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安年 -- 李靖岩
———事实证明，军和民都以食为天
大汉王朝建安二年开局十分平淡。这一年汉献帝刘协本应扬眉吐气，因为曾祸乱长安的董卓四大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此年已全部授首。其中除樊稠在数年前因内部倾轧而被处死外，李、郭、董三人皆死于本年。李、郭为朝廷兵马所剿杀，张济则死于荆州。荆州刘表虽不好战，但在保境自守方面态度坚决。张济殒命之前，已曾有另一名王朝末年重要人物死在荆州外围，即有江东猛虎之称的孙坚。祸国巨酋一朝伏法，固然是将士用命，戮力除奸，然而似乎也是天意。因为实际搅乱并打败诸酋的不只是杨奉或朝廷兵马，而是天灾。这年五月，中原闹起蝗虫。
蝗虫声势浩大，而且生命力强盛。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科技已经日新月异，仍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灭之。因此属于不可抗力，唐朝人曾以之为神。本朝的传统认为蝗虫既是天灾，则与其他天灾如山崩、地烈、洪水、酷旱、日食等等均被视为上天的震怒和惩罚，而原因自然是主政者内德不休。若干年前，本朝的大儒董仲舒曾提出天人合一之道，从理论上完成了天人之间和谐体系的建立。任何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均有对应现象可检验之。因此人们通常相信，倘若某地方官道德方正施政清廉，蝗虫就不会惊扰他的属地。《聊斋》中就曾有故事记述柳树提醒清廉的地方官向化成人形的蝗神求恳因而免灾的故事。也许是巧合，本朝宗室中的著名人物刘虞在任地方官的时候，蝗虫的确过其境而不入，刘虞因此声名大震。被誉为宗室之中最贤者。但时为建安二年，刘虞已早被公孙瓒诛杀。本朝宗室中居显位者此时尚有刘表和刘焉，但一个叫做刘备的人正在慢慢引起世人的注意。据说，此人并非如何道德方正，而且少年时爱音乐犬马衣服，看起来似乎是享乐主义者，然而有识人之能的评鉴家们都说此人有英雄之表。
然而献帝刘协此时还来不及注意这个宗室中的新秀，虽然刘备此时已年近四旬。刘协所关心的是天灾是否预示着自己的失德。一般来说，天下发生灾异，皇帝则应反躬自醒。但随即传来的消息使刘协不知该放心还是愤怒。失德之人是有的。然而并非刘协，而是著名的袁氏子弟袁术。袁术在本年二月自立为皇帝，建号称仲氏。仲者，二也。以他的实力和当时局势，敢做这个热锅上的皇帝也真是很“二”。皇帝登基，自然要有一阵排场。据说袁术的后宫服饰华丽，食物精美。倘若正常年景，这对皇帝也可以理解。然而此年正是蝗灾。袁术顾得了他的美人，却顾不了他的士兵。一场空前的饥馑在江淮大地上蔓延开来。新王朝从一建立起就摇摇欲坠。
令人宽慰的是，许都中的皇帝并不会挨饿。刘协得享安宁之时不会注意到曹操部下一个叫枣祗的人。此人姓氏甚怪，据说是因为避难而改易得来的，原姓则为“棘”——这个原姓也颇为罕见。此人似乎名不见经传。然而正是一年之前他对曹操的极力劝谏才使曹操在饥馑之年不但能安然供养许都的皇帝和公卿们，而且还能出兵讨伐张济之侄张绣。张济死后，张绣继承了他的军队。这次讨伐以失败告终。原本张绣已经选择投降。但曹操纳张济之妻为妾，此举大大损害了张绣的自尊心，于是曹操在猝不及防的反水下伤亡惨重。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猛将典韦均折于是役。然而失败却与后勤无关。这则是枣祗的功劳。
曹操集团很早以前就已经注意到，倘要在乱世中生存，必要的后勤建设极为重要。所谓民以食为天，其实兵更以食为天。因为千里运粮十不及一，漫长的后勤补给线往往预示着沉重损耗，以至于甚至决定大战的胜负。这让我们联想起今天流行的许多种即时战略游戏。玩家们必须在建设基地，掠夺资源和发展兵力中做出精密统筹。而同时代许多强盛一时的诸侯却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史书上记载，“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势力强盛的诸侯们认为凭借自己强大的武力，天下或可传檄而定，因此不惜毁灭性的掠夺本地资源以供给本军。然而东汉王朝虽已进入建安年，国家却尚未安然。之前十数年天下扰攘群雄并起，加以连年天灾，百姓储备已经油尽灯枯，以至彼此相食。诸侯们此时猛醒已是措手不及。倘若是如公孙瓒或当年的董卓一般筑有易京城或郿坞这样兼有城防与粮仓的防御体系，尚可以据城而守。但象李傕、郭汜、张济这样的游军，既远离西凉本土，又不能在某地长久经营，一旦遭遇天灾，则军队立时便有解体的危险。相反曹操当时势力虽并非十分强大，却已深谋远虑，预先考虑到这个问题。原本曹操便已有屯田之心，但王朝末世农民大批离开土地，人手颇为紧张。幸亏初平三年时曹操军在兖州击破黄巾军。据说收纳了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不但解决了人手问题，而且还以此为基础组织起后来曹军中的主力精锐青州兵。
其实屯田并非曹操首创，本朝早有旧制。只是在曹操的手里加以改良并广泛推广而已。枣祗就曾与曹操就具体的税赋征调问题发生争议。按旧时的体例，税赋的征收只与耕牛数量挂钩。即每牛有一定税赋要求。“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而枣祗认为此种体例既产生于和平年代，方当乱世就不能拘泥成法，必须大胆变革，以使体例有益于己方。枣祗的对策则是将耕牛按其所有权分为官牛私牛两种。私牛者与朝廷五五分成，官牛则为六四。因根据官牛私牛而征收标准不同，屯田客倘租用官牛，便须多付出相应收成以为牛租，朝廷也便因而获利。屯田客因租牛而收入减少，在客观效果上可以刺激蕃殖牲畜的兴趣，屯耕所需的动力，因此会逐渐增加，对统治者开发计划也是有利的。
这个看似微小的比例其实具有深远意义。据史载，枣祗的提议一开始就受到了多方反对，最激烈者则为军祭酒侯声。按《三国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载令曰：“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於官便，於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侯声的反驳并非无的放矢，其实正是切中要害。正因为此才愈加显露出枣祗的先见。因为倘若是和平年代，则侯声的办法无疑从容平和的多。然而建安年偏偏是瞬息之间便可风云变幻的时代，是以往日的优容倘若用在今时，便理想化到不合时宜。正因为枣祗的建议“於官便，於客不便”，才使朝廷的赋税征调摆脱了旧例的高风险而稳定有序。此后若干年内，仅有在与袁绍漫长而持久的鏖战且后方遭受猛烈攻击时曹操的后勤才出现过严重问题，稳固的后勤保障将成为曹操最终称霸群雄的重要筹码。
然而为曹操称霸建下首功的枣祗却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日后由他奠基的辉煌成就了。首倡屯田之后不久，枣祗便悄然逝世。对他的追思和嘉奖要等到若干年之后。尽管在这些时日里曹操曾经不止一次的从枣祗遗留的事业中得到有力支持。当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与曹操死守时的最艰难时刻，曹操也许曾经想起过枣祗。其人虽已不在，但他的事业将由任峻继续下去。
任峻是有记载的曹操麾下第一个屯田中郎将。如果说枣祗是首倡屯田的功臣，那么这项事业便在任峻手中最终成就。并且从他开始，屯田系统慢慢建立起来，并且独立于地方郡守。屯田又分军屯民屯两种。但前者直到建安年末才有保留的实行。此刻大举推行的只是民屯。然而即便如此，参与民屯的农民——屯田客们仍然部分接受军事训练。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参与作战。比如建安二十三年发生在许都的叛乱中留守王必便紧急调用颖川典农中郎将部下的屯田客们平乱。此外，土地和生产资料，耕牛与工具均取自官家，屯田的劳动之艰苦也不言而喻。然而即使忍受高强度的劳动，对屯田客们来说，毕竟比无衣无食流离失所的处境为好。就在这一批批屯田客的辛勤劳动中，已经抛荒了的土地一亩亩的被重新开垦出来。是年大熟，等待收获的田野里麦子一望无际，在阳光下泛出充满希望的金色的光。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日后的大魏王朝的根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此时在曹操手下默默的做事的尚不止任峻一人。如国渊、刘馥、袁涣、夏侯敦等。皆于先后有所建树。
《国渊传》：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
《刘馥传》：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於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
《袁涣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夏侯敦传》：“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后世在追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些隐没在字里行间的并不显眼的贡献。而将目光投射于那些骁勇善战所向无前的猛将或运筹帷幄算无遗策的谋臣。而实际上，这些人的默默奉献却在极大程度上决定博弈的胜负走向。前文已述，屯田系统逐渐独立，日后并将拥有自己的选举权。一些家境贫困但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因此可以选择屯田为其事业的开始。倘若效果显著，日后也可能逐步升迁。而屯田在战略中既占如此重要地位，向来均由尚书台及朝廷权力中枢直属。若干年后，一位官员因故上京，事先在本地典农司马处求两个少年帮助驾车。路程漫长，不免无聊，于是便与少年谈天消遣。结果车行数十里之时，官员已经正容变色。他郑重的向两个少年说，日后你们一定会做到公卿。
这两个叫做石苞和邓艾的少年半信半疑。数十年后，石苞临终前的官位是三公之一的司徒。石苞之子石崇则是晋朝举国莫及的豪富。而邓艾将作为晋朝的大将平定蜀汉。在此之前，邓艾的准备工作就是大规模的屯田。这在汉魏历史中也颇为罕见。
《邓艾传》：“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汎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正因屯田如此重要。是以即使曹操本人也不敢丝毫轻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发布的一篇言辞恳切的诏令中谦虚的将朝廷封赏与其的四县三万户归还与朝廷三县两万户，然而随即有好事者指出曹操所保留的万户之县才是屯田的重点，也即曹操本支势力的财政来源。世事每有相合，若干年后司马家族架空魏国皇帝篡夺权力时，所用的也不过是这个套路。
大汉王朝建安二年，也即公元197年。这一年四方虽有几许波折，总算终于相安无事。此时袁绍雄居北方，势力强大尚为诸侯之首。曹操虽已在许都建立实际权力属于自己的政治中心，然而相对之下势单力孤。因此袁绍可以坦然的接受曹操让出的大将军与太尉。本年年初，曹操征张绣失利，此后经常表现的暴躁易怒。将领们均以为这是败仗后的自然发泄，但心思敏锐的谋臣荀彧和郭嘉则已察觉事情有异。张绣虽然战力不弱，且有贾诩之辅，然而仍不足以令曹操如此失态。追问之下，曹操方始袒露他对袁绍的不满。但因实力不及，又不敢轻易开启战端。荀彧与郭嘉并非同一类型。荀彧沉稳庄重有君子之风，郭嘉则思路灵活奇计百出，但两人对曹操的顾虑看法则完全一样。支持开战。
倘若不是一年以前枣祗的建言屯田，即使荀彧和郭嘉能从容总结出所谓曹操的四胜和袁绍的四败，贸然发动战争仍然是不现实的。然而此时计议已定。虽然还有数年的准备时间。曹操抓紧短暂的空隙巩固了根据地并且通过屯田积极的积攒粮食资源，以迎接将决定中原霸主归属的关键一战。战事虽然一波三折，最紧要时胜负只在一念之间，但此时多准备一刻，就有可能在彼时增加胜利的几率。此后，凭借着屯田的逐渐发力，曹操将无往而不利。终于成为天下的霸主。虽然若干时日之后吴、魏也均开始屯田，但出于人力规模和地域的限制，本身又已落后，是以仍然落于下风，不得不结同盟以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