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2008--思想解放与中国复兴 -- atene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很多人以为是最近三十年中国才开始崛起，我倒是觉得应该把三十年和六十年连起来。中国的崛起也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罢，大概是从1949年开始，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１９４９年时中国人均35岁，婴儿死亡率是每1000个婴儿出生里有250个死亡），1949年以后，在农村医疗方面，非常穷的时期，也解决了两个问题：无医无药的问题大概从5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基本解决。到1965年，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就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现在我们农村还面临很多问题，但不再是无医无药的问题，问题的整体已经不一样了。这仅仅是一个指标，因为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得是一个健康的民族，这个健康的民族是这个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健康，而不仅仅是几个教授、几个经济学家健康，大家都必须健康。中国的崛起必须有这些健康、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作为基础。

这个心态上的崛起我认为非常重要，一个民族哪怕养得肥肥壮壮，但是精神上萎靡不振，那么你还没有真正的崛起，你还没有真正的复兴。现在看来，中国人在心态上开始立起来了，我只能说刚刚开始而已。

我前几天正好在美国开一个会，美国有一个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的国企改革，叫Berluffe，写了很多书，他这回针对中国国有经济在过去几年非常亮丽的表现，提出了6点假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所有制的改革对于经济增长可能没有什么太大作用。这样你就要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教条中解放出来

　　在这个被虚拟概念劫持的世界里，人类压迫的方式也在改变。人类间的压迫始于军事。打了胜仗把俘获的战俘变成奴隶。接着是派一批殖民者直接统治当地人民。再之后是经济压迫，以经济手段来支配别人。现在还有新一类的压迫——语言符号的压迫，靠符号霸权支配别人。符号要靠创造力，符号的传播却要靠特定的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符号竞争可能是自由的，但若没有很多钱或很多特权，你不可能拥有传播工具。在这个被符号统治的世界里，突破这种语言符号的压迫，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关键。

变不变的标准在于你是否变成金发碧眼，否则的话就叫不漂亮。要是按这个标准的话，中国人不管怎么变永远也漂亮不起来。现在西方或者主流媒体里面就是拿这个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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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尤其在谈到体制改革的时候，太多的人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只有朝那一个方向走才是对的。天地之间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为什么只有那个方向是可能的呢？

我的主张是，你出什么问题了，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动不动就搬出"体制缺陷"来说事。比如我们说腐败问题，选票能解决腐败吗？有人能从理论、历史、实践来证明这个关系吗？不能。然后，我们接着说住房问题、医疗问题。能靠选票来解决吗？说什么事情都落到选票上，这是一种蒙昧主义。这种蒙昧主义产生于话语的灌输，来自霸权话语系统。如果我现在开一剂药方，不管你得什么病都用这个方子，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你不觉得我在蒙你？我们承认现存体制确实导致了一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有体制保障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利弊相权，这才叫理性啊。

用抽象概念来讨论具体问题，无处不体现话语权的劫持。如果你做一些具体的比较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好像有言论自由，但那里的主流意识极其强大，他们永远相信，不管怎样，他们都是最好的。这种傲慢"理性"吗？我们这里的分歧如此大，思想如此多元，又如何解释？所有这些问题，就得从现实中比较。不顾事实，单纯用概念贴上标签，以后你就死定了，就被劫持了。

其实教育根本不是消费，教育是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投资。这个投资的回报率是非常之高的。而这个回报率，不是你个人的回报率，是全社会的回报率。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商品，它是一个社会商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公共物品。很多人讲，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很成功很重要的经验是在我们改革以前就培养了一个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民族。这一条不是我说的，是得了诺贝尔奖的阿玛蒂亚·森对比中国和印度得出的结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教育和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