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段子说起的话：和虎兄的斩三尸 -- 葡萄

这里应该不是“东正教大牧首”，而应该是“普世牧首”。另外，作为东正教内部最大的自主教会，俄罗斯正教会的态度更为重要。简单的从这个新闻推断新旧罗马教会的统一还为时过早。

基督教世界目前其实处在一个三足鼎立的阶段中。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累计纠结了上千年的恩恩怨怨。当初新教处在弱势的时候，曾经给东正教释放过善意。后来苏联帝国横扫东欧的时候，新教和天主教又结成了牢固的同盟。目前看来，由于背后推动因素的存在和自身教义的冲突，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当前，基督教的这三个主要的宗派内部各有各的问题。天主教目前虽然赶上了几个开明的教宗，几十年来的发展势头不错，但由于独身教士制度的存在，使得教士、特别是年轻教士数量出现明显下滑，间接影响了未来的发展。我记得普世牧首和教宗的合并协议里包括天主教允许教士结婚一条，与其说是旧罗马对新罗马的妥协，不如说也是天主教为了应对未来发展给自己找的台阶。

而同样是新教和东正教，由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原因，也存在着巨大的内部矛盾。新教的教派众多不说，东正教内部也存在着各个自主教会的矛盾，特别是俄罗斯大牧首和普世牧首的矛盾最为突出。俄罗斯正教会作为东正教内部最大的教会，人数众多，背后又有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持，自然不会把东正教名义上的头领，自身还处在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普世牧首看在眼里。说到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合并，普世牧首不会失去什么，而俄罗斯大牧首则不会得到什么。我们自然可以想象俄罗斯正教会对两教合并的反对声音的出现。

基督教三大支派和中国或者说对华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新教的一些教派，特别是一些后起的教派千方百计的试图渗透进入中国，这无疑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基督教会都产生了矛盾——因为在一定时期会选择入教的人数是基本一定的，入了这些家庭教会，就不会选择去教堂受洗。一些教派的传教手段近乎传销，则更加容易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亲王在帖子里提过的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传教就是典型。前不久，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传教士就开始不断的联系我一个朋友，试图说服他入教，锲而不舍的精神让我不由衷佩服。

相对而言，新教和中国政府的矛盾仅仅是传教这一目标上的矛盾，不死天主教和中国政府的矛盾那么明显与突出。虽然背后有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但教廷和中国政府的矛盾其实集中体现在是否维持教廷对普世教会的控制力上——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而中国天主教会夹在两大巨头之间，其实更是里外受气。一方面，完全按照政府的去做，有地下教会与其争夺教民和正统，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投靠教廷，教廷可能支持地下教会夺权不说，时不时地派几个老外来分本来就不多的教职也会让教会高层郁闷。

东正教其实本来与中国政府并没有主要的冲突。但这是在苏联时期，当时东正教在俄罗斯境内都受到压制，更不用谈对外输出了。但现在情况不同，有消息称，因为俄罗斯各地特别是远东地区华人数量的增多，让克林姆林宫不寒而栗，于是试图用发展华人东正教信徒的办法来维系对远东地区的统治。

由上面可以看出，中国（特别是指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与基督教的关系处在一个复杂微妙的境地之中。基督教三大派系斗争背后的政治支持其实是美俄欧三大集团的博弈。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基督教三大派系进行分化瓦解，为我所用。

对新教，特别是国外基督教后起派别对我国的传教，我们可以似可以采取一、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主动引入一些发展历史比较长、影响比较大、没有邪教色彩的教派。我国的基督教新教是不分教派的，这一点虽然便于行政管理，但并非治本之策。应该允许不同的基督教派别分别成立自己的宗教团体，并由宗教管理部门管理，起到挑起教派之间内部矛盾，进而分化瓦解的作用。

对天主教，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老的老、死的死，有大量地下教会教徒开始到地上教会开展宗教活动。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没有和教廷共融的天主教会，教廷对于中国政府和解比我们着急。另外，葡萄文中所说的梵二会议的一些革命性的举措，比如用本国语言做弥撒等，早已在中国天主教实施。有必要加强对自选自圣等中国天主教会特有举措的神学解释的系统化、规范化，争取在日后中梵和解时为我们取得理论上的优势。

对于东正教，则可以通过绕开俄罗斯，直接取向君士坦丁堡的方式进行处理。一些地方政府不熟悉世界宗教、缺乏大局观，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举动。比如哈尔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据说要请东正教的神职人员过来传教了。其实在我看来，这还不如直接从普世牧首那里要来几个，更能为我所用，消除俄罗斯方面的隐患。

总之，基督教三大派别之间的冲突、三大派别背后政治势力的冲突和三大派别本身和背后政治势力的矛盾是可资利用的。当然，这就距离葡萄本文的主题相当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