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思想史系列]之五：普罗泰戈拉 -- 邝言

【导言】思想史就是成长史

【正文】

普罗泰戈拉：经验是我们最初的尺度

很少人知道普罗泰戈拉的名字，尽管他是那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的思想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知且最不经意间时常运用的。一句话：普罗泰戈拉在他所身处的时代所提出的观点，在今天我们情愿或不情愿、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当作了基本的信念，多多少少。

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智者”这样一个称谓，而普罗泰戈拉正是第一个用它公然自称的人。那么，“智者”到底是怎样的一类人呢？一般来说，智者即是“使人智慧的教师”，但这类教师同我们如今的“职业教师”有很大的区别。黑格尔曾严肃而不乏调侃地讲述了这个区别，他说：智者不是所谓“博学的人”，后者总是迫使学生接受和顺从一些外在的“知识”或“技能”，而不能让学生了解学习的目的，相比来说，智者要担负更大的“责任”，他们令古希腊人拥有了最初的文化教养。黑格尔在这个意义上高度肯定了智者派的贡献。

但是在西方思想史上，智者派拥有并不美妙的名声，有人将此归因于智者派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分歧，然而这种分歧仅仅是更为根本的事情的一种表达而已。我们无须从学术上详加论述，事实上，只须对自身的成长略加反思，就不难明白这个分歧的性质。

让我们想一想，在对一切事物感到新鲜而懵懂的童年，谁给予了我们最初的“教养”呢？毫无疑问，通常就是父母。我们把最初的问题都抛给父母，无论是否“博学”，他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给予回应。例如我们问“为什么冬天看不到燕子”，他们会告诉我们“因为燕子到南方去过冬了”，又比如我们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不跟我玩”，他们或许会说“因为你不把自己的玩具让给他们玩”，等等。

一般来说，父母通过人生经验而获得的道理能够应付孩子的大多数问题，无论这种道理是否妥当，孩子最初都将其视为把握世界的尺度。然而一旦孩子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思考，通常也就是开始追问一些不那么具体的问题，例如“人是什么”，若父母不是“哲学家”，那么他们限于自身经验的回答通常就会遇到麻烦。

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求学的生涯，于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了另一种权威，打破了父母是我们唯一根据的局面，这“另一种权威”就是“教师”。我们回忆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当我们的想法同父母发生分歧时，一句很有力的抗辩就是——那是老师说的！

显然，老师最初以其博学（主要是系统性）赢得了我们。对比两种教育我们意识到：父母的话总显得琐碎，而孩子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将业已获得的原则推向普遍，以便于更好地应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披着科学的“普遍之光”的教师占据了上风。

其实，智者派同柏拉图主义的分歧也正在于此：“父母”的教益属于智者派，“教师”的原则来自柏拉图——注意这里并没有符号化的意思，生活是不能轻易一一对应的。

“智者”一词若非在思想史的专门讲述中，而是在生活用语中，通常指称的即是那些更富于人生阅历的长者（父母就是那样的长者）。因而他们的力量来自于经验而非理论，我们通常看到，当父母在理论上匮乏的时候所能拿出来的最后的王牌就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或者，“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孩子通常开始会感到这样的话很霸道无理，但当他们真正成长起来时又会觉得果真如此。在那个时候，他们反过来认为教师的话过于空泛，同他们直接的生活遭际缺乏联系。柏拉图主义如今的命运即是如此。

柏拉图力求摆脱具体的感性事物的影响，追求普遍和绝对。而在毕达哥拉斯篇中已经讲过，我们自身就是那样特殊的感性存在，因而这种“普遍”看上去同我们缺乏关联。在当今对绝对和永恒的解构思潮中，柏拉图主义更是令人厌倦。

而智者派的经验态度则从有限的、特殊的事物出发，从中归结出片面的、抽象的道理，将其运用到生活的一切领域。这种方式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常显得屡试不爽。然而正因为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存在，所以经验态度无法超越主观的立场，总显得不够彻底，不能作为我们抉择的根据。我们也都承认，尽管“过来人”的话总有其道理，但不能代替我们的亲身体验，从父母那里来的教益，并不能完全支配我们的生活。他们走过千百次没有成功的路，对我们而言不一定是死胡同，即便同样失败，也还是具有不同的意义。

看起来，这种矛盾浸透了我们漫长而曲折的成长历程——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普罗泰戈拉是智者派的开创者，他的观点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点并不高深，因为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也会渐渐体会到，如果说存在是一种对关联的领会，那么这种领会总是“为我”的，例如，倘若我没有（通过任何途径）意识到街边某家小店，这个小店对我来说就和不存在没有什么区别；再比如，倘若父母在我初次恋爱之前向我灌输某种恋爱观，那么这种灌输通常是没有用的。

经验主义中总包含一种对“亲证”（通俗地说就是“亲身体验”）的高度认同，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若要把握一个事物，总要同它“亲密接触”。

“人是万物的尺度”表达的是：“正是人赋予了事物以它看上去所是的那种存在，而不是事物‘本身’就那样存在。”这样，普罗泰戈拉就首先把“人”放在了主体的地位上。

然而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同柏拉图持有同样立场，他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包含歧义，因为这里的“人”可以是特殊的偶然的个人，因而这句话不免陷入主观的“自利”。他的质疑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说那些限制我们个体利益的规则“不存在”。黑格尔认为主观的道理不能通达普遍，普遍的只有理性。

不过，普罗泰戈拉对于经验得来的道理的可传授性也有一番辩护，他说经验的道理有其普遍的效准。譬如说，一个人如果天生五音不全，我们不会责怪他吹不好笛子，但公正和廉耻是通过后天经验得来的，若一个人做不到我们就会谴责他。既然经验道理具有可传授性，那么它当然可以通达普遍。这个辩解曾让苏格拉底都陷入沉默。

事实上，伦理道德是实践的领域，而智者在实践的领域中总有其无法剥夺的话语权，因为在这样的领域中我们总是要和具体的人或事物打交道。难怪黑格尔会将同样谈论伦理道德的孔子与智者派相提并论，我们所熟悉的孔子的言论，的确很像是一种“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当然，其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智者以其能言善辩而著称，但能言善辩并不就能令人诚服。我们后来还是站到了父母一边，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因为成长而变得保守，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父母同我们的血肉关联，意识到父母的教益中包含对我们的责任。因而，倘若一个教师不只是充当传授知识的工具，而同样对他的学生担负责任，那么，他就真正可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普罗泰戈拉，正如黑格尔所高度肯定的那样，就对青年担负起了那样的责任，因而他可称得上是智者派的杰出代表。

• ※ 西河文萃 第22期 2009年5月9日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