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1) -- 内燃机车

2 原来是你

胡启恒和刘德彬关系好，德彬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启恒倾向革命，受德彬影响较大。我和德彬是小学、初中同班同学，大学阶段一块办《桂溪风》，关系很好。相互的思想倾向，知根知底。

解放前，有个晚上，县城的一间小屋里，灯光昏暗，拥挤着坐了七、八个年轻人，神情严肃、紧张、神秘。干啥？新青社为新入社的几个同志，举行宣誓仪式。会议由胡启恒介绍我的情况，举手、念誓词，经过这些程序，仪式完成了。

这次入社，我有点高兴。为什么？因我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时，心里有个结，没有组织，光有理想，不踏实，这回了却了宿愿。

启恒给我讲，中心县委的指示是：“保护城乡，配合接管。”要作好县里军政上层人员的策反劝降工作。

11月下旬的一天，县国大代表谭叔愚在家召开“应变会议”。谭家住南街，穿过一条种有翠竹的小巷，便进到客厅。开会的人，有20多位，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克勤来得较早，他一身军装，斜挂皮带，脚穿长统皮靴。先到的人相互寒喧，烟雾缭绕，噪声一片。闵克勤把专署驻垫江保安大队长谭道禄喊到一边，问他应变办法，谭说：“我和军统谍报组长邓乐群商量过，先把部队拉到新民乡，解放军来，打烂了，上西山！……”闵说：“好呀！那我们也把队伍拉出去。”……顽固分子想要顽抗到底，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地下党派新青社员潘本立，以县大专同学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以后，讨论的焦点是“打”、还是“跑”。在这种关键时刻，参加会议的人，还真想听听年轻人的意见。潘本立说：“能不能不打不跑，找出一个稳住社会，保住家乡的办法。”闵克勤紧接着亮出了底牌：“谁能让共产党出来和我们当面谈，我们不跑不打，他们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情报反馈回来后，特支书记徐树人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只有主动出击，才能作好争取工作。谁出面？启恒说：“我在县城时间长，三教九流都有来往，他们不会对我起疑心的，我去谈！”

12月1日上午，县农科所大门两旁的几棵槐树，在冷风中焦燥地摇曳，会议室里，廖县长的代表皮世德、谭叔愚的代表谭正品、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克勤、县参议员刘琢之、县农推所主任余麟章，正急切地等待着地下党的代表。当启恒走进会议室，主动同大家握手，自我介绍：“地下党派我来向大家问好！”大家都愣了，过了一会，才惊呀、高兴地大声说出这么一句：“呵！原来是你呀！真是天天见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呀！”

接着，启恒传达了二野刘、邓首长，对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不念旧恶、量才录用”的指示，大家齐声说：“好！好！”心情一下放松了下来。启恒又讲了上级对准备接管的四点指示，大意是自卫队等候整编，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护厂护校护路等等。

谈判结束后，廖县长和闵克勤把这些要求，很快拟了公文，布告全县，为保境安民、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解放初期，启恒在公安局工作，在这期间，闵克勤、谭叔愚被镇压了。他们相信启恒讲“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话，“放心”得太早了。我估计，不知道阶级斗争复杂性、残酷性的人，何只胡启恒一个。

1965年，分别15年后，我又在垫江见到启恒，这时他已调任非权力核心的县文化馆长。文化馆在县城东门禹王宫，这晚他留宿我在馆里。这次见面，言谈少了。我问他：“怎么我的几个侄儿也算‘地主’，不准上学？祖辈的账还记在孙辈头上呀？”他没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这些当权的，看不起地下党员，他们知道是谁到张家滩去接解放军的吗？”

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到过他一封信，让我帮他去找原地下党长寿中心县委副书记范硕默，证明是范接受他入党的。唉呀！天哪！想不到连他的党籍都出了问题！好在，我到省医院病房找到了范，他承认胡启恒是党员。我立刻给他回信，让他快派人来调查，我说：“范的病很重，怕来晚了，见不到人！”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我回了次垫江，胡启恒已退休多年。我说我要去看他，友人说他已老年痴呆，叫我不要去。有病，更要去看。他在家戴了顶厚厚的绒帽子，手提一个垫江特有的灰笼，他见到我时，用铜筷子拨了下灰笼的火，把灰笼递给我，让我烤手。这次，他没骂人，也没提“张家滩”。可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你能平平安安活到今天，我真为你庆幸呀！就算你为垫江和平解放立过功，用后来的观念来衡量：你把闵克勤推荐为垫江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你敌我不分；说你历史、社会关系复杂，你说得清吗？真幸运！

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不同的历史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