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什么时候能玩到敌后武工队题材的FPS游戏啊 -- 何许

下文为“战史沙龙”论坛ID牛戈所写，我转贴在下面。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后的武工队，似乎重视的人不多，到是电影电视剧的编导演和网络游戏很是热衷，可惜他们的理解却基本全是错误的，于是就想写这么一篇东西，抛砖引玉吧。

一，武工队的产生和发展。

武工队是在华北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后在斗争中产生和成熟的。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不断“蚕食”、“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开始恶化，处在京、津、保三角地带、也就是敌人的“确保治安区”的冀中十分区已经无法坚持，其它分区的局面也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河北平原，特别是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基本无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区,根据地的七千多个村庄，有四千多个建立了伪政权组织，我抗日政权多数无法在白天活动，有些则夜间也无法工作。为扭转此不利局面，从1941年夏起，华北八路军针锋相对，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和成建制的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的后方，宣传民众，镇压汉奸，破坏日伪的“治安”计划和重要军事设施、物资，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并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手段。将其统一称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从此，武工队诞生并在华北敌后逐渐普及，其数量亦越来越多起来，由最初每个军分区一个而变成三至五个甚至更多。

关于武工队的名称，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地区仍然没能够统一，“前方工作队”、“敌后工作组”、“敌后突击组”等名称仍在混杂使用。也有的为了隐蔽，则故意使用“X县游击小组”、“X联县工作组”、“X大队”、“X支队手枪队”等队号，以混淆敌人视听，但其性质却都是一样的。

二，武工队的组织体制

武工队由军分区派出并由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组织关系则同时接受中共同级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在职能上受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指导。

武工队的人数，少的十人左右，多的四十余人。如冀南的武工队，要求最少的十人，最多的三十五人，山东的武工队，规定十五到三十人，冀中的武工队，开始时十到二十人，后来是四十余人，最艰苦的冀中十分区的武工队，往往只有五到七人，冀东的武工队，亦在十人以内，太岳的武工队，人数在十几人上下，晋绥的武工队，最少的八九个人，最多的三十人左右。其他根据地亦大致如此，但以二十人左右为最常见。

武工队设队长、政委或指导员。有的人数较多的武工队，队下还设小队。一二九师政治部曾规定，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则必须是团以上干部，其它军分区也基本差不多。而且不论队长还是政委，都以政工干部居多，这和近期影视作品中的情况正好相反。如著名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支书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的德故武工队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或武工小队的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团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至于队员，则是从军分区敌工、锄奸、侦察、民运等部门的专职干部和作战部队的连长、指导员、支书、排长及敌后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中挑选的，同时吸收熟悉地方民情地理的地方武装如县大队、公安局、武委会等部门的干部参加。也有的为了对日军工作，加入了部分懂日语的干部，有的甚至吸收了个别日本反战同盟或者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参加。

对于参加武工队的人选，在全面素质的要求上是十分严格的，文的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要会演讲，会写标语，会做敌军工作和群众工作；武的要求必须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敌后游击作战经验，有独立活动能力，具备各种军事技能。而占第一位的则是必须要有坚强的政治素质，能够准确掌握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保证在特别艰苦的环境面前不变节。这一点，是由武工队活动地区的恶劣环境和主要任务决定的，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

武工队的装备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精良的。基本上每人一到两支短枪，其中必有一支在当时十分走红的德式毛瑟手枪，即人们俗称的“盒子炮”。环境许可的地区，每人除短枪外，还有一支马枪或冲锋枪，有的武工队还有掷弹筒，武工队装备机枪的不多。

三，武工队的任务和斗争手段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曾明确地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为：“1，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收复人心；2，与地方党政联系开展敌占区群众工作，组织革命两面派村庄，发展敌后秘密武装；3，进行敌伪军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下层）；4，铲除汉奸；5，掩护交通及进行经济斗争”。一二九师政治部则在1942年9月3日颁发的《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中则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与行动准则为：“1，切实照顾和保卫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2，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公开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3，惩治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晋察冀军区则规定为：“1，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伪属座谈会，瓦解伪军；2，大力惩治汉奸，摧毁敌伪政权，3，发动群众，建立秘密武装。”一一五师规定为：“1，深入的系统的进行敌伪工作；2，破坏敌伪的侦察网、情报站和经济配济机关，打击特务便衣活动，截击敌人的运粮队；3，广泛的小规模的宣传活动。建立与伪军伪政权的关系，建立我们的情报系统。

根据上述各根据地对武工队任务的规定，最典型的斗争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宣传

说到宣传，好多年青的网友会很烦，会认为这是极左的东西，有些电影电视剧的编导演们也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也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其实这是武工队的一项摆在首位的工作，也是评比考核武工队的一项重要指标。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二九师开展了一次对敌政治攻势，在攻势期间，有一组数字：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的武工队，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1200余次；太行、太岳、冀南三军区的武工队，散发宣传品70余万份，书写标语5万条。这组数字有没有水分先不去说，但它透露了武工队对宣传战的重视程度这样一个对于今天的我们最感受兴趣的信息。其实，武工队的宣传，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战，它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攻心为上；一是对群众宣传，鼓舞抗日信心。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这其中的方式方法，纯纯粹粹地属于中共特色。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等，只要是能够利用的宣传手段，全都用上了。冀南军区有一个武工队，经常截住过往邮车，将两枚木制的图章往来往的信封上盖印，对于伪军伪组织成员的信，就盖上“及早回头抗战，将来不算旧帐”，对于一般的百姓的信，就盖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各地武工队，几乎全部对伪军采取了“善恶簿”、 “回心抗战证”的作法，帮助八路或百姓做了好事登记上，做了坏事也登记上。好事做多了发给证件，有了这个证当了八路的俘虏也好说话；坏事做多可能就要掉脑袋了。对伪军还搞过“良心大检查”运动和“检举死心汉奸”运动。都起到了很好作用。除了对伪军做工作，还对其家属做工作。各地武工队都将对伪军属的工作列为宣传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都实施的比较到位。冀东的武工队，就经常于深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冀中的武工队，还举办有专门的伪军属夜校，在深夜将伪属集中起来上政治课。由于伪军多是当地人，他们一家的老老小小就在当地，此举配合以武工队的锄奸工作，对伪军的工作也十分的有效。利用书信的形式对敌宣传也用的比较多，一般敌占区的伪官，大概没有谁没收到过武工队的信，甚至在天津市警察局长、河北省省长的办公桌上，也都曾出现过这样的信件。打电话受条件限制，用的不多，但只要条件具备，也会抓住不放。安次县的县长、固安县的公安局长、天津市的市长，保定市的商会会长，都曾在深更半夜接过这样的电话。给其本人和家属造成极大的恐怖，对于动摇伪政权人员的意志起到了很好的心战效果。

（二）渗透

对敌伪的渗透，最突出的特点是拉关系。抓住伪军伪组织当地人居多，关系网复杂，害怕八路报复等特点，武工队与地方党配合，积极地活动，广泛地交朋友，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十分的活跃，而武工队交朋友的手段，也是随着环境和地区的风俗而定的，有拜把子，有认干爹干妈，有参加红白喜事送礼等。通过这种在当时当地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与当地各种颜色的武装组织和伪军伪组织人员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形成一张无形的关系网。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有的一个小队甚至一个中队都是武工队的关系。到了后来，局面稍稍好转后，地方伪军中能够与武工队交上朋友，竟然成为一种时髦。对于此点，日军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武工队也在对他们进行心战，有时他们也需要伪军的这种关系。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的目的，无非这么几个，一是获取情报。在农村扎下根的武工队，由于关系网庞大，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因为不知道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就会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二是寻求掩护。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是进行经济战。冀中的十分区是抗战中最艰苦的地区，听一些老人说，当他们在作战中缴获或从敌人的军火库中盗出长枪时，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们用长枪，便与伪军兑换成短枪，当短枪足够用时，则将长枪暂存于伪军据点中，或将其卖给伪军。当作战需要用长枪时，还可以向伪军借来使用。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许多紧俏物资，是武工队通过伪军搞到的。四是有利交通工作。当武工队保护党的重要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许多也是买通驻地伪军放行的。当然，这些伪军伪组织人员，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地下人员，而是“关系户”，他们与武工队，往往构成某种口头上的协定，即武工队不在他的辖区给他们找麻烦，他们也对武工队的活动睁一支眼闭一支眼。有的纯粹就是见钱眼开，针对这样的财迷伪军官，武工队有时送钱送礼向其行贿，就可以很方便地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这些伪军还有一种心理，即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因而一般不愿意得罪八路。而武工队因为环境的关系，也一般不找伪军打仗。说到这里，让人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三）锄奸

锄奸，是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了打击敌伪政权，警告那些死心踏地为鬼子效劳的汉奸，铲锄作恶多端的伪军伪政权头目，就成为一个很有效的手段。武工队并不滥杀，能够交上朋友为我开绿灯的，一般是不杀的。武工队杀的只有三种人：一是日军直接豢养的武装特务，这些人一般很难争取，故多数给以除掉。二是一般伪军伪警中民愤极大又不听警告的也坚决杀掉，以杀一儆百，使其他人老实点，也为群众解气，以更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三是变节分子。对队伍内部出现的变节投降分子，中共的制裁历来是无情而又严历的，只要出卖了同志的，不论男女，坚决予以追杀，这也是那个残酷的年代与残酷的环境所逼而必须采取的手段。处死汉奸的方法，如果有条件的，都是活捉后，公开处决。为了达成警告的效果，有的还将其他被活捉但罪不该死的汉奸一同捆绑到某一执行地陪绑。有的则选在深夜，在需要警告的伪军的据点外面，用高音喇叭宣判其死刑。执行地多选在距群众村庄较远的地方甚至据点附近，既不使群众为难，又给敌伪以镇慑。无法活捉的，则选择适当的机会设法接近然后将其刺杀，或者在赶集时趁人多混乱将其刺杀，或者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潜入其住处“掏窝”，或者侦知其所要经过的路段，事先隐藏在青纱帐或稠密的树冠中，远距离狙击射杀，或者利用关系潜入其据点中，寻机将其处死。尽管是秘密处决，但一般都要张贴布告宣布其死刑，这有点象世界恐怖组织中声称对某次袭击事件负责。因为武工队的关系多，因而对这些目标往往也掌握的比较透，加之武工队员多是本地人，又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所以想杀谁，基本谁就跑不掉。有些对当地渗透得十分彻底的武工队，甚至对还未被我俘获也还没有杀死的汉奸提前判处死刑，并将布告在集市村口甚至县城里张贴，布告中写明五日之内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一般这样写明的，武工队早就心中有底，该汉奸往往早就在其掌握中了，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因武工队处死的多是史册上无名无姓的小汉奸，象什么维持会长呀、警察分所长呀、特务系长呀等等，故不好举例。保定附近的武工队抓捕杀掉汉奸特务松冈太郎、何茂、张伯正以及“神社”、“西元寺”等特务机关的特务头子，大概就算是比较著名的了吧。说到这，让人又想起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对伪军伪组织中的人来说，武工队的锄奸活动，可以说是中共特色的恐怖活动。

武工队的斗争手段当然并不仅仅这么几个。其他已经是众所周知，不多述。

四，需要澄清的几个误区：

其一，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的武工队活动的地区由于局面已经打开，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到了四三年秋以后，二者的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分是十分的明显的。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几乎村村人人都加入各种“群众防共组织”，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到了哪个村哪个村的各种防共组织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三是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刘伯承就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领导干部，批评那些将武工队当作游击队使用的军分区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武工队活动的地区环境限制了他们没办法与敌明火直仗地干，如果非要这么干，那无疑等于是自杀式攻击，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当然，说武工队不打仗，是指不找强敌明火直仗，而“飞行突袭”、“闪电伏击”等行动和不预期的遭遇战斗却是极频繁的，对于前一种情况，则战前周密布置，接敌猛烈开火，赚一把就跑；对于后一种情况，则速战速逃，绝不与敌纠缠。武工队的手榴弹、“二十响”、卸掉了木托的冲锋式，加上他们的机警与善战，也成就了他们这种“飞行闪战”的勋绩，很少伤亡。就以冯志所在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他们在保定外围活动一年多时间，武工队的成员进进出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先后达数百人之多，创造出惊人的战绩，但却无一人牺牲和重伤，应该与他们的对敌斗争策略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真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在敌战区里，恐怕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四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是经过军分区政治部严格政审后精挑细选的。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还不是他们不凡的身手，不是他们手中超强的近战兵器，而是极高的政策水平和群众工作敌军工作能力，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是他们能够被选入武工队的素质决定了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政治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可以具备的。

其二，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武工队”三个字，极容易使人联想到“武攻队”、“特工队”。今天的许多人，喜欢将武工队看作是加里森敢死队一样的特种小部队，网上更有以敌后武工队命名的游戏，也将其与盟军敢死队相提并论。不错，武工队的每一名队员都是在全分区内精选的，多数是连排级干部，个个身经百战，对于他们来说，近战应敌，黑夜行军，化装侦察，攀屋越脊，百步穿杨，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进过象今天西方特种部队训练营那样的训练，或许也没有专门地拜过武师学过武艺，但频繁的游击作战，早已锻炼了他们不凡的身手，远比训练场上得来的功夫更加的实用和成熟，特别是心理上的成熟和老练，就更是训练场上学不来的，再加上人手至少一支的盒子炮和当时正规部队很少使用的冲锋式，就更使他们具备了特种部队的特征。但二者是有区别的。一是作战环境不同，西方的特种部队和武工队虽然都是在敌后作战，但作为前者，这敌后多数是异国他乡，而作为后者，这敌后却又是自己的故乡，故而前者是深入则拘，而后者则是如鱼入水。二是对参加人员的素质要求不同。西方特种部队更注重队员的军事技能，而武工队则将每个队员的政策水平放在第一位。三是作战的首要任务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而武工队首先是“工作队”、“宣传队”，只不过他们是带有武装罢了，它的任务更主要的是宣传战、心理战，破袭任务到是次要的；四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的，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西方特种部队看重最尖端的特工器材，007尽管只是电影，但亦可见西方人的崇尚。实际上，西方特种部队中的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除了装备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因着这一点，武工队到了任何一地，第一要做的便是寻找地方党组织以尽快接上关系，紧接着要做的则是迅速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去靠上这座日军永远摧不垮的“人山”。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既有善于“掏窝”、“单打一”、“飞行闪战”从而让汉奸叛徒听了胆颤的凶狠无情的武工队，又有能与老乡在同一个炕头上睡觉、同一个锅灶里喝粥、同一片棒子垄里耪地的与百姓亲如一家的亲密柔情的武工队。这一点，西方军队从来做不到，今天的解放军也不再可能真正做到了。

要说武工队是特种部队，这是肯定的，但它的特别只属于那个时期的那个军队，而区别于任何其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