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恩来的最后十年-1 -- 化学

邓颖超初次约见并送我一本她写的书

　　《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邓颖

超大姐约见我。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我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健康情况及西花厅工作的要求

都说得十分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熟悉和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

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来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情既严格又严厉，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

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是知道的。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绝

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此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点地工作，

连续“熬夜”好几天。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有能够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曾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恩来当参谋长，刘帅

知道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

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你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

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

松，起码少影响他的工作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可

算是保健医生工作的“技巧”，相当重要。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

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

言，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出了一点力。

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

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这样

做。因此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

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

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以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她也很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

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

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

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厅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

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已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

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与我交谈对我有更多的

了解。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

点。只等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缓走来。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

并轻轻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正在病中，她的身体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

招呼：“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

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指着茶杯又说，“先喝点茶，

咱们慢慢聊。”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一口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

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

理。

她在简短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

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

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

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

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

弱。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

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

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

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

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

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

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

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

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

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

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

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

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

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

是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

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过

身去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快11点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

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

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

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

束，我站起身来说。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坚

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封面简装书。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

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1965年8

月20日”，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他说：“谢谢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告辞时说。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连声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教诲及言传身教的

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上

获益匪浅，终身受益。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在我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之前尚没

有后来那样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