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河入海处--------缘起 -- 史文恭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旧中国另一个重要的力量------资本家。

1945年8月28日，在这个吉利的日子里，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在机场上，人们记下了一个细节，迎接东哥的国民党官员告诉他，蒋介石特地为他准备了一辆专车，对此，东哥一边对他说，谢谢，一边却还是钻进了美国佬赫尔利的车子。--------纵然是号称一直无所畏惧的东哥，此时也显出一点慌乱，---在从机场到达张治中公馆小憩时，东哥还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无可否认，伟大的政治人物虽然可以凭借理智完成充满勇气的行动，但并不意味他的坚强神经足以控制他情绪上所透露的无意识的紧张。。。

而想出邀请东哥来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那个提议者，就是下面我们所要介绍的一位牛人----吴鼎昌。

假如要找一个少年得志的人物，吴鼎昌可谓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此公生于1884年，19岁就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而且还是地下党员，不是公开的），26岁回国，成为当时满清的“商科进士”，（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所以吴是“商科”进士。），此后，28岁，做中国银行监督，30岁，做上了天津造币厂监督。北洋政府时代流通的“袁大头”（银币），即由天津造币厂制造。名为七钱二分，规定可以掺几成铜（纯银不能敲响），因为这个原因，吴鼎昌一年闭着眼睛就可有额外收入一两百万银元，就此他成了财阀。（当然，这个时候，吴鼎昌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同盟会地下党员的身分，就不得而知了。）要知道，１９１２年一块银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天人民币５０多元，吴鼎昌这笔外快，实在是太爽了。无怪乎后来，张勋复辟被推翻后，1918年，段祺瑞任命曹汝霖做财政总长，曹推举时年34岁的吴鼎昌做次长，吴就要求兼任这个天津造币厂厂长作为条件。也真佩服吴鼎昌的财运，他做财政部次长期间，刚好发生了著名的上海焚毁鸦片大舞弊案，当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及副使何丰林，大举没收鸦片商的大批毒品，名谓消除烟祸，却未见其公开焚毁，实已卖掉变为巨款，两人私分，上海商人及江浙缙绅，纷纷向北京政府告状。卢、何等本为皖系，因此皖系首脑，当时主政的段祺瑞自然要加以庇护，于是制造伪证，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此事要经财政部出面，了此手续。曹汝霖得贿80万元，予以“批准”。但手续上必须次长副署，吴则一再托词拖延。曹汝霖本是老狐狸，知此款不能独吞，乃以一张20万元的支票，暗中塞给吴鼎昌，吴笑纳以后，第二天就副署了此大舞弊案的文件。（以上是徐铸成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卢永祥和何丰林向财政部行贿八十万元。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部务由吴处理，这笔贿款，曹未分润，由吴独得。此事由章士钊所说）

同时，1917年，33岁的吴鼎昌已经荣任当年号称“北四行”（北方四大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总经理，1926年，腰缠万贯的吴鼎昌和留日时友人胡政之、张季鸾合作，复刊了关门不久的天津《大公报》，胡，张二人负责报纸编辑，发行，而报纸的财政由吴鼎昌一人支持。---因为这一点，《大公报》得以成为当时少有的独立评论的报纸，（要知道，民国初期的很多记者都是拿政坛人物红包的，只不过有一些名记者虽然拿了红包，还是照骂不误，比如邵飘萍），所以，《大公报》得以赢得公正的名声而因此流行全国。号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但事实上，并不尽然。

北洋政府的前财政次长吴鼎昌后来很快找到了新东家，那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他被蒋招揽，从政。历任要职，抗战期间，出掌贵州省政府主席、掌握该省军政大权。对贵州建设贡献很大。抗战胜利之后，吴鼎昌已经是蒋介石的心腹策士，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要东哥来重庆谈判，正是此公妙计。

行文至此，似乎吴鼎昌的人生并不算得上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资本家”，但其实作为《大公报》社长的他，更符合旧中国政治结构里一个资本家的典型，那就是投机政治的财阀。或者说，在旧中国时代，真正成功的资本家是必须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不用一些更直接的官商结合的例子，而用《大公报》社长吴鼎昌的例子，是因为在某一些作者眼里，似乎民国时期有真正“民主”的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吴鼎昌的早年成功恰恰是因为他深知和政界勾结的妙处。而他后来虽然弃商从政，这只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并且他深知，为了保持这个身家，必须要投入政治以进一步发展。-------值得提起的是，吴鼎昌1949年借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之际，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举家逃难香港，而大陆解放后，据说他还对北京暗送秋波，表示要回归故里，但1950年因为治疗牙病时因医疗事故而撒手人寰。------对于一生享尽荣华的吴鼎昌而言，他的人生要比陈独秀的好得多，但作为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则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从个人智力和才能这方面衡量，吴鼎昌无疑是当时中国少数的几个顶尖人物之一，但作为一个善于投机的商人，他对当时政治的贡献（尤其是对国民党为主的中央政府的贡献），是不大的。这是因为，吴鼎昌在本质上只能算一个策士，而且还是一个有私利的策士，所以他的成就是依附在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能力和政策上的。---而后者，由于和当时中国的腐朽，贪婪上层沆瀣一气，已经丧失了完成当时中国社会面对的历史使命的根本能力。---吴鼎昌能够全身而退，已然是当时资本家投入政坛后最好的结局。----另外一位同时代的牛人，16岁只身从湖南跑到美国，半工半读最后读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博士回来的蒋廷黻，就是被吴鼎昌推荐到蒋介石处，蒋做行政院长的时候，翁文灏为秘书长，蒋廷黻作证务处长，负责国民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结果蒋博士上任没几个月，提出的改革建议已经触犯各方利益，很快就被调职了。后来蒋廷黻去苏联做大使，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等技术性强的外交官，但核心政治层，对于蒋廷黻这样清廉而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而言，却始终不得进入或发挥力量。

而说到蒋廷黻，就不免提到另外一批当时民国政坛的清流角色，自由主义政论爱好者。他们之中的中坚，就是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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