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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周恩来的最后十年-1 --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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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Re:周恩来的最后十年-16

周恩来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刘少

奇在天安门城楼被冷落;“中央文革”

就像一只大筛子;周恩来说:“不要侮

  辱少奇同志的人格嘛!”

毛泽东要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并亲自指挥那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恐怕是谁

也阻挡不了,但这场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所始料

未及的,也都被动地卷进去。那时,周恩来的思想认识总跟不上局势的发展。他常用以往历

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来处理“文革”引发的种种突发事端,仍希望将“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

导与控制之下,不准“越轨”。1966年夏天,人民大会堂那次著名的万人大会上,刘少

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是三位重要领导人说的实际情况。

1966年5月,党中央为了确立“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

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根据4月毛泽

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会上,根据林彪与康生等一伙的指

控,批判了彭、罗、陆、杨,给他们扣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

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

持起草后,让刘少奇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五一六通知》中严厉地批评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主要成员)是为

“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中央认为必须予与撤销。同

时,“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

刘志坚与张春桥,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到中央任政治局常委,他又兼任顾问工作。

事隔不久,中央又决定,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之职。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取代党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其权力还要大得多。

这就使江青红得发紫、地位更加巩固、权力无边,“文革”小组成员中很快形成了江青、张

春桥、姚文元与戚本禹等人的一个能量极大、危害严重的团伙。于是,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

巨大混乱与痛苦的“文革”迅猛异常地展开了。

5月下旬,那位一向称病不工作、“韬光养晦”多年之后突然杀出来的康生,见时机已

到,便指使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叫嚷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

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分子”。毛泽东批示,将此“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炮打响,她们揪斗北大领导陆平及彭佩云,开了全国揪斗领

导干部的先例。顷刻间,全国各地大专院校掀起揪斗狂潮,冲击学校党委、批斗专家、学

者、权威,造成一片混乱局面,不堪收拾。“文革”高潮一旦到来,造反派们立刻走上街

头,冲向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恶浪滚滚、异常迅猛地席卷全国各地。

6月初,毛泽东批准张承先率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期间,刘少奇和邓

小平曾专程去外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并处理“文

革”运动有关问题。

6月上旬,根据各院校的要求,刘少奇在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中央各部派出工

作组进驻北京各高等院校,协助学校搞好运动。但是,形势的恶化已是不可阻挡,到了这步

田地,工作组亦已无能为力。

7月,毛泽东曾致函江青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

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刘少奇等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该

怎样进行而陷入困境。至此,刘少奇只得恳请毛泽东返回北京主持大局。

毛泽东回京听取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后,他对于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之事表示出强烈的

不满。他极其尖锐地指责工作组起了破坏作用,阻碍运动……有人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

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江青和康生等人知道时机已到,便一下子跳出来,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到各院校煽风点

火、说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向社会提供了许多假情况,制造谣言,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

向国家主席,迫使刘少奇作自我批评,但他对此仍持保留意见。

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全部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到会与群众

见面。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

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正是盛夏季节的另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一次万人集会上,刘少奇、周恩来

和邓小平先后都说了同一句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于是,各单位的工作组便一风

吹,全部撤走了。各大专院校形成“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局面。广大群众

议论纷纷,出现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将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16号楼。自此,16号楼天天开会,

会议都在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会议时间都很长,大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一直开到天亮者

也屡见不鲜。这个会议名称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外,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与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以及

萧华、杨成武等人也参加会议。每天会议开始后,随员们各找地方或坐或躺,随遇而安东倒

西歪地在那儿睡觉,小伙子熬夜都不如首长们,我也一样。

“中央文革碰头会”很像一把“大筛子”,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发展,被打倒、揪

斗的人渐渐增加。陶铸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被打倒的,也是级别

最高的领导人之一。

嗣后,被打倒的人数陆续增加,像陈毅、谭震林、聂荣臻、徐向前及萧华等人都被批

斗,叫喊着要“倒”他们。后来,又是林彪和“四人帮”一手策划的所谓“杨、余、傅”

(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事件,现在已记不

清楚孰先孰后的次序了。经过这把“大筛子”过滤以后,剩下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

人日益减少。

“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老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的事例实在大多。运动

开始时,周恩来便成天忙着“救火”、“救人”,保这个救那个,为此,“四人帮”批判他

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保皇派的黑后台……”

其实,在我看来,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同所谓的“二月逆流”们本无多

大的原则差别,只因他处的地位特殊,要求他不能硬顶、逆风而上,否则就没有缓冲及转圜

的余地,国家与人民的损失会更加惨重。因此,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要求他必须审时度势、谨

慎从事。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处境艰难与殚精竭虑地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

献,历史已有公论。1981年6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十分明白:“周恩来

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

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

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由于工作需要,每年“五一”“十一”我都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医疗保健值班。1966年8

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见到城楼大殿里的布局仍同往

常一样,但细细观察,便发现座席安排及人际交往方面有明显异常。

从前,大殿正中面南坐北和两侧摆着大沙发,沙发背后挡着屏风用以隔音及挡视线;大

殿进门的东西两侧各摆着一长溜铺有绿呢或白桌布的长条桌。按惯例,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七个政治局常委坐在这三面大沙发上。西侧的长条桌为

中央委员而设,东边的为民主党派与党外民主人士专用。

这一次的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独自坐在中间沙发上吸烟,有时林彪走过去坐

到他跟前说几句话;朱德偶尔坐到右侧沙发上小憩,但不见其他领导人坐到那三面大沙发上

去。刘少奇独自站在为中央委员设的右侧长条桌旁,他的身旁只有一个警卫人员跟随。更为

引人注目的是,往日在这种场合必有许多大人物围着他说话,起码会主动走过去跟他打招

呼,如今的刘少奇显然受到了冷落,从他面前经过的人,亦未见有谁理睬他,这肯定与

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有关。那次会议之

后,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并向社会公开发表。刘

的地位下降了,人们疏远他、同他保持了距离。真可谓“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不久后,“文革”狂潮乍起,大街上贴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

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标语。接着,几乎是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铺

天盖地贴满了攻击刘少奇的大标语,有的标语在刘少奇的名字上还用红墨水打“×××”,

或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

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到西花厅,生气地跟我们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

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

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看来,周恩来对此气恼极

了。其实,我们坐在随车上的人早就看见这种大标语了。

同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

他现在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我虽在一些工作场合见过刘少奇,但跟他不相识。听说刘少

奇向来少言寡语,不苟言谈。

我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禄居”,院子里悄然无声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萧瑟冷

清的景象,已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主席府”应当是警卫森严,武装或便衣岗哨林立,

若有人来到院子门前必定会上来盘问。此刻,哨兵是有的,他只是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找

谁?我向哨兵说明自己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他未加干预便放我进了院子。院子内毫无生

气,没有看见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我自己找到了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我是总

理办公室的,要见见少奇同志。他走在前面引我到刘少奇办公室门口,门敞开着。

“我叫张佐良,是周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望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

那时,我穿着军装,故进门见到他就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告道。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

刘少奇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有几个人之类问题。我见他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便告

辞。自然,刘少奇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他身处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况,实际上是软禁状态,

他还会说什么呢?

“请少奇同志保重,我回去了。”

“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仍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这样说。

我即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便返回西花厅向周恩来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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