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当丰饶之角不能吹响的时候（想到了才更新） -- 葡萄

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 “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他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粱启超当年提出所谓“国性”即“文明性”的着眼点。在粱启超看来，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说的“国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蕴，相反，有些国家“本无国性”，有些国家则是“国性未成熟者”，这些国家虽然也可以进入现代，但其进入现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为代价的，亦即文明意义上的“亡国”；而正由于原有文明已死，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的国家”的意思。事实上，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子，正就是粱启超当年一再要中国人引以为戒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粱启超当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土耳其“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而亨廷顿则是在20世纪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国家”的困境时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我们确有必要来看一下土耳其道路，因为今天不少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提倡中国走土耳其的道路。

　　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图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何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不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随西方，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反过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土耳其则遭到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集体谴责，更被伊斯兰世界看成是渎神的国家。

　　初看起来，这一以“凯末尔主义”闻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象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以后“欧盟”很快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的申请，同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等前苏东欧集团国家，偏偏迟迟不考虑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土耳其人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总统在90年代因此极端委屈地说：土耳其之所以无法成为“欧盟国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实际就是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他们”即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点，而总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在申请加入欧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图发展与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新国家的关系，特别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个讲突厥语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实际上是颇为雄心勃勃地想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政治领袖。

　　但这种欲当突厥语共同体领袖的梦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兰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突厥语国家，这反过来就进一步促成土耳其国内本来就已相当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如亨廷顿所指出，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主流舆论与生活方式都已越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清真寺、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的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伊斯兰的书刊、磁带、光盘都大规模增长，伊斯兰妇女更公然藐视土耳其世俗法令而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街YX和参加选举。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从9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大党，在1996年成为土耳其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而在2003年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以大比数胜出，在国会五百五十席中拥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压倒多数，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已经足以一党单独执政的全新政治格局。虽然大选胜利后执政党立即安慰西方说土耳其将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同时继续要求加入“欧盟”，但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个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领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后，就公开提出了“反对加入欧盟，支持退出北约”的政治口号，并且声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事实是，晚近十余年来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上台执政，已经强烈地挑战并削弱了土耳其从“凯末尔变法”以来形成的的世俗政治体制。

　　但土耳其的尴尬在于，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却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面，伊斯兰的复兴与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只能使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更加疑虑更不信任更加视其为“非我族类”，而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执政，却并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权力乃在亲西方的军方手中，一旦伊斯兰政党走过头，土耳其军方必然会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弹压，直接干政。由于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过要紧，西方特别是美国绝不会允许土耳其真正脱离西方的控制。换言之，西方对土耳其的态度实际是既不能让它成为西方一部分，又不能让它脱离西方，而土耳其自己则处于无论如何西方化仍然不是西方，同时无论如何复兴伊斯兰仍得自我压抑的状态。可以预言，土耳其将会长期处于这种“自我撕裂“的状态中而难以自拔。

　　这里可以顺便提及友人陈方正教授对土耳其道路的研究，他对土耳其道路显然是比较同情的，我猜想他研究的最初出发点大概是认为土耳其道路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榜样，因为土耳其代表了最彻底抛弃传统、最彻底西方化的道路。但到最后，他也同样认识到，土耳其道路的结果是一个自我撕裂的社会，如他在其研究的结论中所指出：“由于社会中的伊斯兰传统与国家的世俗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近六十年来土耳其始终是一个神经紧张，甚至有点神经分裂的民族。换言之，凯末尔创造了一个能跻身于‘正常’现代国家之列的土耳其，但在灵魂深处她是抑郁，不欢畅的，在将来，也看不出它恢复往日光辉的前景。”他因此也不禁问，凯末尔主义的道路就算成功，是“正确”的道路吗？这种现代化道路虽然“摆脱了历史、传统、宗教对土耳其的困扰，但同时似乎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与心灵上的生机”，这值得向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