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炒冷饭——说说前阵子中法-中欧的纠纷 -- 明日天涯

我这个人呢，就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懒散，做事也比较拖拉，这次也是，本来前些天就想写这个帖子，结果直到今天才写，虽然这个不良习惯有长时间生病的缘故，但是我心里也不得不承认我的性格中确实有这样的弱点。好在虽然写的晚了，但是观点似乎还没什么人谈过，也就促使自己拖拖拉拉之后，有了动笔的欲望。不过写的晚点也有些好处，在资讯闭塞，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动作慢点，相关资料就自己冒出来了。

这次的金融危机可真够热闹的，连拉带拽出了不少事情，包括带头向美国金融霸主地位叫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这些大家都了解，我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已经把西方经济领域理论和实际中的一些根源性问题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了，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是金融理论和机制，体现出了其不合理的 地方，在一定的、甚至是长期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西方的金融机制看来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和需求，直到西方近现代在世界上处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冷战的综合较量中战胜了西方世界本身出产的另类——社会主义之后，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快被人们看来是真理了——这当然是指那些因没有独立思考习惯而喜欢找精神支柱依靠的人，谁料想这么快就跌了个鼻青脸肿。其实呢，理论合理与否有其自身和历史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是金融理论和机制既是如此，其在中世纪和近代科技和社会机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对商业等经济活动和冒险（包括殖民冒险）等与经济有关的社会活动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存在的不合理成分也就被当作合理的而长期存在下来，并得到了滋长，不时在经济发展中爆发出来，包括最近的金融危机。我对此有个脉络性的认识，不过还不成熟，暂时还不能阐述出来，不过大家可以看看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体现的与其综合经济实力其实并不相称的突出地位，起码就能体验出有缺陷的金融机制是把多么可怕的双刃剑，不仅会伤到自己，而且还会授人以柄，不过也好在西方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否则的话，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日子在西方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之下，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当然，现在也不见得好过多少。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中法-中欧近期的纠纷吧，其实有些有见地的评论家、学者和网友都意识到了，近期的纠纷并非是单独或突发事件，而是与注重人文思想的欧洲这几年理想主义的抬头有关，欧洲人和我们中国人、具体地说就是中国政府的观念不一样，并不认为经济和思想政治是可以分开的，说句欧洲立场的话，欧洲人和中国的交往，固然其操纵者实际上是基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人——资本家的利益需求和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需要，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也得让步于资本家和国家政治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欧洲资本家也是在欧洲人文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若说一点也不考虑人文思想因素，也是不可能的，即使作出决定的行为体现了资本家的利益本质，但是思想感情上却未必不会有矛盾，所以在感情上是会支持默克尔这样的领导人的。在具体的会见达赖的问题上，《环球时报》曾经请来自欧洲的欧盟中国问题高级顾问Etienne Reuter(中文姓名“骆一德”)、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中欧关系研究专家邱震海和该报驻欧盟记者，长期负责中欧关系议题报道的谢栋风谈论过，请大家看看：

(问题一：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的背后，是否反映了欧洲对待中国秉持“人权高于主权”的标准？

　　骆一德：我不知道萨科齐为什么这么做。在我看来，达赖并非象征着人权，西方人把他看作“精神领袖”，所以他是一个宗教人物。我知道达赖在西方的形象与他在中国的形象非常不同。在西方，有很多关于西藏的好莱坞电影，人们从中获得的感受也许并不符合西藏现实。但政治中的现实是：西方人确实获得了这些感受，并基于此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我认为，目前来讲，“人权比主权更重要”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只不过的确有不少欧洲人会认为人权和人的尊严是一个全世界普遍通行的准则。☆

　　邱震海：萨科齐见达赖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有他自己的个人原因：他是牛仔作风，好像愣头青一样的风格。他不了解中国，对中国不感兴趣，同时外交经验匮乏。其次他执意见达赖反映了欧洲人普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欧洲特别是法国，可以说是为了所谓的人权理想能够做出一些荒唐事情的。所以我们看到萨科齐也好，默克尔也好，在“西藏问题”、达赖问题、甚至奥运会问题上和中国冲突。他们自己还不是很清楚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谢栋风：以我个人经历而言，我觉得欧洲看中国有“人权问题高于主权”的趋势。欧盟自诩为“人权卫士”，动辄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国，拿中国的人权说事已成为别有用心的欧洲政客的拿手好戏，再加上欧洲主要媒体推波助澜，不明真相的普通百姓也就入了套。这也就不难理解，今年4月的巴黎和伦敦街头，有那么多无知者与那些用心险恶者、“藏独”分子站在一起，上演攻击中国残疾运动员火炬手的闹剧。

　　德国智库“全球公共政策学院”的专家最近有一句话，“尽管欧盟要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但实际上欧盟领导人各自为政，经常以人权问题歪曲中国，取悦国内”。对此我非常同意。☆

　　问题二：现在达赖在欧洲人眼中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骆一德：具体是一个什么形象，我不能对此进行评论。我相信绝大多数欧洲人都知道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认为没有人想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达赖喇嘛只是被看作一个精神和道德上的领袖，一个宗教界人士。

　　邱震海：达赖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完人形象，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喜欢达赖呢？首先需要理解欧洲对西藏的复杂的香格里拉情结，简而言之就是现代化中被异化的欧洲人对原始质朴文明或者最古老文明的一种向往，比如他们对非洲的热衷，比如他们对自己并不了解的西藏文明充满向往。在他们看来，那里正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美好意境。

　　其次，达赖总在西方宣扬和平、博爱的公关方式，契合了欧洲人心里冥冥的需求，也欺骗了大多数欧洲人对他真实面目的认知。

　　谢栋风：我曾碰到法国驻欧盟代表团的一位官员，他对我说：“达赖是一个文化领袖，而且他说不谋求西藏独立，我们总统见他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位先生的话在欧洲人中非常典型。达赖正是很好地利用了欧洲人的“天真”和“同情心”，在宣教的同时，将诸多有关西藏人“广受文化迫害、无宗教自由等人权受到践踏”的不实之词灌输到他们耳朵里。达赖用“和平主义者”、“慈祥仁和”的形象掩盖了他背地里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实质。☆

　　问题三：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就不担心会见达赖影响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欧贸易吗？

　　骆一德：担心肯定有的。欧洲人眼中的政治和经济并不是分开的。但我想人们可以把这件事做一个很好的切割，不会联系在一起考虑。不是说经济应该从政治事件中抽离出来，而是宗教应该从政治和经济中抽离出来。我们认为宗教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宗教信仰自由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保护，中国宪法上也有这样的表述。在法国，人们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政府和教会的分离，宗教不应该被政治所干涉，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宗教活动。

　　不过现在，中欧关系确实是因此发生倒退。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足够坚实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需要彼此，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里。我们应该找到能够修复双方误解的解决办法和源头，重建中欧关系，但这需要时间。

　　邱震海：总体来讲，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外交既有价值观外交也有利益外交，他们始终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有时，利益外交比较偏重；有时出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他认为价值观外交更重要，就偏向价值层面。目前可以说欧洲的价值观外交有所抬头，但利益外交对他们而言还是很重要的。

　　我想强调，当下环境中，我们看到中美比较融洽，而中欧之间风波不断，但是从中国的外交战略出发，我们对中欧关系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这一认识建立在对中美欧未来发展态势的认知基础上。☆

　　我认为，由于中国和美国国家定位的差异，今后注定会有潜在的战略冲突，这会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较量。反观中欧之间，欧洲步入现代化以来越来越注重欧洲国家的联合而不是独立地寻求自身利益，它未来是一个全球的政治实体，不存在和中国发生质的战略冲突的基础。所以虽然欧洲在“西藏问题”上、达赖问题上、奥运会问题上和中国有冲突，但我们处理时，一方面要让欧洲看到中国的立场底线和核心国家利益，一方面要清醒认识中欧之间不会产生必然的矛盾。

　　问题四：欧洲存在“中国威胁论”吗？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骆一德：我不认为中国发展威胁了欧洲。“中国威胁”只是一种“论”，而不是真正的事实，往往是由中国在西方的国家形象引起来的。包括欧洲人关于中国人权现状的感知，对经济上不平等竞争的印象，以及在军事发展、太空科技发展等方面对中国的认识。有些人利用这些感受和形象说中国逐渐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对此，我们感到遗憾。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例如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问题、非洲事务问题等。

　　其实欧洲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比如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到西方。那时候，欧洲派遣使团到中国访问，就是17世纪的欧洲社会践行“东方学”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不知道如何倾听中国，我不认为我们很好的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中欧双方加强沟通，商讨和辩论。同样，中国也要更好地理解欧洲。☆

　　邱震海：欧洲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精英阶层的“中国威胁论”有很大不同。我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是会对美国形成挑战的，但不会对欧洲有这方面影响，这一点欧洲方面也有认识。中国未来在能源问题、劳动力流向方面可能会给欧洲带来不安，不过这种不安大多是人性上的不安，中国可以化解。

　　谢栋风：欧洲在18、19世纪时可以说是大国、强国，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在心理上还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欧洲的一些专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近来也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利益攸关方”。

　　我认为现在正是中欧之间相互重新认识的阶段。对中国来说，西藏、台湾、新疆等都是不容干涉的核心国家利益，对欧洲而言，公民的自由、个人命运一些比较形而上的议题又是他们特别关注的。中欧都需要站在彼此的立场上去多考虑一些。)

基于这类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中欧双方其实并不怎么了解对方，特别是对外界傲慢地自以为是的法国，不过，欧洲到底是注重人文思想，且近代以来一直站在文明前沿的地方，所以我并不赞成中欧在思想和政治上交流空间缩小，而且从关注人文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来看，我还是比较欣赏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尽管她在会见达赖、特别是在拒绝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问题上看来损害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感情，但是从我自身的平民角度考虑，坦白说我还是希望欧洲能关注中国内部的问题的，欧洲毕竟还是一盘散沙，所以无法向美国那样公开干涉台湾问题——当然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我也坚决反对外部的分裂活动，即使美国，现在也不大有兴趣干涉涉及政府执政基础的问题，例如工会的地位，欧洲的力量就更小了，也就只能在一些实际上对中国没什么影响的问题上做文章，站在我们平民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最好还是多考虑在目前社会不健康，中央的许多政策都由于下有对策而无法在实际中惠及我们这些小民百姓，外部的压力或者还能使中央的政策更有力些，使得我们的基本权益和生活水平能更有所保障（当然我所说的小民百姓是真正的平民百姓，以及感情倾向或同情平民百姓的人，而非那些吃饱了说凉话支持现状的既得利益受益者）。坦白说，如果没有与世界先进地区的交流，我都无法想象我们目前过得是什么日子，就像前些天看到的报道所披露的，同样是国内厂家的同样商品，中国消费者购买价格竟然比美国消费者还贵，有些商品甚至贵上许多倍！更有甚者，我们买到的，还不一定是同等质量的商品，甚至可能还是有害的，例如前一阵子的毒牛奶事件，不过回头看看以前，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再无法更好的情况下，现在这情形还算是好的，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我们买到的商品，特别是所谓的民间企业的商品，大多都是粗制滥造的假货——年轻些的朋友可以问问长辈，就会从他们那里得到证实，所以说，尽管我们平民百姓生产和上缴的利益的一部分由国家补贴给了这些企业，来供这些官僚和非官僚的资本家发财，也供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众来廉价消费，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感谢这些国外消费者们，若非国外市场的严格规范，国外消费者的高要求，我们买到的商品质量或许会比八九十年代强一点，但是无疑会比现在差许多，弄不好不仅牛奶，就是矿泉水都说不定会给你带毒的！这个分析大家是不是觉得又可气又可笑？但是现实情况就是如此，国内的市场规范程度别说比发达国家，就是比许多社会规范多少像样点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如，所以呢，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选择就成了我们最明智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