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替舍妹问计于野：如何提高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 hansens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周总理问我：为什么?我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总理蹙了蹙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总理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我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总理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１9５４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１）来者不拒，区别对待；（２）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３）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４）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５）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作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效果还不很大。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理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用的，外国记者反映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到这些反映，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映。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总理了解到这种反映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１9５２年国庆节》。能容纳３５０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映，印象深刻。有的说：不能再用１9４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映后，总理问：有没有批评意见?我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做《梁与祝的悲剧》。

　　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作的准备，不料总理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总理说：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１０分钟，２５０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一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总理还让负责交际工作的王卓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