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厦门，解放日（五） -- 王外马甲

除了幽雅的景致和独特的建筑，鼓浪屿还经常被冠以“琴岛”、“诗园”、“大师之乡”之类的美称。百年来，从岛上走出了林语堂、马约翰、卢嘉锡、周淑安、林巧稚、黄萱、殷承宗、陈佐湟、郑小瑛、舒婷……这些学者和艺术家的显赫声名给美丽的“海上花园”增添了灿烂的光环。

但在解放前，鼓浪屿上最出名的并不是科学家或者艺术大师。当时它的主要特色是教堂多、诊所多、学校多，尤其是各式各样的私立学校，条件好、师资强、学费也贵得不得了，许多富裕人家都把子女送到这里上学，使这座花园般的小岛成了公子小姐们云集的地方。

说明一下：

鼓浪屿上最大的“金主”是印尼华侨黄奕住，他是开糖厂的，说起来应该比陈嘉庚更有钱一些。但这人对政治不大热中，办学也走的是“精英路线”，所以号召力远不如陈嘉庚，鼓浪屿学校的社会影响也无法与厦门大学或者集美学村相比。

黄韵玲就毕业于鼓浪屿的“上女学”（“上女学”的正式名称为“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其实是一所完全中学，解放后撤消了。周淑安、林巧稚、黄萱以及文史学家黄墨谷等人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上女学”是个教会色彩浓厚的地方，从校长到各级管理人员全是基督教伦敦公会派来的修女，学生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要接受教义，向主忏悔、求主宽恕，以主的意旨约束自己的行为。黄韵玲自然也跟着大家在“福音堂”里“哈利路亚”了好几年，中规中矩，灵魂纯洁得如同天上的羔羊一样。

旧小说里经常讲，那些成天躲在绣楼里的小姐也很单纯，可一旦在后花园遇见个什么男人就乱了套，立马丢下针线要私奔。这女学校的学生好象也差不多。1948年，“上女学”毕业的黄韵玲考上了厦门大学，这里是个男女同校的地方，演讲集会形形色色、新旧思潮缤纷混杂、五湖四海群英聚汇、热血青年激昂潇洒……大千世界是如此精彩，让“基督教青年会”的黄韵玲同学很快就忘记了耶稣上帝，转而喜欢上了学生自治会的吴思言，于是“哈利路亚”也不唱了，成天跑到“啄木鸟歌咏团”去唱“山的那边好风光……”

很难说黄韵玲投身革命的最初动机究竟是出于觉悟还是出于爱情，但无论如何，她工作的时候还是很积极的。在当时，这位“地下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去“偷”邮件”——邮局营业厅的角落里有个货架，架子顶上挂着“无法投递”的标志，每隔几天，黄韵玲都会到邮局取汇款，然后再去那货架前面转几圈，顺手拿走一两件写错了地址或者人名的邮件。

那些邮件全都来自于香港，有时是信件，有的时候是印刷品。“如果是封信还好办，要是报刊书籍就麻烦了，太重，不好偷……”

虽然不好偷，但黄韵玲还是“偷”了不少，从苏联印制的中文版《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思想》、《丹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新华社印发的《新民主主义论》、《人生观讲话》、《唯物辩证法》、《大家唱》（解放区歌曲），以及香港出版的《群众》、《正报》、《新华社电讯》……这些东西当然很快就转到了吴思言他们手里，成为了传播革命理论、启蒙青年思想的有力武器。

不偷东西的时候，黄韵玲也去参加“垦荒社”组织的讨论会，研究“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人生的目的是为什么”、“国家的前途在哪里”之类的重要问题，尽管是听别人说得多、自己讲得少，却也感到其乐无穷，比在教堂里听牧师布道要有趣多了。

只是，这样快乐的心情并没有保持多久。

1949年3月，闽浙赣区特委制造的“城工部事件”爆发了。黄韵玲他们先是听人说：“省委城工部的领导人是军统特务，各城市主持地下工作的都是叛徒”，接着又接到了闽中游击支队的通知，命令解散城市地下党组织、开除厦门市委领导人，普通党员或者自寻出路、或者去游击区接受审查，不得再与地下工作发生关系，并且说“如不服从命令，将以武力解决”……接到通知以后，有人表示游击支队并不是地下党的上级领导，不必执行这个莫名其妙的“命令”。但没过几天，城工部联络员就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城市郊区出现了被“处决”人员的尸体，然后又有消息说，包括城工部长在内的许多人都已经被枪毙……更为严重的是，厦门街头还出现了许多告示，指名道姓地宣布某某是特务、某某是叛徒、某某人是假共产党……这样一来，无论事情的真伪如何，整个城市的地下工作网络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当时，军统头子毛森刚刚担任厦门市警备司令，“闽浙赣区特委”和闽中游击支队的这个举动简直是给他送了一份大礼。一时间，城区里警笛长鸣，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被捕，幸存下来的人们不得不纷纷出逃，有的亡命海外、有的前往游击区接受审查。

注：

有关“城工部事件”的详情说来话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西西河“柳叶刀”兄写的《他们在黎明前倒下》之五。事实上，49年的厦门城工部并没有出现任何叛徒或者异己分子，闽浙赣省委的卤莽行为是毫无根据的。1956年，“城工部事件”终获平反，原城工部党员恢复党籍、先前遭错杀的同志也被追认为烈士。

但需要提及的是，就在“城工部事件”得到平反的同时，对该事件负有一定责任的曾镜冰（原闽浙赣区特委书记，解放后任福建省委副书记）、黄国璋（原闽中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许集美（原闽中地委特派员，解放后任泉州市委书记）、林汝南(原闽中地委副书记，解放后任福建省教育厅书记)等一大批人又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包括曾镜冰在内的许多人受迫害致死，直到1983年才获得平反……

“城工部事件”后，吴思言就去闽中游击区接受审查了，但黄韵玲却没有走。之所以选择继续留下，一方面是由于这位娇滴滴的富家小姐无论怎样打扮也很难混进贫困的农村，另一方面也因为她只是地下党的外围成员，“案情”并不严重，而且还有个当县长的大哥（黄佳木）和一个在警备司令部当处长的二哥，即便被抓了也能很容易放出来，所以用不着跋山涉水地给大家添麻烦（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真的让她去接受游击队的审查，搞不好反而会被枪毙了）。

虽然没有去游击区，但此时的黄韵玲也不敢继续留在厦大。考虑一番之后，她还是跑到了鼓浪屿，在“怀德幼稚园”里当音乐老师。

“怀德幼稚园”创办于189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幼儿园（如今改名为“日光幼儿园”）。该园的创始人是位牧师的太太，历任园长都是英国基督教长老会派来的修女，所以这里自然也是个唱“哈利路亚”的地方。

幼稚园的条件很不错，教具全部由英国运来，实行的是“福禄倍尔教育法”。这福禄倍尔是个德国教育家，主张用玩具开发儿童的智力，但他的玩具却不叫玩具，叫做“恩物”，哪怕是一根小木棍都蕴涵着上帝的旨意，而这“旨意”却又是一般人不容易弄懂的，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够说得明白，所以“怀德幼稚园”通常都聘用“上女学”的毕业生来担任老师，因为她们也是基督教会的弟子，属于同门同宗。

黄韵玲于是就这样成为了英国教会掩护下的“娃娃头”。她每天和孩子们一起唱赞美诗，“轻轻听，我要轻轻听，侧耳倾听主的声音 ……”，但其实，在内心里，她却一直聆听着着那由远而近的解放的脚步声。

当初分别的时候，吴思言曾经嘱咐女友要“谨慎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对黄韵玲而言，隐蔽和等待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如何积蓄力量？又该怎样寻找时机？她就毫无主张了。

10月15号这天，刚吃过午饭，岛上就风传着“今天要开仗”的消息。家长们急忙赶到学校接走了自己的孩子，幼稚园里只剩下十几个外地的“怜儿”（四至六岁的儿童）。园长白励志姑娘（英国修女）指挥着大家在窗棂上钉木条，然后又找来七八口米缸，把用棉被包裹着的小孩两个一组地藏在大缸里。小家伙们谁也没有住过这样古怪的“房子”，一个个欢天喜地、对冰凉的大米缸充满了好奇，那无忧无虑的笑声响彻校园，使得原本紧张压抑气氛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忙完这些事情已是下午四点，黄韵玲终于获准下班回家。她沿着沃西路（今永春路）的坡道往寓所走，刚走到“三一堂”的门口，忽然间听到一阵“呜呜”的声音。刚开始，她还以为那声音是牧师在调试教堂里的管风琴，但紧接着就看见对面的笔架山上扬起了尘烟，几乎同时，一串炸雷般的轰鸣倏然响起，地面和周围的建筑物也被震得颤动起来——大家这才明白是遇到了炮击，开战了。

市面上顿时乱了套，人们惊叫着、仓皇地四散奔逃。那突如其来的炮火非常猛烈，才几分钟的工夫，不远处的笔架山和岩仔山（日光岩）就被弥漫的硝烟所笼罩，完全看不见了。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硫磺味，街道上尘沙飞扬，时而会有几块碎石砸中了洋楼上的雕花玻璃，发出“嘁哩咔啦”的破裂声……混乱和嘈杂之中，可以听见“水龙会”（当地的民间消防组织）的“义工”在敲锣，还可以看见几位神甫正风尘仆仆地东奔西走。当时，鼓浪屿的教众分属于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归正会）、美国基督教安息日会和西班牙天主教会，每当遇到灾情的时候，教堂都会出面安抚各自的信徒。

炮声隆隆，许多人跑到教堂避难去了，但黄韵玲还是坚持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寓所。这猛烈的炮击虽然使她感觉到几分恐惧，却更给她带来了莫名的兴奋——她知道大军即将登岛了、厦门就要解放了。在这样重要的时刻，她认为自己总应该为革命做一点贡献才对。

思来想去，黄韵玲决定写两篇文章，或者印制成传单，或者干脆到大街上去宣讲。文章的标题已经拟好，一篇叫《赤化思想，改造灵魂》，内容是自己以往的学习体会，她觉得此时用来教育鼓浪屿上这些养尊处优的人们是很有帮助的；另一篇是《迎接布尔什维克的新世界》，内容就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关新中国的消息，比如主席是谁、副主席是谁、政府委员有哪些、苏联和中国建交了之类……

标题拟定了，但文字创作却十分麻烦。黄韵玲并不是个擅长写作的人，在先前，她的革命经历除了“偷邮件”便是参与“经济工作”——“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将自身经济贡献给革命，为组织开辟经济来源”，说穿了就是把自己的零花钱甚至生活费都交给吴思言——而现在拿起笔写文章，她却怎么也想不出那种抑扬顿挫、振奋人心的语言来。

天色渐渐暗了，炮声也不知什么时候停息了，稿子修改了无数遍，越改越不满意。房东太太一趟又一趟地跑来敲门，“小姐，呷崩了（吃饭了），噢喽嗦嗦，迈拓册啦（黑漆漆的，不要看书了）”，搞得人更加静不下心来。

房东是位温良贤惠的妇人，丈夫在金门中学当老师，按惯例是每个周末都要回家的。10月15日这天正是星期六，所以在吃晚饭的时候，女人满嘴里念叨的并不是什么“未来新世界”，而是老公晚上几点能到家、明天的早市能不能照常营业，在就是生怕买不到新鲜菜了……这不免使得原本打算“发动群众”的黄韵玲感觉特别扫兴。

吃过晚饭，继续写作。刚刚点亮煤油灯，又有人敲门了。

这回来访的客人是29师86团1营的勤务兵老于，他在门口摘下钢盔，先鞠了个躬，说“营长派我来看看黄姑娘，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然后又指指房间里的油灯，“要打仗了，出门别照手电、屋里别点灯，很危险的”

……

黄韵玲能够得到国民党营长的“关心”，实在是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对外省人而言，解放前的鼓浪屿是个很奇怪的地方。这里的居民懂得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甚至马来语、印地语，但除了闽南语，几乎没有几个人会说正经的中国话，北方的丘八来到这里经常是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就象到了外国一样。当时，29师86团的团部设在沃西路（今永春路），这一带只有“怀德幼稚园”的黄韵玲老师能够通晓南北两地的语言，她于是也就阴错阳差地成为了“沟通军民关系”的翻译。

48年至49年的时候，厦大校园里有不少从清华、南开转过来的“流亡学生”。北方人的性情外向，成天喝酒，有事没事就咋咋呼呼的嚷个不停，结果一段时间下来，南方的同学大多跟着他们学会了“卷舌头”，京片子或者山东腔都能够马马虎虎应付几句。吴思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当上了解放军的翻译，而黄韵玲却也因此成为了国民党军官追求的对象——86团团部和营里头的一帮上尉少校每天忙完军务就换上西装，跑到幼儿园里听唱歌，有的还死乞八咧地要跟着上礼拜堂。周围的同事都笑话说“黄姑娘找了一群护花使者”，可黄韵玲的心里却烦得要命。上班的时候当着小孩子的面还不好发脾气，而现在居然会有人派勤务兵追到家里来，她就忍不住拉长了脸。

眼见小姐生气了，老于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显得十分尴尬。犹豫了好久，才又吞吞吐吐地说道：“营长他们……都是实诚人。咱们当兵的，能活着不易……姑娘您就多包涵吧……”

原来，这29师86团是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时组建的部队，其兵源主要是山东惠民、齐东一带的农村子弟。经过八年，最初的那批士兵已经战死大半，剩下的同伴往往一个人身上要担负着好几家战友、朋友或者亲戚的传宗接代任务。刚开始的时候，幸存者的想法几乎全都是“打完仗、回到家，先拜见长辈再娶妻生子”，但他们却一直没有办法回家乡——惠民和齐东属于解放区的根据地，从1945年9月起就控制在渤海军区手里——国民党几次“反攻山东”都无法重新占领那片地区，到后来越败越惨、越退越远，索性连山东的影子也看不到了。等到退过长江、退入华南、直至退到了小岛上，这帮十三年前离开家乡的农家子弟才终于确信自己再也不能够见到父母了，于是纷纷产生了“就地找媳妇”的念头。

据老于讲，追求黄韵玲的这群军官其实都是好朋友。他们事先约定，如果有谁赢得了姑娘的亲睐，其他人就自动罢手，并且要联合保护那个情场上的获胜者逃出战场、继续传宗接代……所以黄姑娘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生育的工具，还是一张保命的“护身符”……

说完了这些的老于诚惶诚恐地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再三交代：“今天晚上千万不能关门，万一炮弹打来门会变形的，你就出不去了……下面的楼梯有十二级，转过弯又有六级，千万要记住，跑的时候不能慌，不要摔倒了……”

没有人知道黄韵玲在老于走了之后又想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晚上，她最终没能完成那两篇迎接解放的稿件。

那天晚上，鼓浪屿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因为要使用电网和大功率的探照灯，守军切断了所有民用电源。漆黑的夜里，只有“毓德女中”（今厦门市音乐学校）的操场还不停地闪烁着亮光，那是国民党炮兵正在朝海面上开炮……

大约十点过钟，从西南方向的“美华学校”（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解放后撤消了）一带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紧接着，原本驻扎在岛屿中部和西北部的86团各部纷纷出动增援。街道上响起了“嘀——嘀”的铜哨声，急促的脚步和训斥漫骂的声音混成了一团，士兵们一边吃饭一边跑，有人嚷着“××的，吃罢这碗红烧肉，老子不过了”，随手就把饭盆噼里啪啦地摔在地上。一个华侨老头捧着许多吕宋烟站在大门口，当兵的接过去叼在嘴上，喊一声“谢谢主人家，下辈子报答你”，然后转身就跑了。

86团开上去，那枪声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越来越猛烈、越来越近了。房东太太急得坐立不安，黄韵玲也觉着很害怕——房门不敢关，家里除了三个小孩就只有两个女人，万一败兵退下来该怎么办才好？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赶紧收拾东西躲进教堂为妙。

离寓所最近的教堂是内厝沃公平路的“讲道堂”（今鸡山居委会所在地），这是一所华人自治、自养、自传的堂会，面积不大、会众也不多，但此时却聚满了惊惶的人群。战区附近的百姓跑到了这里、战场上的伤员也往这里送，昏暗的烛光映照着神坛前人们苍白的脸、映照着石廊上伤员腥红的血迹，呻吟声、哭号声、祷告声和教堂外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空气压抑得让人揪心。

房东太太一边啜泣、一边念叨着“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呀”，旁边的三个孩子也因此惊恐地大哭起来。黄韵玲只好不停地说着宽慰的话——这时的她当然想不到，这个家庭的焦虑和等待，居然要到四十年之后才能得到隐约的回答。

教堂里除了平民，还有神甫和修女。毓德女中、慈勤女中、怀仁女中以及“福音堂”、“三一堂”都派来了义工，一些私营诊所的医生也到这里来帮忙。偷眼望去，那正在救治伤患的角落简直就象是地狱一样。墙壁上盖满了血手印、地板上堆满了浸透血污的衣物，手术台上的人赤身裸体，鲜血从伤口处“突突”地冒出来、漫过床板又流淌到地下。救活的伤兵被抬走了，救不活的就摆在教堂外的空地上。一位教士拿着十字架正准备做临终祷告，却忽地有人大叫起来：“别给我来这个——我不想死！”

“妈妈……我要回家”

临近子夜，枪炮声渐渐朝旗尾山方向退去，然后又渐渐平息。战事似乎已经过去了。

房东太太很担心丈夫回来以后找不到自己，急着要回家去看看，黄韵玲也只好陪着她离开了教堂。

街道上一片狼籍。有的地方着了火，墙体坍塌、房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路面上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弹坑和散落的弹壳，街角处横卧着几具士兵的尸体，一挺机枪翻倒在路边，弹链拖得老长、枪口朝天……

86团1营的池营长站在街口，一看见黄韵玲就很兴奋地挥舞着手臂，“回去吧，没事了，八路被打退了”

“真玄呢，共军先前离你家已经不到一百米了”，旁边的勤务兵补充说：“我们在鸡山路上修了工事，是用日本人的墓碑造的（鼓浪屿上原本有个日本公墓，被29师拆了），那么结实的堡垒都被他们突破了……营长就带着大家拼刺刀，打呀，硬把他们赶下海了”

“不是他们下海，就是咱们下海，你看看，咱们赢了”， 池营长显得十分得意。

黄韵玲笑了笑，没说什么。她不知道应该替眼前的这个军人高兴、还是应该为他难过。

海风吹过，传来了不远处厦门岛上的阵阵炮声，那如雷般的轰鸣似乎正在提醒这群处于兴奋之中的国民党士兵——鼓浪屿的胜利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这场短暂的胜利到底是使他们离家更近了、还是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