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季羡林的自传想起的 -- aokrayd

这是我比较欣赏的一本自传，我觉得其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态度。也就是一份平常心。作者童年的生活极为艰苦，一年也吃不到什么白面，但作者写来，全无什么愤愤不平的意思，或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味道，大抵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上童年的生活而已。再讲到德国的求学生涯，笔触之间竟豪不讳言，最刻骨铭心的感觉只是饥饿而已，读来心酸，而又不竟哑然。其中颇为有趣的一段是写战后美军到来，突然间竟成了胜利者的盟友，而结果竟是能每天领到1(2？)磅新鲜的年牛肉。好几年都没尝过肉味了。然而作者拿到肉以后，却是立刻分作三份，房东太太一份，老师一份，自己一份。后来冒着危险从被洗挟的仓库中偷来十几磅白糖和罐头，立刻分作十多份，遍送德国朋友。这种侠义之举，作者写来也极是平常。全无一丝一毫吹捧或是传奇色彩。

而其中尤可值得回味的，却是一段爱情故事。作者请教授的女儿打博士论文。一边是美丽娴淑的少女，一边是才华横溢的博士，两人无声地交流着爱慕之情。然而想到国内多年未见的妻子拖着两个孩子，作者终于是一句话也没说，将这段情永远埋在了心里。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篇颇有名的文章，一个冬天的童话。作者遇罗锦，烈士遇罗克的妹妹。这也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如果说季先生的书中是处处一片平常心，那么这本书中处处洋溢的则是英雄主义的色彩，和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的悲愤。诚然，哥哥遇害，父母饱受迫害，自己坐牢，一个幸福的家庭为真理受尽磨难，这本身便能引起人的无限义愤，然而作者所讲述到的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却不尽让我想起了季的这段情。

作者从牢中出来后，生活无着，最终通过婚姻来解决。将自己嫁到了北大荒。然而婚姻即非情愿，对丈夫自也无感情，新婚之夜后三年间便再也不许丈夫垠自己，而最后，作者终对另一知青产生了感情，坚决地与丈夫离了婚。这时文中有一段，前夫找到了城里，恳求她不要离去，而最终终于勃然大怒，大打出手后离去。在这段文章后，作者有一大段悲愤地控诉。

其实这一处境当然是令人同情的。然而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再过了这许久之后，在作者写下这段文章之时，她表示对前夫的愤怒不解。这就不免让我很困惑了。她的前夫的态度真那么难以理解吗？三年里没有性生活，守着一个冰冷的妻子，希望着有一日她能回心转意，帮助她解决了生活和家庭的困难，然而最终还是离婚，还是有了情人。丈夫不仅希望完全落空，还将受人耻笑。只要稍稍换一个角度，似乎完全不难理解啊？若当时不能理解也就罢了，这事后这么久写起文章来，怎么就还不能有所体会呢？

比较这两段爱情故事，我想原因只能是如此。季从小生活困难，所以很自然地容易从他人的角度着想，虽然妻子只是个文盲，但推已及人，不能离弃。而遇从小却是中上层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更多的是一种受难者的体验，而生活即是一个受难的过程，对前夫的感情自然也就不会加以关注。这里除个性经历之外，很关键的一点是对自身的定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对他人的态度。由此，我觉得可以说到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

所谓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士绅这一概念在现代的延续。士一阶层，自汉以来，尤其是明清几百年，他们是农民的直接统治者和国家意识的直接执行者。虽然也有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说法，但士绅阶层从整体上作为剥削者和统治者的定义并无错误。鲁迅闻一多之所以在建 国后的意识形态中被抬到如此高的地位，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他们对士，也就是自身的出身的怀疑和否定。这本身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觉醒，但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和共产党相呼应。也最终形成了所谓知识分子的原罪问题。

这一原罪问题，是理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关键。在帝国时代，无论王朝更替如何，士绅总是王室的团结对象。皇帝变了，而士绅控制着中国的基层这一点并不会变。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却对此点明确地有了不同的态度。新中国明确地表示它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国家。因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对旧知识分子要加以改造和利用，而同时培养无产阶级的自己的知识分子。

其实新知识分子也好，旧知识分子也好，他们的命运在土地改革时就以经确定了。土地的国有化和平均分配，剥夺了士绅在农村的存在基础，而进一步的城市的公私合营和随后的国有化也剥夺了其在城市的存在基础。经济基础即以不复存在，则此一阶层又将附在何处？所以大儒文豪们的情况是每况愈下。而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新的文化形态，新的历史观被重新定义了，则旧知识分子们所赖以立身的道德观文化观亦以被摧毁，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只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而已。毛泽东所说的大学只需理工，并不是一个笑话。这实在不过是当时之主流意识形态演变的合理结果而已。

这些在今天看来荒廖绝伦的逻辑和信条，在当时则不仅是正确的，更是为人们所坚信的。人们相信，只有一场彻底地，从经济上到思想上的革命，对传统的彻底清洗，最终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然而始作俑者，是谁？发明这些意识形态而最终向全国人民灌输这种意识形态的又是谁呢？从五四要把线装书统统扔进毛厕，到建国后要以唯物史观重新书写历史，这中间难道没有清晰的逻辑联系吗？在知识分子控诉自己的命运之时，他们是否也想到了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呢？

毛泽东反复强调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论调在逻辑上其实是完全正确的。新的知识分子既然是无产阶级自身的一员，则当然应从无产阶级自身出。教育的普及需要一个过程。建国以来，很自然的知识分子中相当的一部分仍是出自于原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家庭，知识青年应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也不过是这一观点的??续而已。然而极具反讽意味的是，知青们恰恰是在农村，愈加尖锐地意识到了他们和农民的明确的不同，反而更进一步地拒绝了这一同化过程。所以文革以后，知识分子反而重新确立了自己国家中的精英地位，而农民，依旧是农民。城乡的对立，在今天反而变得更加尖锐。

八十年代的高考其实是某种形态的科举制的复活。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大学毕业生在行政级别是是副乡长的级别。农村的子弟借此摆脱其农民的身份，而城市人则是城市人。在经过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后，历史又极奇妙地回到了他的起点。从西单民主墙到六四，大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民主要自由的行动总归是轻而易举地被粉碎。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不仅仅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延续着建国以来的思路，而且其自身，也只是依赖于国家政权而存在。

真正能改变这一切的，恰恰是在所谓人本主义失落的今天。当整个社会似乎不再关注道德，当大学生们不在对政治而只是对挣钱感兴趣之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由一个由国家政权垂直向下控制的经济体系而迅速地向一个更是由工商业自发的行为而决定的经济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中，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摆脱其经济上对国家的依赖性，而在实际的商业经济活动中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

只有具有独立经济基础的阶层才是对国家制度有发言权的阶层。只有具有独立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对国家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真正要做的，我以为是要放低自己的的身价，不要再以为国家大计，非我莫属，不要再以为自己是所谓启蒙者，领导者，先知先沉觉者，是民主的急先锋，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者。学会尊重社会各阶层，感受他们的意志，感受他们的情感，并且真正地最终将自己融入到工业农业和商业的主体中去。也许只有当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消融到广大人民中去的时候，才是中国的政治面貌真正将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

• 04年aokrayd兄有篇文章，通过比较季羡林与遇罗锦的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4期 2004年8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