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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共隐秘战线上的“抗日三杰” -- 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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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闲话中国托派 /李红岩

1987年8月5日清晨,一辆疾驶而来的公共汽车将一位出门遛早的老人无情地撞倒。驾车的司机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位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龙钟老人,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刘仁静,一位被党认定为背叛了革命的老托派。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因为,纵观中国托派错综复杂纷乱无聊短暂而充满痴呆气的历史(1928-1952),他们总是撞车:不是车撞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去撞车,而他们自己又总是以战车自诩,不仅对"敌人",而且相互间猛烈地冲撞、挤压。然而,他们实在算不上是真正的战士,只能说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家。当自号为移山郎的托派大理论家李季等人挟着钢刀与铁锤,横枪立马大呼小叫地断喝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勇猛战士时,只让我们想到堂吉诃德站在小船上冲向水磨轮盘的情形,其手中的铁锤也就成了旧小说里草包英雄挥舞的头号大纸球,其执着勇武而又荒唐笨拙的样子,忍不住使人笑来。

与刘仁静相比,另一位托派文物式的世纪老人郑超麟则可称得上是无疾而终,其结局或许是大陆托派中最好的了。这位与监狱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先生,能够从容地走向死亡,确乎定力超人。据寓居海外的托派成员王凡西《双山回忆录》记载,在国民党监狱里,面对"要枪毙"的信息,他谈笑自若,"仿佛是一位得道的高僧,预知自己的解脱期近,欣然等待那个'好日子'到来"。这位老先生坚韧的毅力,确实令人钦叹。在他以98岁高龄逝世(1998年8月1日)前的三个多月,还为自己翻译的纪德著《从苏联归来》写过一篇新序。而据同事唐宝林先生《中国托派史》载录,郑超麟1972年坐满20年刑期出狱后,竟完成一百多万字回忆录、四百多首诗词,还翻译了一部德国的长篇小说。估算郑超麟一生的文字产品,当在一千万字以上。不过,最令我感佩的,还是北京的东方出版社居然有胆识在九十年代出版郑的两部回忆录(《怀旧集》、《郑超麟回忆录》),这在八十年代,尚属不可想象。而郑老先生在某些电视文献片如《邓小平》中的亮相,更使这位老人一度成为知识界不大不小的名人,当然头衔已不再署为托派,而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上海文史馆馆员之类了。

勇武荒唐可笑之外,会写善写、下笔千言,是托派的一个特点,陶希圣甚至说李季"一摇笔就是几万字"。刘仁静精通俄文,做过托洛茨基的中国联络人,郑超麟以及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汪泽楷则俄文、法文均精,而另一个铁笔杆李季,其英文是经过辜鸿铭训练的,又曾在德国留学,故德文水平也没得说。我们得承认,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托派所做的工作远大于中共干部派。假如托派仅仅做安分的翻译家,或许还能保得一生平安,但他们偏偏要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撰述,光李季一人,就出版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我的生平》、《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马克思传》等许多著作,这就沾上惹祸的边儿了。假如仅仅限于文字上惹祸,也不过流于文人之间相互谩骂的轻松闹剧,例如,朱其华骂严灵峰是三家村的泼妇,李季骂陶希圣是"江湖术士",等等,但是,这些最不适合闹革命的书呆子偏偏要去闹革命,而闹革命又限于唾沫星子满天飞的谩骂争吵、拉帮结派、说胡话、想当然,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书生论政,三年难成"那句老话了。

如此看来,托派真可以说是一群不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的忘形者。据李季讲,他打小就营养不良,常患病,枯瘦如材,就是六月炎热天也不出汗。而且,他自小便和"血"打交道:便学、吐血、流鼻血。在北大读书时却又变成了一个大胖子,登楼即喘,步履维艰。但他天生好胜,自小就常在失败时哭闹。某年六月的一天,祖母让他提两斤烧酒去送给田中打柴的农夫,他因口渴,便一路饮去,及到目的地,因受烈日蒸射,酒性登时发作,倒在田中,知觉全失。

这正是托派的活写照:明明先天不良,偏要充当英雄;不管那酒是否醉人,只要能一时解渴,便一路饮去,不计后果,正如他们的重要信条:目标无关紧要,运动便是一切。他们流的血不是英雄断臂,而是内亏肾虚。结果现实捉弄了他们,使其"倒在田中,知觉全失"。

托派是不幸的,然而却是自找的;托派的命运或许值得同情,但托派的立场绝不值得赞同;托派成员的结局大都可怜,但他们的许多作为又确实可恨。托派的骄傲自负顽固执着很值得叹服,但主观偏执、无视现实、宗派主义、极端教条、目无全局、无限上纲、左得邪乎,却也使人观止。他们曾经是最早的中共党员,又是最早被开除党籍的一批人。但是,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除了"伟大的先知"托洛茨基,他们谁都瞧不起,即使对他们实际的或精神的老师陈独秀也不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信仰执着,可有些人背叛起信仰来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他们热衷于理性的理论探讨,却又最爱闹情绪,不冷静,所热衷的理论也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玄谈。他们非常渺小,但他们的心思却能气吞山河。托派固然不是斯大林及其信徒们所诬称的什么杀人匪帮、工人阶级之死敌、外国雇佣的特务或汉奸,但他们对进步潮流的叫骂,又确实像是癞蛤蟆爬脚面,叫人既讨厌又恶心。或许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中共党史中异化出来的一个怪胎。

相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托派还算得上是客气。1950年12月21日,刘仁静、李季在《人民日报》发表认错声明,表示与托派断绝关系。主动认错,这在一向以真理化身自居的托派成员身上表现出来,不免显得有些滑稽。然而,思想改造似乎就是不能融化他们顽固的大脑。1952年5月,当人民出版社批判刘仁静时,他毅然决然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尔后更公开表示:"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大家可以枪毙我。"接着便摔碎茶杯,躺在地板上咿呀乱叫。结果,被开除工会会籍。如此悍然对抗,不禁使人想起梁漱溟的叫板"雅量"。到12月22日,由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公安人员在大江南北采取统一行动,将托派组织一网打尽,所有托派分子全遭逮捕,骨干成员分别被判处20、15、10年等徒刑,收入监狱。

然而,牢狱依旧不能改变许多托派分子的"信仰"。1973年,最高指示释放全部在押托派,此时的刘仁静依然没有认罪,以至滞留在监狱里不能出来。翌年,在监狱里照顾他坐牢的老伴给女儿写信说,老头子不但不认错,"而且要准备写一个根本没错人家不应关他的东西。"老伴对此当然非常生气,伤感无限地对女儿写道:"他的死脑筋总是变不过来。现在又是东翻西看,一点也不想正经学习。我想了又想,实在觉得生活着是多余的,很想学古人来个尸谏。"而刘仁静却在笔记本中写道:如果有律师辩护,就可以把对他的判决驳得体无完肤。结果,至少在思想层面,刘仁静到死都保持着托派观点(详见刘威立著《刘仁静》)。

而托派主犯郑超麟,从1964年开始,就在监狱里不断地批评时政。尽管如此,中共始终没有像苏共那样对托派采取肉体消灭的政策。进入八十年代,托派沾时代的光,也渐渐成为陈旧的时新货物。

1978年底,刘仁静恢复自由。198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汪泽楷死于1959年底,1984年6月被恢复政治名誉。这对托派来说,也就够可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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