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谈谈大陆教科书中的国军抗战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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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GMD对于GCD的抗日军民可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GMD做初一GCD做十五,GMD当年杀GCD全家,如今GCD得了天下,难道还要把GMD当祖宗供?

相较于GMD,GCD已经是足够的仁慈和克制了。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不断制造摩擦,进攻八路军,“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携其“守望队”和训练团随国民党军南逃。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张荫梧却卷土重来,搞起“曲线救国”,指挥河北民军配合日军对中共冀中根据地疯狂进攻,屠杀抗日军民和干部。1938年9月13日,进攻安国、博野等地,杀害了中共深泽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何昆山、农会主席何希林、地委宣传部长宋恒钧等。1939年2月,策动八路军二支队队长柴恩波叛变,并杀害了该支队全部政工人员。

  1939年6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冀中根据地的机会,亲率顽军3个旅进到深县张骞寺地区,袭击冀中部队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官兵400余人。

  他在打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倭寇扫荡八路军……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之机会。”在另一份电报中又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副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

1939年11月下旬,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第61军、第19军等部,分南、北两路向驻晋西南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2纵队和八路军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12月3日,阎军在永和附近袭击了决死2纵队196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了洪洞县、蒲县的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 阎锡山在制造“晋西事变”的同时,又以孙楚所部配合蒋介石5个军向活动在东南地区的决死第1、第3纵队进攻,摧毁中共沁水等7个县政权,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600余人,绑架千余人,策动决死第3纵队主力(3个团)叛变。

1946年,大运河以西,津浦铁路以东,包括睢宁、铜山、灵璧、泗县、邳县、宿迁西部的大片地区,沦入蒋军手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占领这块地区之后,随即拼构起县区乡统治网络,推行联保联座的保甲制度,实行白色恐怖。最为嚣张者要数恶霸地主郭干臣。郭干臣是故黄河北岸郭集人,还乡后充当魏集镇、河南乡、河北乡一镇两乡的联防大队长,睢宁县成立保安团,他任第八中队中队长,该中队下辖九个班,大部分成员都曾干过日伪军,其中两个机枪班,实力远大于其他中队,全区各乡反动武装都以郭干臣为中心,统一指挥,控制睢北地区,并与邳南各区乡反动武装紧密配合,实行联防。敌占区推行法西斯的联保联座制度,人人互相监视,对我军工烈属严加控制,外出要向甲长报告。对抗日期间干过革命工作的人员,一律强迫“自首”,并派敌特分子监视。乡保长还时常带着武装爪牙对未撤走的我方人员以及军工烈属,逐户搜查,以扑灭我地下组织和搜查我方留下的枪支。我岳父家就经常被敌保长罗大相、吕立业搜查;杨绪川因其父随军东撤,被郭干臣搜捕去,吊打罚款,昌武兄花了三十块大洋,将其保出来。我方村长夏彩然掩藏了十几支枪,被夏尧然全部搜去。被敌人搜去的枪支不计其数。另外,还经常以种种名目向群众要钱要粮,敲诈勒索,数字更无法统计。

  实行白色恐怖,进行血腥屠杀,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贯伎俩。匪徒们对邳睢地区这块老解放区施行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各乡保都组织起黑杀队,配合其武装力量,不停进行清乡,逮捕和杀害我方未撤走的人员。据我所知,吕集的吕邦选、吕邦吉两人在抗战期间曾干过我方村长,在逼迫交枪、罚款之后,被吕立业的黑杀队夜间杀害。朱志章一家除一个小孩掉床底下幸免于难外,一夜之间全家惨遭郭干臣黑杀队杀害。此前,朱志章及其父亲多次被郭干臣抓去吊打施刑,昌武兄曾以自家的三百斤小麦将其父子赎回。我乡长娄书生被夏章然的黑杀队活埋。我乡长仲兆英,因王怀忠告密,被夏尧然、张汉卿抓到姚村西大桥枪杀。我村长魏云祥、王行道及魏宝文,先后被夏尧然、张汉卿、夏宜树的黑杀队活埋或枪杀。我方一位姓杨的村长(名字我记不得了)被郭干臣、郭普东暗杀。王圩的李三,更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被他抓到的人极少能活着回来;在过往行人中,只要他认为是共产党的,就装进麻袋扔进大运河,谁也说不清他杀过多少人。我地下东工委负责人宋其祯及通信员,在苗湾被顽保长出卖,当即郭干臣、宋瑞生、周伯良调集上百名土顽武装,将其包围在苗××家中,终因寡不敌众,宋其祯同志被宋瑞生当场枪杀。(口述:王保珍 整理:杨绪威)

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驻有新四军第8团留守处两个中队。李先念一行到达竹沟后,同留守处的那个中队一起组成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共160多人。不久,李先念率领游击大队离开竹沟,向敌后挺进。他们以豫鄂边的四望山为立足点,在信阳、罗山地区往返活动,连打胜仗。

 第一个胜仗是在2月份。当独立游击大队到达应山罗家庙时,一百多日伪军正向该地进犯,当地守军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照理,对付这些日伪军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却迎敌而上,奋勇抗击。这一仗,击毙了20多日伪军。初战告捷,当地人民深受鼓舞,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个胜仗是在5月份。李先念率领独立游击大队向鄂中挺进,很快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一起歼灭了伪军第八司令部和一个多营的敌人,俘虏伪旅长以下300多人,缴获枪枝500多支。这一仗,也打出了威风,提高了新四军的声望。

  当新四军这面旗帜在鄂中的威望日益提高时,蒋介石深感不安。蒋介石让人打电报给新四军军部的国民党第5战区,说:“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马上撤走,否则第5战区当以武力解决。”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使确山县县长,纠集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2000多名国民党地方武装,突然围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将200多名新四军伤、残、病人员和家属职工残酷屠杀。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一九四0年十一月,日军已侵入白沙县东北边沿南丰一带,不断向红毛乡等地进犯。当地的黎族人民奋起抗击,并派数名青年向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求援。可是国民党军队却以“造谣惑众”的罪名,把这些青年抓起来。一九四三年,当日军向我琼崖抗日根据地“蚕食”、“扫荡”时,国民党琼崖当局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进一步暴露,一方面暗中与日军相勾结,订立“划地分防”、“共同防共”协定,一方面变本加厉残酷镇压黎族人民。这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在白沙、保亭两县的中平、南茂、加略等地(今属琼中县)的二十三个自然村,借发“公民证”为名,诱骗苗族群众下山,集中在一起用机关枪扫射,一次屠杀了苗族群众近两千人。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使黎、苗族人民忍无可忍,遂准备揭竿反抗。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和驻防潍城外围的主力部队实行战略转移,而国民党军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根据蒋介石“抢占战略要地”的密令,国民党第八军(群众称之为“顽八军”)、交警第十总队和整编第四十五师相继进驻潍县。同时,国民党将日军占领时期昌潍地区的杂牌队伍以及汉奸、土匪等残余势力招纳到潍城附近,编为“国军”,形成了4000多人的准正规军,在潍县形成了军事优势。此时,国民党潍县当局也将潍县一带的汉奸、土匪、地痞流氓和地主富农分子纠集在一起,先后成立了所谓的“难民流亡团”、“难民管理大队”、“潍县难民大队”等反动组织。

1947年9月初,潍县伪县长张哲把伪潍北区区长邢汉东、副区长兼民政指导员王子东召到县府,下达了进驻潍北重镇固堤、抢粮杀人的指令。自9月9日至10月18日,敌人把从各村抓捕到的400余名干部群众,一批批押解到李家营据点,在进行惨无人道的刑法之后,大都被活埋在李家营一带。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敌人就杀害革命群众494人,其中共产党员34人,县区干部16人,村干部113人,妇女131人,武装民兵16人,土改干部和群众394人;60岁以上的老人50人,12岁以下的儿童29人。在这次屠杀中,敌人采取的手段极其残忍,有些是旷古罕见、闻所未闻的,其杀人手段多达40多种,有活埋、铡刀铡、火烧、零刀割、“大卸八块”、开膛扒心、“点天灯”(即把人头顶浇上煤油点燃)、“卷苫子”(即把人卷在席筒里,倒吊在树上)、“披麻带孝”(即把人身上割开一道道口子,沾上麻,然后再一层层揭下来)、豁唇剪舌、枪打活把子、割耳朵、剜眼睛、铁锨铲、铁镐劈、刺刀穿、绳子勒、割脚大筋、灌水、“跑秧歌”(即把妇女的衣服剥光,用凶器打着逼迫在火中跑)、拔头发、捋胡须、割气管、破小腹、“穷小子翻身”(即把铁锅烧红,把小孩放到锅内翻炒)、“扫八路毛”(即把人身上用开水烫起水泡,然后再扫掉)等等。敌人用这些残忍的手段迫害革命群众和无辜百姓,致使有的一村被杀70多口,有的一个村10多户人家被杀绝,有的被杀后曝尸旷野,不许掩埋。李家营一带到处呈现出血流成河、尸骨遍野的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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