桥梁、仓库、渡口……通通破坏，才撤退；有的又说：杨森逃走时，要纵火烧城，医院呢，当然也是干扰破坏的重点。大家紧张极了，逢人就打探消息：“怎么样，解放军离重庆还有多远？”巴不得他们跑快点。大家焦躁地等了两天，传来消息，杨森跑了，解放军过江了。重庆悄悄地迎来了解放。

一会，同寝室的贺启芬回来了。贺大夫万县医专毕业，地下党员，画了点淡妆，容光焕发，青春美丽。贺是妇产科大夫，解放后曾奉派到苏联留学。听说，回国后，在一次生小孩时，难产，死了！还真是医生医不了自己的病，一个妇产科大夫竟死于难产。不过幸好，她没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被戴上“苏修特务”、“反动权威”的帽子。这都是后话了。

那年月，在国统区的年轻人，只要信仰相近，真是毫无顾忌，无话不讲，口头语：“都解放了，还不该狂欢几天。”当贺大夫听说我是垫江人时，她马上问我认不认识刘德彬？我说是老同学、好朋友，原来贺大夫和刘德彬在万县医专同过学，一下距离更拉近了，她说：昨天刘德彬还来看过我哩！

谈起刘德彬，妻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很得意地考问我：“解放后第一批进中美合作所的人员是谁？”我咋知道。她大声宣布：“是我，我是第一批进去消毒的。”可一会她又改口了：“不对，我不是第一批进去的，中大医学院同学陈梓璋，她的爱人郭崇学在大屠杀中牺牲了，重庆解放后，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进去找郭崇学，她比我还早！”

由“中美合作所”，贺大夫又讲起了杨汉秀，杨和贺有过工作关系，她说：杨汉秀从延安奉派回来，作她伯父杨森的劝降工作，听说提了三个条件：起义投降、保境安民、活捉蒋介石。这前两条好说，这第三条杨森碍难。没法，杨森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只好牺牲杨汉秀，解放前夕，她被“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勒死在歌乐山荒郊。现在看，杨汉秀死了是烈士，英名长存；活着呢？

妻生怕我不知道新闻，她一边用小刀切广柑，一边接着贺大夫的话，给我讲：“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不是十一月廿七日开始的，早就断断续续杀了一批囚徒，只是解放军来得快，急了，才集体大屠杀的。”她还描绘，她们进去收集了很多血衣，用大锅煮沸消毒后，树枝上到处都挂起血衣。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去医院。有一次，我们还约了中大的一批女同学，在上清寺聚興城银行黄启愚婶婶家聚会，七手八脚，一边弄吃的，一边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咳嗬！咳嗬！非常兴奋，非常起劲，算得上“狂欢”！后来，妻责怪我，大家都在干活，就你不动手，好意思？我说：“我唱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只顾高兴。黄启愚当年抗日爱国，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过“青年军”，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启愚，这是当初天真的你绝想不到的吧？

我和妻一块，还到一个有名的剧场，看过话剧《血泪仇》。阶级教育嘛，反动的剥削阶级欺压劳苦人民，使我们更坚定了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

狂欢归狂欢，小知识分子难免也有牢骚，在回来的路上，妻不满她们医院的军代表，向我唠叨了几句：“他念文件都念不通，一开腔就是你们要好好改造，简直以征服者自居。”

我后来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找到了刘德彬，他还是用当年老朋友的规矩，留我在他那里住几天，他们那时是揭露蒋匪帮罪行的活教材，人们把他们当英雄，享受“中灶”待遇。他还不懂得得什么叫政治审查，只是为等到了“天亮”高兴，一心要记住死去难友们的嘱托，跟着党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成天忙着筹备烈士追悼大会，研究烈士名单，编写《如此中美合作所》纪念册。他给我讲了在渣滓洞监狱一些受刑的故事，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老虎凳”。

我和妻受传统观念影响，对大学文凭是十分看重的，妻担心在市民医院的实习成绩，学校不承认，决定再回南京。谈到学历，这里讲个故事，老妻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个老同志，还有个营养师是个大学毕业生。两个退休后，碰在一块闲聊当年的事。营养师埋怨人事干事说：“我当年大学毕业，你把我和一般没学历人一样‘打整’，都弄个助理干事，这公平吗？”人事干事把嘴噘得老高，很不服气，她说：“我那时又不懂大学毕业生，该定哪一级，反正，来的都是助理干事！”从老区来的干部一般只重视什么出身、那年参加革命，是连级、营级、还是团级，哪管你什么大学本科、专科、几年制学制，有没有文凭？妻争取再回南京是怕拿不到文凭，可这一辈子也没人问过她一次文凭的事。那些年，什么大学毕业？人人都是革命大学毕业，什么工作都能干。“外行领导内行”，天经地义！

不久，我通过聂诗言找到他跑上海轮船的朋友，在弹子石岸边，把妻和她的同学赵皿，这两个幼稚的狂欢者，愉快地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