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痛失良师益友――追悼杨小凯教授 by 林毅夫 -- 蜜饯

2000年11月20日晚19：00――21：00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邀请杨小凯教授进行在线访谈活动，这次访谈的主题为“经济学漫谈”，全国各地不少网友参加,这次漫谈成为我站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话题。2004年7月7日,杨小凯教授与世长辞,杨小凯教授的去世不仅是经济学界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我们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在此，我们将4年前杨小凯教授做客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访谈的实录和照片重新整理发布，与大家一起缅怀杨小凯教授。

杨小凯教授风范长存！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004年7月8日

网友问：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杨小凯答：

后起的国家可以在没有适当的政治和宪政制度时推进经济改革，主要原因是后起国家可以模仿新技术、新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政治制度不改革的弊病就会浮现。这时，政治制度不改革就会出问题。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机会。现在的游戏规则不再是执政党（者）强加给社会。而是执政者和社会平等的讨价还价，使大家同意一个游戏规则，这就是宪政的开始。台湾和大陆实际上也是在找寻宪政谈判的切入点。是1945年谈判的延续。中国应该在各个利益团体包括台湾、大陆各党各派之间重新开始宪政游戏规则讨价还价和谈判。如果各方都同意一个游戏规则，中国就有希望，经济改革的成就也可以巩固。

网友问：

美国的新经济是“新经济”吗，它对传统的经济学构成了挑战？

杨小凯答：美国的新经济是新经济，其新不但在于电子网络而且在于特许经营网络等新的经济制度的扩张。交易费用占收入比重上升，经济一体化程度上升等特点，但是很多中国人可能过分强调新经济的新技术特点而不注意新经济是一些老的产权制度创造出来的。他们强调技术忽视制度是想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这会形成后发劣势，应该注意。

网友问：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不能说中国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就这个问题（可能很大），你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杨小凯答：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农民和我们城里人是同样的人有同样的权利,我们是不是也要爱农民爱农村,就象爱我们自己，当年马克思描写的贫民的悲惨生活,大量引自英王专门组织的一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调查报告?过年过节,有没有城里人请那些无家可归的乡下盲流到自己家里去共度时光,显示爱心?没有这种态度,中国的农民问题不可能解决!农民要得到自己土地的完全私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才会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和个人的权利。

网友问：

针对农村城镇化谈一些看法？

杨小凯答：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城市化的结构，不应该由政府去控制，如果政府执行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户口制度，可能就对城市化发展不利了。城市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增加分工水平，而分工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城市化，农业也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农民关在农村发展农业。只有让他们自由移民，通过城市化工业化来发展农业。澳洲90%的人口住在三个城市，南韩1/3的人口住在汉城，以此为标准，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太低。户籍制度难以消除的原因主要是牵扯城市市民和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他们利用他们的特权想遏止农民的竞争。

网友问：

如何看待网络时代的信息膨胀，它是否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

杨小凯答：

网络的发展使分工加深有了新的工具，而分工的加深，其特点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增加，信息爆炸是说全社会知道的信息急剧增加，但是每个专家知道的信息占全社会信息的比重反而下降。分工发展的结果，使我们不需要了解我们购买的产品的生产的信息，而是专于我们卖的产品的信息，所以信息不对称可能增加，但是这是一种有效率的信息不对称，每个交易中机会主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因为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而减少，但由于分工网络由此而扩展，交易次数增加，所以机会主义造成的总交易费用可能增加。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交易和信息连接可能性上升，因此使分工网络扩展，总交易次数增加，所以整个分工网络的可靠性下降，网络失灵的风险上升，网络病毒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都是例子。

网友问：

杨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何看法？

杨小凯答：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有问题，它是古典经济学的而不是马克思独创的；第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对于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是对企业家思想间接定价的有力工具，它不是按劳分配但是对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有不少的好东西；最近的新政治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国家经济学，都有些东西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关。它强调制度演变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有不少结构主义的东西，比如强调劳动分工的经济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比资源分配的边际分析，对经济发展重要得多。

网友问：

马克思的价格波动理论：一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对这一理论您有什么看法？

杨小凯答：

我不相信劳动价值论，认为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价值理论比较可取！

网友问：

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评价如何？

杨小凯答：

中国金融体系问题很大，不让私人企业合资企业上A股市，证券公司的许可证由政府公司垄断，这使股市成为一个向股民吸血来补助无效率的国营企业的工具。但是二级市场，私人公司可以操作，所以股市也被一些私人公司用来购买国营企业的控股权，也有推进国企改革的作用！中国已经有很多私人银行，特别在江浙、温州90%的私人投资（资本）来自私人银行。我们应该使这种银行合法化，应该允许私人经营银行。这个越早越好，因为，WTO之后，外国私人银行 都会进来，本国私人银行就会处在不利地位。对民生银行之类的银行，政府应该放弃指定董事长的特权，让股东选举董士长。

网友问：

您能否再解释一下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

杨小凯答：南美当时是自然条件 最好的，西班牙剥削南美，把它作为榨取税收的殖民地，不实行 地方自治，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大部分税收不拿回英国，由殖民地政府自己使用。这是一个标准。另一个标准是坏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垄断政治， 好资本主义有分权制衡。我想借用钱颖一的好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的概念，好资本主义以北美为代表，用宪政秩序限制了贫富分化，英国“光荣革命”后，收入分配就比法国公平得多，因此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很高，市场很大，分工水平很高，所以生产力高，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坏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南美是另一个例子，有私人财产，有市场，但是政治上垄断，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所以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应该在政治改革，宪政秩序上打主意，不应该限制私人财产。

网友问：

现在，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数学化，并日益哲学化，请问，对此如何把握，尤其是对高中是文科的经济学院学生

杨小凯答：

各人的背景和爱好不一样,喜欢数学的，就尽量多用数学,但是不要忘了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数学基础不好的,就多做案例研究.制度的复杂性，任何数学模型都不可能捕捉其万一!有时案例研究反而离现实更近!

网友问：

中国的希望在哪儿？

杨小凯答：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机会,现在的游戏规则不再是执政党或者执政者强加给社会,而是执政者和大家不断讨价还价,使得大家都同意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宪政制度的开始,台湾和大陆之间，实际上也是在找寻宪政谈判的起点.还是1945年那个宪政过程的延续.中国应该重新开始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谈判,应该在各个利益团体,包括台湾大陆各党各派之间重新开始,如果各方都同意一个游戏规则,中国就有希望,改革的成果,就可以巩固!

网友问：

您对何清莲的《现代化陷阱》有何评价？

杨小凯答：

现代化陷阱用西方术语很难说是纯学术著作.但是西方很多非学术著作对制度变化,社会变化的影响要比学术著作大,比如政治哲学家布堪南(不是经济学家布坎南)的作品就对克林顿和很多政治决策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她有良心,经济学家要有良心!

何清莲记载的1992-1995年的圈地运动和国有企业股份化中的大规模贪污是个人人都知道的社会当时关注的中心问题。但是却不是由正牌经济学家，而是由何清莲最先详细记载这些现象。这说明，很多经济学家有一些局限性。

很多问题是不能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福利分析也只是经济学的一支。宪政经济学和承诺对策理论中都有人争辩，有些绝对权利不容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讨价还价，这是承诺可信的条件。这是为什么经济理性很强，而没有很强宗教传统的中国人，经济上反而搞不过新教文明。有些承诺对策理论模型证明，非理性行为反能胜出。现在大家都知道制度很重要，而制度不是由理性的社会科学产生的，而是而是由多个宗教，意识形态之间长期的竞争产生的。因此制度的产生和演化并不能用经济理性来解释，特别是不能用完全理性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这有几个原因：

正如哈耶克所言，每个宗教的产生都不可能理性预期其长期后果，例如，很多经济学家找出经验证据证明工业革命与新教意识形态有关。但基督教的创始人不可能从理性预见到宗教教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这种个人理性来创造和发展宗教。正像母亲爱护孩子没有理性一样，但不爱护孩子的母亲都会因绝后的概率高而绝种。爱孩子不是一种自利的理性，但却产生种族延续的集体理性。而很多有利社会发展的制度都不可能由个人理性产生，而由宗教中的非理性产生。我写中文很慢。很多想法一下写不下来，抱歉。

网友杨文辉：　

首先非常欢迎杨教授光临论坛与我们交流，在此我提出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请杨教授响应。

第一，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

你认为：“如果土地按现有的使用权私有化，变成完全的私有权，当然不会加剧贫富分化，因为目前土地使用权的分配相当平均。”现在的土地是平均分配，但私有化之后，还能维持现状吗？肯定不会，即使绝大部分农民主观上不愿意卖出土地，也只能推迟土地兼并的趋势，农民除了土地之外，一无所有，如果有什么天灾人祸或遇上生老病死，急需要大量资金，那么他除了把土地卖出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你把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归究于“土地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清朝时期一定是动荡不安、土地荒芜、人口凋零的了，但事实刚好相反，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最快、人口增长最多（最高峰时达四亿）的时期，试问如果“土地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人们怎会安心种田，谁又会去开垦荒地，从而养活了四亿人呢？私有制下的最终结果必然就是贫富分化，在美国，石油、钢铁、汽车、计算机等大批行业，都控制在少数公司手中，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国的耕地如果私有化，资本家完全可以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来买进（或租进）土地：在粮食丰收时，资本家可以大肆抛售粮食，压低粮价，打击小农生产者，迫使他们出卖土地，农民每一天都要吃要喝，当生活出现困难时，除了卖出自己的生存工具――土地之外，就别无选择。在粮食歉收时，资本家则可以借机轰抬粮价，赚取超级利润。只要经过数年时间，土地必然就集中到极少数资本家手中，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轰抬粮价，人为制造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人民币高速贬值，使到他们为得到土地所付出的成本，实质上变得微不足道。在俄罗斯也实行过类似的方案，当年俄罗斯政府为了公平地推行企业私有化，也向每个公民免费派发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表面看来非常平等，大家所得都一样多。但最后绝大多数国有资产还不是都落入到黑社会手中？这“1万卢布”用今天的角度来看，大概只值1美元左右。中国的耕地一旦搞起私有化，后果非常严重。大家应该记得，在英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就出现过一幕羊吃人的悲剧，大量的农民被抛向社会，成为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者，他们的遭遇苦不堪言。这一人间悲剧，也必然会在私有化后的中国重演，目前中国只是用4%的耕地来养活20%的人口，一方面耕地极端短缺，另一方面劳动力极端过剩。现在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绝大部分都有吃有住，工资够用还有余，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另一个选择：老板给的条件太差，我就回家种田。中国的农村有几亿剩余劳动力，现在土地作为一种福利平均分配给农民，所以矛盾没有爆发出来，这是中国得以稳定发展的大前提。但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大量进城（在市场调节下，多余的劳动力一定会被释放出来），那么现有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必然被破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必将大幅度下降，最终也会拉低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使到中国人民的生活素质大幅度下降，中国人民这五十年来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将被一扫而空。如果我国的城市容纳不下从农村冲出来的劳动力，后果又如何？当年的英国人，还能移民到美洲、澳洲等地，中国多余的人口移民到那里？几亿张嘴吧在抢饭吃，到那时候，就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而是世界性问题了。

第二，关于“住民自决”问题

你认为：“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

一提起“科索沃事件”，不禁令人想起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这三位惨死在北约屠刀之下的烈士，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悲剧。这次“科索沃事件”，没错正是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精彩表演，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充当了“国际警察”这一角色，高高举起杀人的屠刀，用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来强迫一个主权国家交出它的领土，用南联盟各族人民的鲜血，来祭民主自由这面大旗。杨教授，你如此露骨地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个屠夫辩护，真令人大开眼界。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你在这里居然用上“住民自治”这个概念，按你上下文的意思，这“自治”还包括脱离原国家而独立，这实质上就是“住民自决”。国际社会一直以来都只承认“民族自决”，从未承认过“住民自决”，科索沃问题本质也只是民族问题，绝非“住民”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提出过“住民自决”这个概念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台独分子。你现在把“住民自决”这个概念提出来，并上升到“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这个高度，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求中国接受台独分子的要求，与他们一起玩“全民投票”的游戏？“住民自决”是一个很荒谬的概念，一个学者居然提出这样的观点出来，真令人不敢想象。试问如果台湾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那么如果台北是不是也可以从台湾独立出去？推而广之，世界各地有那么多唐人街，岂不是都可以从他们的国家独立出来？按你的逻辑推演下去，我只要合法地买下一块土地，就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搞全民投票，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制订自己的法律，别人只要是自愿进入我的领土，就必须遵守我的法律，是不是这样？如果真有“住民自决”，这个世界岂不是秩序大乱，国不成国、法不成法？

你相信如果台湾用这种办法公投决定其地位，大概很难选择独立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独立，所以不够公投所要求批准独立的2/3 人数) 。我觉得你所玩的文字游戏，实在是非常幼稚。反过来看，那些台独分子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要2/3 人数批准，两岸才可统一，国家统一岂不是遥遥无期？现在搞台独，无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你的高招，就是为罪恶的台独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为台独瘟疫的漫延大开绿灯。

第三，关于“产业政策”问题

你在韩国得到的第一个感觉是，“南韩的成功，是从战后1945年以来，就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搞自由企业、搞私营，南韩经济进步这么快，是与此有关的。”但是，你后来又称：“政府就对银行有操纵、控制权，政府要银行投资给谁、利率多少等。一般政府把利率定得很低，集中投给政府认为重要的产业，有很强的产业政策。”这就有矛盾了，韩国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是产业政策起作用，还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果？

事实摆在眼前，正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才使到韩国有今天的繁荣。正如你说的那样，“通过政府控制，一些利率很低的资本给了一些大财团。”而这些大财团，正是韩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大宇、三星、现代等大财团如果没有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发展起家电、轿车等产业吗？你所提到的汽车工业，恰恰正是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才能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依靠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起来的。

历来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实现城市化，汉城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规模，全靠有这些财团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大工业作支撑。例如大宇汽车雇佣的员工有２万人，但直接或间接向它供应零部件的上万家企业，则有３０多万员工。像大宇汽车这样的大企业，才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也是促进就业和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产业政策的合理引导。我们环顾所有发展中国家，只有韩国，才有完善的产业政策，也只有韩国，才拥有令人骄傲的现代化大工业，这绝非巧合。在五十年代初，日本也发生过一场争论，民间主张大力发展轻纺工业，通产省则力排众议，通过产业政策，着重发展重化工业。今天日本的家电已经居于领导地位，汽车工业则与美欧不相上下，这些都源于当年通产省的目光远大。如果日本当年主要发展轻纺工业，今天恐怕已经沦落为发展中国家了。轻纺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重化工业才是发达国家的工业，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国内投资投向重化工业，这样才能振兴本国经济。而发达国家要阻止发展中国家与他们分享资源，当然要千方百计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向自由经济道路，使到发展中国家在自由市场的调节下专门发展低增殖的轻纺工业，让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永远固定下来。尊敬的杨教授，这就是你我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

东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正是他们放弃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的结果。日本在八十年代，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产业政策，结果大量的资本在自由市场引导下，投向了高利润、高风险的房地产业，当房地产泡沫破产的时候，将整个日本经济都拖垮了。韩国受到金融风暴冲击的真正原因，是这些大财团在失去国家的产业政策支持之后，大肆借入低息外债，但当汇率剧烈波动时，这些财团必须完全承担汇率风险，用大幅贬值后的本国货币，换取外汇归还借款，从而出现支付困难的局面，这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你宣称“美国没有产业政策。”你是真的不懂，还是故意隐瞒事实？美国每年都有约三分之一的农场主不需要耕种土地，只要坐在家里收政府的支票就行了，这难道你不知道？美国政府大举投资航天工业及军用航空，这是美国航天、航空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大推动力，这难道你不知道？通用、杜邦、ＩＢＭ等大企业的兴起，与政府的军用订货密不可分，这难道你不知道？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１９９８年，当美国的长期资产管理基金濒临破产时，在格林斯潘的主持下，美国联邦银行竟然向它注入巨额资金，使到这间私人公司起死回生。美国的这一行为，难道不是政府干预？难道不是裙带式的资本主义？美国培养出来的学者，批评起别人来是多么的起劲，但当美国干起同样事情的时候，他们却连提都不敢提，这是为什么？

据报导，韩国的大宇汽车已经进入破产阶段。对此，有很多意见认为实施破产的成本远小于继续维持的成本，这实际上减轻了韩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负担，许多专家认为，这种破产带来的只是“阵痛”，如果处理得当，从长远来看是一件好事。我相信你也持同样的观点。韩国政府如果真的这样做，通用、福特、丰田等公司的老总，一定会为韩国政府的英明决定欢呼喝彩，同时也必定能赢得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的高度赞赏。

??但是，我们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这类事情的。美国的克赖斯勒汽车公司，是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它从１９７４年起开始亏损，７９年的亏损额高达１１亿美元，处于停产的边缘，但经美国联邦政府用３０亿预算资金作保证之后，公司又重新运作起来。到八十年代，该公司接到美国政府Ｍ１坦克的军用订货，财源滚滚而来，公司终于起死回生。

如何处理大宇的破产，韩国政府是按照美国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的高见去做，自我拆毁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还是按照美国政府实际的所作所为去做？这是到了考验韩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的时候了。

杨小凯答：

私有制下面贫富分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趋势，首先是统计数字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是波动的，即不是单调上升的；第二，我想借用钱颖一的好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的概念，好资本主义以北美为代表，用宪政秩序限制了贫富分化，英国“光荣革命”后，收入分配就比法国公平得多，因此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很高，市场很大，分工水平很高，所以生产力高，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坏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南美是另一个例子，有私人财产，有市场，但是政治上垄断，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所以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应该在政治改革，宪政秩序上打主意，不应该限制私人财产。而且有趣的是，英国的宪政秩序，正好是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台湾是另一个例子，台湾的土地私有制没有造成贫富分化，台湾乡下人顺利地移民城市，促进了劳力密集出口工业化的成功，也使基尼系数从0.5降到了0.3。台湾问题在这里就不多讨论了。我不认为南韩的发展成功是产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我想用世界银行常用的一句话，“尽管”有产业政策，南韩工业化仍然很成功。尽管意味着，没有产业政策，工业化会更成功。南韩和台湾，都因为冷战中的反共意识形态，而使政府对自由主义的承诺可信，所以两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此。 另外，美国政府的规制(Regulation) 与产业政策不是一回事，例如反托拉斯法，限制每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捐款数额都是保证游戏规则公平，很多都是限制官商勾结和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美国的宪法是限制政府的规制，而不是政府鼓励她认为要胜出的产业。第二，美国政府对大多数产业，例如汽车工业设有产业政策。80年代日本汽车几乎在美国市场让美国汽车公司全军覆没，政府也设加关税，这反而使9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浴火重生，与日本汽车工业至少并驾齐驱。美国对信息高速公路有产业政策，但原则是政府不能从中赚钱，只是花钱让一些公司，大学，军方合作发展电子因特网，这与中国政府的公司垄断电讯行业又当裁判又当球员完全不同。

美国也有管理州际高速公路的政府公司，州立大学也是州政府的机构。但由于美国政府三权分立，这些机构都是对立法机关负责的独立法人，行政当局并无权管理，与中国的国营企业并不相同。我们也知道全世界各国都在减少规制(deregulation) ，更不要说减少政府产业政策的自由化改革了。成功的国家都是自由化、国际化搞得好的国家。产业政策与分工网络均衡发展的概念不符，按这概念，各行业要达到均衡，产业政策要重点行业，在重点扶持下，其价格可能就会高于均衡值，而其它非重点行业的价格可能就会低于均衡值，结果整个分工网络产生激励不兼容，产生协调的困难，市场缩小，分工网络无法扩大，这也是为什么产业政策使收入分配不公，市场狭小，经济无法起飞。中国现在把大量资源集中在重点大学，强调引进金融高级人才，这不就使其它大学无法均衡发展，对重点大学的市场需求也会反过来受到限制。美国发展初期大量创业者小学都没读完，爱迪生、福特都是小学没上完的穷人、乡下人，难道他们就不如“高级金融人才”重要？产业重点是以歧视非重点为条件，与WTO的非歧视原则相悖。这又与宗教有关，犹太教(旧约) 把人分等级，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外国人不是，再下面是罗马收税官、罪犯、妓女。新约把这种等级歧视去掉了，所有种族、所有职业，社会等级的人都是平等的，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分等级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序。新约要求爱所有人，包括敌人，而旧约、马克思(象犹太教) 中国儒家都很难爱敌人。

土地制度问题与大陆中国人对经济理论和事实的不了解有关。我们先看民国土地制度.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　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0.24%。　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　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　（民国统计署，1946,　国民政府统计局，1946,Feuerwerker,1983,　pp,　72-90)。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Stiglitz,1974,Cheung，1969)。　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见Hart,1995)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度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　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　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

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以美国为例，1879年美国25.6%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5%　（高于三十年代中国的完全佃户比率），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1945年间大大提高。　所以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　（Feuerwerker,1983,pp,85)。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　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末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　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如湖南）于1949实行。　但是侵犯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共产党红区（1930年代）和解放区（1946年后）都非常普遍，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　(Feuerwerker,1983,　pp　72-85)。　

最近听到俄国新总统布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消息，忍不住将自己近两年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读书心得记下来，提供给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让大家了解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首先我想澄清民主与共和之间的区别，及民主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英文中的民主一词主要与普选权的扩大，选举政府及少数服从多数有关，而共和是来源罗马共和制，主要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力不受侵犯。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就是对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导致多数压迫少数。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确切地反映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紧张。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 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 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我以前看的历史书给我一个印象宪政和共和制度先于普选制的产生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最近我从Pipe的新书“财产与自由”（Property and Freedom(1999)）找到了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按照他记载的英国历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 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 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　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英国国王是非专制君主, 因此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这可是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国会自订税率，使得税收更加容易强制执行。这可能也与英国普通法传统有关，告辨双方有权选择打官司的法院(当时有国王的法院, 宗教裁判所和地方封建主法院)，而且国王法院中告辨双方有权排除陪审团中有可能不公的成员。既然判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当事人自己同意的，所以一旦判决，也不得不服气。因此司法，执法的权威反而高于大陆成文法国家。

由于议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为保证收税而设立，所以国会的成员都是向国王交税的大户，国王绝不会要由他供养的官僚进入国会。因此在没有私人财产权，特别是土地私有权时，由政府提供财政的议会其实只可能是政府的橡皮图章。

国会在英国历史上是独立于王权的另一政治中心。国王不会喜欢它，但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约束下，又不得不靠它来收税。英国国王的财政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不得不依赖民意代表机关。有几位国王尽量少开国会，只是要加税时才想起开国会。但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习惯“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国王慢慢接受了这种公共财政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关系　但是发生战争时国会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争执往往导致两个政权并立和冲突的情形，甚至导致内战(英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都是这类冲突引起)。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王财政不独立于民意代表机关的制度却不因这些冲突而被废止(克伦威尔专政是个短暂的例外)，要是在中国，国王被议会中的造反派杀了头，王朝复辟后，大概头件事就是取消代议制。但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时期，及至光荣革命，国会制度反而日益巩固。中国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中国的执政者没有一个会如此傻崩的　仔细琢磨，除了从北欧来的英国统治者生性厚道以外，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俞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为国会自订税则，收税最有效。

按Mokyr的记载，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税，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议制的功劳。还是Mokyr的说法，法国哪怕是拿破仑法典后，侵犯私有财产比英国还厉害得多。土地地表下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Mokyr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规则差别的基础。英国这段历史是对中国历史上薄赋轻 徭 观念的批判。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税收可以用来做很多修桥，铺路，司法，城市公共设施，所以人民的收入反而高过看似薄赋轻徭的专制国家。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去西方时惊叹政府税收能做这么多善举。

想想苏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动机是用国有制来减少税收的麻烦，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财政仰赖民意机关的威胁，看似是聪明的主意，实则是民富不起来，国强不起来的馊主意。这也说明读史的重要，当年要是列宁，斯大林读了很多英法的历史，他们会发现他们关于制度的想法早就被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王朝的教训证明大错特错了。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的，当年就应该是法国比英国更富强，而不是法国在落后的刺激下爆发大革命，不得不改专制制度。

写到这里忍不住提醒读者中国今天政治要现代化一定要有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这个基础。有人说象香港那样有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买卖就够了。但笔者却不敢苟同，中国当今的政府是侵犯过土地私有权很多次的专制者，他即使推行百分之百的土地私有产权，人民还会怀疑他是否哪天又会变卦，重新侵犯财产。如果他半心半意只允许私人所有使用权，大家心里更不会放心了。共产党要改变自己机会主义的形象必须要用行动证实自己承诺的可信性。土地彻底私有化和自由买卖是一种人质机制，老百姓有了完全的私有权，财政上不依赖共产党，反而共产党财政上依赖私人财产所有者，老百姓就持有政府的人质, 这才可能真正限制执政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土地一旦完全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地价会大涨，政府会有收税的困难，故而产生开独立议会的压力。在健全的宪政秩序下，地方政府的财产税和土地交易税都会上升，地方政府就会象西方地方政府一样富起来。土地私有制与公共财政的关系还与公共设施所需的公有土地有关．澳洲和美国都有一半左右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用作公园和公共设施．但是由于其它土地是私有的，所以私有地的地价依赖公共设施的质量，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依赖私有地的地价．加上自由迁居，使得地价和政府所有的公地经营效果之间形成反馈机制，公地经营效果越好，地价越高，地方政府收入越高，地方政府越有钱修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因而公地经营效果越好，人们越愿意移居此地．在一个联邦主义的制度下，这就形成政府服务的竞争性市场．它不但是经济效率的基础，也是开明政治的基础．

不少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农业会吃亏。其实农业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又跟政治有关。就是说，中国老是喜欢讲民主，我觉得中国现在讲民主讲得太多。为什么呢？英国实行民主是一八三0年，但是它的共和，是一六八八年就有。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举权。财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交税没到一定水平的，都没有选举权。妇女也没有选举权。那不是民主。但是，它没有政治垄断，有上层政治权力的制衡。也就是，有共和。这个共和，又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权选举的，都是有财产的人，特别是交税大户。1688年的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一七六0年才工业革命。那时候的财产主要是地产。所以，是土地私有制跟共和的对应关系。大家都尊重财产，就有一个保险在里面。我丢了权力不怕，因为我的财产不会被别人侵犯。这样，人就变得文明了。不会抓了权不放的。我丢了权，不象在中国丢了权，皇帝可以把你的家产抄没。没有这种事。丢了权就丢了权，你就不当官了。地产还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政治共和的一个基础。在中国农村，这个权利讲不清。政府说，要收费办公共事业、办教育。我政府都是为你做事，不收费怎么行？然后，老百姓说，你这是抢我的，剥削我的。为什么这些事情各讲各有道理？有的说，这就是老百姓有道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地产不明确，权利不明确。那你怎么收税，按什么标准收？你比如说，这块地是我的，有自由买卖。那就有一个市场，说你这块地值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公平的规矩。比如说，按地产市场值的5％交税。这就无架可吵了。如果没有市场，我也不知道我这块地值多少钱。你说我产了500斤，这500斤值多少钱呢？又讲不清楚。所以，实际上是地产的权限没有界定。谁该交多少税，都讲不清楚。所以，人就变得很机会主义，“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无法公认一个公平的收税规则。因为权利不清的时候，老就想抢人家的，因为抢不算抢。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当然都想拿。地产不清的时候，人就不文明。老是想搞人家一家伙。而且，这个时候，有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说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政治上就变成你死我活了，这个政治共和就搞不起来。

中国农业要真正搞起来，土地一定要私有化，要自由买卖。为什么要自由买卖，我已讲过很多道理。比如，信息不对称，借钱的时候借不到，完全私有和可自由买卖的地产就可以用来抵押, 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难. 但非私有和不可自由买卖的地产就没法抵押。还有一个，现在进WTO，弥猴桃赚钱，赚很多外汇。这时种稻子的就要关掉，澳洲的稻子要比中国的便宜多了。但是，要把小块的种其它作物的地块合起来搞大农场种弥猴桃，就要有土地的自由买卖和租赁。投资这样的农场，产品的收益可能不足以补偿投资，但如果有永久的产权，赚钱的农场未来总可以卖好价钱的。五十年承包期不足以保障这种投资的资产价值，因为这种投资本身风险就很大。没有永久产权，农场成功了农场本身也不一定能卖大钱。

进入WTO以后，中国农业也不一定受损。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在东北、华北一些地方，是可以搞大农场的。私人大农场，它可以把整个成本降下来。现在劳力这么便宜，为什么成本还降不下来？是因为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合并。如果人为合并，又会使激励受到损害。中国要出口一些能赚外汇的农产品。说不定有些粮食，比如说中国的香稻，以前进贡皇帝吃的，就很有竞争力。现在国际上讲究吃高质量的糙米。那个东西可以卖到很高的价。你象日本人，现在讲究吃糙米。中国的糙米可能还是比日本的便宜。你要生产，比如说现在吃高质量的环保食物，不用一点化学物。那个东西就是劳力密集的。搞劳力密集的东西，谁可以跟中国比？国际上现在流行吃环保食品，不准催肥的，鸡要吃土鸡，鸡蛋要吃完全没有放人造饲料的、放在野地里养的鸡蛋。那个东西，卖几十块钱一斤。这都是中国的优势。在中国，用人力去养。不用机械化和化学的东西，谁能跟中国竞争？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中国农业不会是大量进口的，它可能反而是大量出口。但是，要能够大量出口，必须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它要适合种什么东西，要很大规模才行。这样一搞的话，对农业的投资就要担风险。它有可能失败，经营有可能亏本。但是，他这个地，过上十年，二十年，就涨价了。他把这个地和他的知识财产，可以用来创汇，以后可以赚钱，成功的农场就包含这企业家知识的价值，可以赚几百年的钱，所以这个农场就能卖大价钱。否则，你光是经营产品的收益，二十年不一定拿得回来买地的成本。如果你这个产权只有三十年，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去投这个资。因为正好我做到三十年，地就已经不是我的了。必须是永久的地产，而且要有自由买卖，才有人愿意投资。这方面，中国可能是没有经验，比如搞特许连锁这种东西。很多搞特许连锁的人，他的特许连锁本身都没有赚多少钱，但他把品牌打出来以后，再卖掉，比如Supper 8, Daily Inn的创业者创出这个品牌以后，他在经营中赚的钱并不多。但是，因为这个品牌是万世的，可以永远传下去，所以他退休时把它一卖掉，就赚钱了。这个东西，是中国农业最差的，永久的地产权、自由的土地市场买卖，以及相应的税收制度。中国农民聪明得很，比那些知识分子赚钱可厉害多了。他也根本不需要你去引导。有人说，哦，他们的知识不够，他们没有训练、没有教育。其实他比你大学生厉害多了。他根本不需要训练。你象台湾，种磨菇卖到美国去赚钱的。台湾种吃生鱼片的芥末到日本卖，赚钱赚得不得了。农民不需要你教他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没有自由移民。你比如，有些农民变成企业家买地，经营大块土地，那些卖地的人要走，中国几亿农民都要从土地里面出来。但是，中国现在是，农民走了，就会丢掉对土地的权利。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你永久性地离开，就失去了土地。政府按人口变动（婚嫁、生死）三、四年调整一次土地使用权。 现在农民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它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村里，因为交了以后，他就丢了。又不能买卖租赁,因此他宁愿荒着。所谓盲流就是这个概念。因为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什么意思呢？他如果永久性地离开土地，他对土地的权利就丧失了。所以，他要定期地回去。打完工，他得定期回去。因为中国农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三、四年要调整一次。调整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调整的权力，完全在执政者手中。

学者在说土地制度，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但是，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决定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现在中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说，比如这个村，由这个村的所有人所有。那这个村里的人为什么不能决定将它们分了呢？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道德观念问题。比如，《圣经》里面就说，要爱你的邻居，尊重别人的财产。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讲道德的社会，一个尊重别人的社会，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这都是孟子的话。无论外国，还是中国，都有这个传统。我这里不是纯粹讲西方的东西。从爱别人的心来讲，你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权。他现在要买卖，比如说，土地要买卖。这个权利，你要尊重他的。《圣经》上说，你应用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我们可以设想，现在有地产的中国有权人和有钱人将心比心想一想，他们是否希望别人象土改对待地主一样没收他们的地产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就要承认土改时没收地主土地是错的。没有良心，是野蛮人的行为。

没有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收税就没有道德标准。因为这个地价出不来。你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你怎么知道地值多少钱？比如，这里有一座山，你能讲清楚它值多少钱？只有有人出价，有买这个地产的市场，才会有价值，才会有道德准则。基层政府的行政权、收税权才会有道德基础。否则的话，老百姓说，你侵犯他的权利；而政府则说，我在给你做事，办教育、修公路,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个讲不清楚的。现在，中国就有所谓民粹主义。大家都说，哦，农民负担太重！这句话太简单。什么叫做农民负担太重？没有标准。但是，如果有地价了，有土地自由买卖，地价出来了，比如说，交5％，就没有什么架可吵了。如果要修路，你不交5％，就是你的不对。你超过5％，我也可以说你不对。因为有了一个道德准则可以收税。现在老百姓说，农民负担太重，基层政府官员说，我是两面不讨好，上面要我办教育、修公路，干这个干那个，计划生育，又没有钱，我给你们做事你们又不出钱。你说听谁的？

我的很多意见，在中国都有不少人支持。比如，我1998就讲取消户口制度、取消与WTO不相容的成立企业的审批制度，不光是学术界支持，政府现在也正在这样做。唯一使我失望的，就是土地制度。有人说，土地公有是中国的传统。我觉得不是的。相反，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这个私有反倒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不象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中国在二十年代就有《土地法》。当然，《土地法》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限制租金比例、强制永佃权等，有点左。当然，比共产党要右。那个《土地法》，使现代的土地制度深入人心。1962年，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南方、江南很多农民都把地契拿出来，证明他们对土地私有还是有信心的。从1949年到1962年，有十几年，他们没有把地契毁掉。这个东西实际上在中国是有很长的历史的。你看清朝，中国人跟教会打官司，现在中国人往往说当时清朝庇护外国人。不是这样的。连清朝都承认地契的。当时教会买的地产有地契，双方签了字，画了押的。连当时中国的政府都承认这些东西。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土地法，等于是习惯法、私法在起作用。这是中国的传统，大家都公认为是公平的。这个东西，在打官司时，清朝政府都承认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土地私有反而不敢推行了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头一件事情，就是土地私有化。这和中国完全不同。

土地没有私有化，制度的问题没有解决，进入WTO对中国农业会有很大的打击。中国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土地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户口制度，把人变成自由民。这两个事情，缺一不可。你土地不私有化，你即使让他自由移民，他也会定期回来的。因为他不愿意丢掉对土地的那个权利。特别是土地值钱的地方，也就是影子价格高的地方。他还是盲流，会定期回来的。

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为他的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法国起飞，就是靠拿破仑法典，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自由农民了，人身依附关系就没有了。

现在中国这种制度就是一种新的封建制度。它是真的封建制度。民国时代不是封建制度，是自由民制度。它的土地制度和人身关系已经现代化了。但还是有一点不现代的地方。比如说，它限制租赁。你要把租出的地收回来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要卖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