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G做事不地道：2007年的GDP又上调了 -- mandman

鲍莫尔、布林德告诉我们：1948－2001年，美国CPI平均每年增长3.8%，而内科医生和病人住院的服务价格每年分别上涨5.3%和8%。53年下来，用不变美元计算，内科和住院服务价格分别上升了123%和800%！1978－2003年，CPI上升了182%，其中代表大学费用的部分却增加了674%。医生和教师太贪婪吗？可是他们也没发财：在这段时间内，医生的收入增长勉强与通胀持平，教师的薪水实际上还下降了。持续的成本增长还秧及邮局、图书馆、戏剧门票、警备、消防等服务。花钱越来越多，服务质量却还越来越差：街道和地铁变得越来越脏，汽车、火车和邮政服务都减少了，50年前曾十分普遍的医生上门诊断和电话问诊几乎消失。这些也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例外。鲍莫尔和布林德称之为“个人服务的成本病”。为什么会这样？

根源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本质区别。工业的效率可以持续提高，比如随着新技术的采用，每个工人能够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汽车或钢铁。但是服务业的“效率”基本上无法提高：每个教师教授的学生不能无限增多，也许还减少了；医生给病人检查的时间不可能越来越短；每辆警车上都需要配备两名警察；今天乐队演奏一曲贝多芬的时间，和贝多芬时代更是非相等不可。

就长期而言，随着效率的提高，生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会上升。然而服务部门劳动者的收入也必须同步提升，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当老师、医生、警察了。结果就是：同样的服务能够换到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事实正是如此。和我们父母的成长时代相比，如今电视机和电话非常便宜，大学学费和就医费用却十分昂贵。（《经济学：原理与政策》第12章第7节和第23章“疑难解答”）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单靠道德治国是不行的，现实世界比道德家的想象复杂得多。

这个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越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越大：不仅因为对服务的需求更多，而且还因为服务价格更高。中国的一点特色是服务业GDP统计有严重遗漏，所以从统计中看到的趋势往往是扭曲的、滞后的。例如2007年统计公报说，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分别上升和下降了0.3%。这肯定是错误的，正好反证了统计的疏漏程度。由此可见，中国PPP GDP赶上美国的过程应该是工业增长不到一倍，服务业增长超过一倍。用好听的话说，就是绿色化、人性化、软件化、“以人为本”、“拉动内需”等。当然也可以用难听的话说：空心化、虚无化、享乐化、颓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