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有什么可值得学的？ -- 晨枫

近来西西河里风浪迭起，焦点常常集中在中国有什么可值得人家学的，从血汗工厂，到教育投资，但民工遣散，到外汇买债。中国有什么可学的吗？或者说在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上，是否存在“中国道路”？

存在的。

中国道路的关键有两条：一、最大限度地（甚至是不计代价地）追求政治稳定；二、以生存和发展为基本诉求，不追求政治正确，尤其是危害政治稳定的政治正确。

这两条非同小可，这是邓小平开始的中国的基本国策，也可以说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发展的最大贡献，这是中国得以迅猛发展的根本基础，其他所有问题在这两条的框架下最终都有望得到解决。

政治稳定和政治改革是矛盾的一对。政治稳定有助于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政治改革有助于摆脱旧有体制的约束，使经济社会得到跳跃性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改革说了几十年了，到现在好听的说法是稳步进行，难听的说法是抱残守缺。事实是，改革确实一直在进行，但速度不尽人意。需要改革的事情很多，人人都知道哪些地方应该改革，甚至迫切需要改革，但具体改革起来困难重重。这不是官僚体制和利益集团自相保护就能解释的。改革可能有巨大的收益，也可能有巨大的代价。改革越大胆，效益和代价的两极分化就越厉害。俄罗斯的“震荡疗法”也是改革，结果对俄罗斯是灾难性的。不计代价的政治稳定不是不改革，而是在体制内的稳步改革，是追求代价最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的改革。8平方就是不计代价地追求政治稳定的一个例子，用一党制私或者害怕清算之类的东西解释只能说是把历史庸俗化了，邓小平自己就是“传统”的教条主义共产党的掘墓人，他的所作所为和对后世的影响除了没有改变一党制外，比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空洞口号有过之无不及。历史证明，这一方法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是正确的道路。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相对虚弱的时候，大动干戈的改革只有在“横竖都是死”的情况下才是必由之路，否则社会对于改革失败的承受能力之低下使之不适宜于承担改革的风险。这个经验对于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有启示的，也是为什么“空降民主”失败后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常常开倒车的道理。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基本诉求，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在意识形态领先的社会里，这变得不再清晰。中国有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西方以民主、人权划线到现在依然如此。文艺复兴是西方摆脱中世纪黑暗的开始，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是正教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正是以生存和发展为基本诉求，而不追求政治正确，尽管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和以后，基督教依然是政治正确的方向，英国的国歌是“天佑我王”，美元上印的是In God We Trust，法庭上和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是手按圣经而不是宪法起誓。但人总是有证明自己是最正确的欲望，这个欲望超过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层面，在生存和发展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证明自己成为更加强烈的欲望，于是有了把民主、人权传播到世界的想法和做法。

政治正确的事情经常都不是坏事，即使宗教都有正面、积极的一面，但把政治正确凌驾于生存和发展之上，这就和宗教极端主义如出一辙了。政治正确当然不必和生存和发展相冲突，但现实是，从政治不正确到政治正确，常常牵涉到范围大、层次深的政治改革。这就回到第一点政治稳定上了。不是不应该改革，不是不能改革，而是怎么改革，和怎么控制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不计成本和风险的改革的失败和成功的机率一样高，或许更高。这也是中国道路对后发国家的启示。

具体到血汗工厂，这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话题。血汗工厂是指工人的得益和厂主的得益极大地不成比例的情况。血汗工厂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物，一般是私营、合资或者外资，不大听到有人指责国企为血汗工厂。但事实是，血汗工厂的工资通常高于同类国企，效益和质量高于同类国企，就业容量也高于同类国企。人们不是被包身工“绑架”到血汗工厂的，而是自愿的，原因就是血汗工厂提供了比他们本来所在的行业或工厂更高的收益。血汗工厂的问题在于分配不公，但这是在相对较高水平上的不公，是平均水准提高后体现出来的不公。分配不公需要改革，用行政的、法律的、舆论的力量改革，但这是一个进步后的结果。简单化地取消血汗工厂，受害的是厂主，更是工人。混淆了这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何不食肉糜”了。

这次经济危机到来后，大批民工被迫离开东南沿海打工的工厂。中央为此焦急，舆论为此焦急，但以此否定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作为中国经济崩盘的佐证，那就以偏概全了。从人数上讲，回乡民工多达两三千万，很多中小国家的全国人口也就这么多，不可谓不惊人。民工问题是血汗工厂问题的一部分，民工离乡背井不是为城市建设做贡献，而是因为有更好的收入。现在这个收入来源暂时断了，只有等经济好转，从新形成需求，才能恢复。有一个问题：民工的人数很大，但对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少作用？或者说中国经济就是靠民工支撑起来的吗？

TG对教育的投资是一个饱受诟病的话题。这是一个经济资源的再分配问题，很难说有绝对的最优解。“政府应该负担教育”是一般的看法，政府确实也在负担，但负担的程度远远不及人们的期望，人们只有自己再掏钱，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很大的负担。政府负担的任何事情都是从税收中支付的，增加教育经费的最终结果是增加税负，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差别在于，有教育支出需要的人或许少负担一点，没有教育支出需要的人就要多负担一点。这是一种平均化和再分配，但不是减轻全民负担。另一个再分配的方面是在教育和基建之间，在不大规模影响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投资情况下，要大幅度增加教育开支，最后的负担还是落在全民身上。这是一个有限资源下的平衡问题。在基建欠债依然很多、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依然不明的时候，要大幅度转移到教育投资上，恐怕不容易。医保、养老、安居房都是一样的问题，不是不重要，而是一个平衡优先级别的问题。最终的解决不是靠挖肉补疮，而是靠把大饼做大。不要拿消除腐败可以如何如何来说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国和西方把所有军费捐献出来，世界上还没有了第三世界了呢。消除腐败是法制的问题，教育开支是再分配的问题，这样混淆的结果只能使问题的泛政治化，说了等于白说。

大量外汇最后投资到美国国债，这个问题西西河里专家级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多插嘴了。

那么中国有什么值得别的国家学的吗？有。现在有很多问题。那么大的国家没有很多问题才见了鬼呢。但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而解决的基本路经依然是坚持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