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Too big to fail? -- 须弥一芥

当时经营人寿保险十分赚钱。因为，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现代医疗技术的兴起，人们的寿命会远远超出当初投保时的预期寿命。比如说，一个人在30岁时，按照自己的预期寿命是60岁为自己投保，可 是到了60岁，他发现自己还能活到65岁。这样，投保人就会多支付几年的保费，保险公司不仅不需要即时赔付，而且还会获得额外的利润。

但是，当时在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都不太愿意承保中国人，因为如果欧美人来投保的话，他们都有现成的死亡赔付表可以对照使用。然而，如果中国人来投保，则没有适用的赔付表。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人的人均寿命还不足30岁，并且也缺乏对中国人寿命预期的科学分析和评估。

斯塔尔也没有足够的统计资料可供参考。不过，凭着他的观察和分析， 他认为，处于中上阶层的中国人的寿命正在变得越来越长，而且，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也将使亚洲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斯塔尔确信，为中国人提供人寿保险将会成为一个既没有竞争，又无可限量的市场空间。

基于这些判断，1921年，斯塔尔利用AAU的赔款准备金，在上海注册了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缩写ALIC或者ALICO，中文名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后来发展成AIG American General，美国通用人寿保险公司，现在的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是李代桃僵，借尸还魂)，成为第一家向当地中国人推广人寿保险的外资公司。

斯塔尔始终深信中国商业的前途将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在新成立的友邦人寿，员工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而且，新公司聘请了几位杰出的中国人加入了董事会，依靠着这些深谙本地文化、了解本地需求、拥有本地关系的本地人，友邦人寿的生意很快就扩展开来。

朱孔嘉(K.K.Tse)就是斯塔尔早期雇佣的众多本地管理精英之一。回忆起自己同斯塔尔先生早期的事业生涯说：“我们亲密无间，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就餐或促膝谈心时都是如此，彼此都称是对方的知己。”朱孔嘉在日军侵占上海租界的前一天，勇敢而机智地将友邦的资料和财产转移出去，到了1948年，友邦的远东总部从上海搬迁到了香港，当时，斯塔尔让公司包租3架飞机把上海的员工、员工家属和公司财产与资料全部撤离到了香港。之后，朱孔嘉担任了20多年的远东区总裁，然后调回纽约总部，担任了友邦母公司AIG的全球高级副总裁。他在斯塔尔创办的公司里一共服务了70年，一直工作到89岁时才退休。

在著名的AIG餐厅也就上文提到的AIG纽约总部行政餐厅，每位中国服务生都可能是一位百万富翁，曾在AIG任职超过10年的罗恩谢尔普说，“斯塔尔给他们每个人都分了股票。他们之所以继续做服务生，是因为他们非常怀念斯塔尔。”

当年的那些中国人在友邦保险中逐步成长，最终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份职业，而且找到了终生寄托情感的地方。他们还把这种情感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他们的下一代有很多人在AIG供职。

1927年，羽翼渐丰的斯塔尔需要一处体面的办公大楼，于是搬到了上海滩17号（外链出处）。这座大厦后来慢慢就成为斯塔尔的大本营，底层是友邦银行，三、四、五楼分别是美亚保险公司、友邦水火保险公司、四海保险公司，八、九层分别是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和法美保险公司。斯塔尔通过这幢楼的保险公司再控制住许多中小华商保险公司，使它们隶属于美亚，形成实力强大的保险集团。这使得字林西报大楼成为外滩唯一以保险为主的大厦，也成为旧上海一个闻名世界的保险窗口。

1931年与华商合资的四海保险有限公司成立。1948年，斯塔尔取得了该公司的大部分控股权，并将公司更名为“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该公司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友邦保险。

至1940年，斯塔尔已经在中国筹创了8家保险 公司，在业务最发达的时候，这些公司控制着当时中国1/3的保险市场，并将业务扩展到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斯塔尔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东亚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帝国，被人们称作“远东保险王”，1935年1月的《财富》称之为上海滩最牛的大班“Shanghai's most bullish taipan”（外链出处）。

除了在保险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外，斯塔尔还非常善于投资运作。他利用保险资金开设了友邦银行，和恩人Raven先生合资投资房地产。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进入报业，于1931年接管了英文日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中文名《大美晚报》(1929年4月16日《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创刊，1930年与《文汇报》Shanghai Mercury合并为《大美晚报和文汇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但通称《大美晚报》，现在的上海《文汇报》（日报）起源1938年1月25日创刊。因坚持抗日立场，至1939年5月10日停刊。后1949复刊至今)，并在1933年推出了中文版，亲自担任发行人。投资报业让斯塔尔更能感觉作为商业人士应当承担社会职责，应当不遗余力地维护社会进步和人类正义。

1937年，日军侵略占领了上海，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大美晚报》中文版作为在美国注册，作为不接受日军新闻检查的两家中文报纸之一，成了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1937年12月1日，大美晚报社又创办中文版《大美晚报晨刊》，一日两刊，“及时迅速”地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积极报道抗日救亡活动，给了民众以抗日的信心和勇气。斯塔尔本人还特别在 《申报》上发表《责任声明启事》，表示其所办《大美晚报》和《大美晚报晨刊》，“服膺议论自由之精义，敢作无畏及切实之评论”，“不接受任何方面之检查 ”，公开抵制日本侵略。

南京沦陷后，《大美晚报》女记者林娜深入南京采访所得《金陵血泪实录》陆续见报，引起租界内外读者的广泛注意，人们进一步认清了日军的狰狞面目。至今，《大美晚报》登载的关于日军杀人比赛的报道还收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链出处）。

1938年12月，《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登跟随上海民众慰劳团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多次访问项英，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返回上海后，贝尔登在《大美晚报》上连续发表十多篇报道，系统地介绍了在新四军的所见所闻，让世界人民、全国人民全面了解这支抗日的队伍。贝尔登在文章中，称赞新四军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贝尔登还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他在新四军拍摄的反映战士操练、讲演、慰劳团活动等情形的照片。后来，贝尔登又把他在《大美晚报》上发表的十多篇文章整理改编为单行本，取名《新四军》，由《大美晚报》社出版，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不过，为了维持正义，该报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39年起，《大美晚报》的几个爱国编辑朱惺公、张似旭、程振章、李骏英先后被日伪特务暗杀。斯塔尔本人也经常收到恐吓信和恐吓的电话。

1940年7月1日，日伪政府正式发布了对斯塔尔的通缉令，处境异常危险，斯塔尔只好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横扫了东南亚。上海租界的英、 美、法等国保险公司被勒令停业，并将外籍工作人员关进了集中营。

斯塔尔只能继续拓展其他的海外市场，开始了全球帝国的经营。。。。

To be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