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寻求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 (zt) -- aokrayd

我这篇文章其实写的很早，以前也在几个场合讲过。最近有一本书比较流行，就是《张之洞》。张之洞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提出的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本书中就讲到，这八个字是八个“金”字。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对这八个字持有保留意见，比如毛泽东就曾对其提出了批评。即使到了80、90年代，中国知识界也对这八个字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不管这八个字对不对，它引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不断对东方文化产生冲击，同时也包括西方和东方之间的“硬”的碰撞，比如战争。这对中国冲击很大，中国人需要在文化上做出一定的调整。

那么这种调整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在我看来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开始引出了我的一个批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文化冲突的思考、评价、论述是存在缺陷的。简单地说，这些缺陷是把文化看成一个平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受到列强欺凌的耻辱感和救亡的紧迫感，迫使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做了非常快速和简捷的介绍，比如李大钊在对比中西文化时就写道，“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等等。这简单勾勒出来中西文化的一些重要区别。但这样一种当时形成的某些看法，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使得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了平面化、点化的方式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理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这篇文章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实际上文化是形成一种结构的，是立体的、有机的、有生命的。

我的研究背景是制度经济学，对中西文化也阅读了一些文献，因此我想把制度经济学方法纳入到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和分析当中。引入这个方法以后，实际上就会对文化、或者文明有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一种文明是由几种不同的亚文化构成的；其次，这几种不同的亚文化最初可能是在不同地域发展起来的；第三，这几种亚文化被纳入到一个社会中以后，就会形成长期的互动，并逐渐在社会制度结构中形成分工，最终构成社会制度结构的整体。我觉得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描述。

可以举几个例子。首先是西方的例子。西方文明基本上是由两个亚文化构成的，一个是希腊传统，一个是希伯莱传统。这两个传统最初是在不同地方形成的，希腊传统是在东南欧的希腊形成的，希伯莱传统是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形成的。它们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它们之间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先后吞并了希腊和中东，于是把这两个文化纳入到一个社会之中了。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是非常崇尚的，所以罗马帝国本身更多的继承了希腊传统，而对希伯莱传统采取了一种镇压的态度。希伯莱传统被罗马吞并以后，逐渐形成了基督教。后来由于希伯莱传统被覆盖在了罗马帝国之中，基督教就传到了欧洲。但在最初，希腊传统与希伯莱传统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希伯莱文化在罗马帝国中受到了压制，所以基督教一直处于一种抗争的地位，受到过很多次打击和迫害。直到君士坦丁时期，才真正走上了合法化的过程。后来西方文化形成了这两个亚文化共同存在、分工合作的特征。希腊传统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理性主义角色，它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以科学为特点的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它的宗教功能基本上衰落了。另一方面，来源于希伯莱传统的基督教，在宗教当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样就形成了希腊传统和希伯莱传统的最初分工。后来西罗马帝国垮台以后，罗马作为政治中心不复存在了，但它逐渐演变成一个宗教中心。当时罗马教皇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在当时应该说基督教在宗教之外还同时兼有许多政治职能，例如我们知道当时各个土邦是要向罗马教廷纳税的，而且基督教同时具有司法权。虽然后来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但很显然，基督教通过罗马教廷这样一种形式，对那些世俗的小土邦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文艺复兴在西方文化中实际上是两希传统的又一次较量，在这次较量中希腊传统重新抬头，压抑的人性获得了解放。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同时文艺复兴也使基督教内部产生了革命，就是所谓的新教革命。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在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两种亚文化就做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在当初罗马帝国的内部与后来的中世纪是不一样的。这种调整一个是刚才讲的希腊文化的重新抬头、基督教传统则相对退却，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另一点是，它们之间也进行了重新分工。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和新教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民族国家不再向罗马教廷纳税了，也就是把罗马教廷在世俗的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夺过来了。同时，罗马教廷的司法审判权也随之逐渐丧失掉了。这也就是说，罗马教廷政治层面的一些功能转到了民族国家手里。而民族国家基本上奉行的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希腊传统。因此，从宗教革命以后，基督教逐渐从世俗事务中撤退，在新的分工中，希腊传统确立了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借助于市场竞争，理性主义又在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的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希伯莱传统逐渐退却到了宗教的精神领域。这样在西方社会中，就形成了两种传统的重新分工。

我觉得这样一种描述，比简单的讨论文艺复兴发现了人性等等要好的多。实际上文艺复兴不是简单的希腊传统的重新复兴，而是西方两种亚文化传统在西方内部结构中做了一个重新调整。这个重新调整形成了新的西方社会制度结构，从而带来了西方社会近代的崛起。西方后来的很多发展都与这两种亚文化的互动有关。例如没有基督教这种亚文化传统，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发的从世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产生出来。实际上它要受外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约束。西方基督教传统恰恰一直是民族国家外在的、实际的政治抗衡体，因此希伯莱传统与希腊传统一道，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市场经济状态。如果没有基督教的道德约束，以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率，甚至可能会因为没有道德基础而崩溃掉。杨鹏先生在他的《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一书中也谈到，希伯莱传统为西方的崛起提供了目标和动力要素，而希腊传统提供了方法要素。包括西方的海外扩张，其实也是坚船利炮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传播过程的结合。

对中国文化也可以做这样的思考。中国的传统其实也产生于许多不同的地域，比如道家产生于南方，儒家产生于西部。但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儒学的发展。

儒学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好几个方面都非常成熟，比如在知识精英的精神层面就是很成熟的，它占据了不少知识精英的心灵，是知识精英思考生命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同时儒学在大众层次也做的非常成功，在很多方面它都巧妙的和民间的文化资源结合了起来。这种民间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家族制度，另一块就是中国的原始宗教。我曾经有篇文章讲过，中国文化精英曾经对图腾崇拜的中国原始宗教进行了整合，比如“龙”这种图腾就是由不同的图腾捏在一起形成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儒家也做出了某些衔接，比如强调“天道”、对君主和天道关系的描述等等。这也就是说民间的原始宗教本身，并不是和儒学冲突的，二者通过某些链环形成了沟通，进而形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并且具有超越生死的宗教和道德功能作用。这方面有许多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中国的图腾崇拜是非常古老的，延续时间也非常长，直到现在还在一些地方的民俗中有所体现。我去年去云南的时候，就发现那里的少数民族如白族、纳西族中都有类似的东西。至于在其他方面，大家都承认儒家在政治层面是相当成功的。通过对君主制的规定和驾驭、科举制度等等，儒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儒家也通过政治层面获得了很多的资源。另外在经济制度结构方面，儒家思想实际上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早在汉代的时候，儒家就建立了一种独步天下的霸权，这个“霸权”的含义就是说，当时在制度结构层面，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儒家都占据了相当成功的地位。

而在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了中国。佛教进入中国跟基督教等西方宗教进入中国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被皇帝、贵族当作座上宾请进来的。所以佛教一进入中国就占据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与其他文化没有发生很大的冲突。当然佛教的进来对儒家是形成挑战的，尤其是在精神层面。关于精神层面我老讲的两句话就是“道德教化”和“超越生死”。在这两个方面应该说佛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佛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其实也和儒学本身的缺陷有关的。刚才讲了，儒学在大众精神层面的主导地位，是在与家族制度和原始宗教做了一些衔接和沟通后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这些家族制度和原始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不如佛教优越，因为相对而言佛教毕竟是一种高级宗教。我有一种看法，就是先秦的儒家相对而言是形而下形成的，缺少超越性和神圣性，这是儒家自身的一个缺点。佛教进来后，一方面征服了下层大众，另一方面也征服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佛教的成功和儒家本身的缺陷是有关系的。当然这里儒和佛之间的冲突与西方两希传统的冲突不可同日而语，它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后来皇帝对佛教的打击与文化冲突的关系不大，而是与佛教本身发展过度有关。在佛教日益崛起之后，他就跟政府形成了争夺资源的关系，这必然要受到政府的打击。后来到了宋、明时期，两种文化也出现了合流的趋向。在宋朝时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儒学复兴，结果是到近代以前，中国的制度结构中实际上主要包括儒学和佛教两个亚文化。但这两个亚文化不是势均力敌的，儒学在很多方面都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制度结构跟西方不太一样。

下面从理论上讲一下我对中西文化的思考。通过上面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两个案例，应该说能得出最开始强调的那些结论。就是说一种文明是由几种不同的亚文化构成的，这几种不同的亚文化是在不同地域发展起来的，而且这几种亚文化被纳入到一个社会中以后，就会形成长期的互动，并逐渐在社会的制度结构中形成分工，最终构成社会制度结构的整体。如果把这样一个角度引入制度经济学，是很有意思的。制度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制度结构”，而不是某一个制度。制度经济学认为不同事情有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且这些制度安排之间存在联系。如果从制度结构角度来看，那么制度变迁必然是制度结构中某一个制度先发生变化，然后引致其他制度安排发生变化，进而形成整个制度结构的变化。

关于制度结构，制度经济学有很多种分类，比如政府、市场、家庭、企业、道德、宗教等。对制度变迁的划分方法也有很多，比如诺斯划分为基础性制度变迁和次级制度变迁。基础性制度是指法律制度这样一些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制度，次级制度指的是具体的合约方式。同时诺斯把制度又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我觉得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有形制度是用文字明确表述的制度，象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企业内部的章程等；无形制度则无法用文字描述，是指道德等方面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它侧重于道德教化和宗教功能。这样的划分就比较清晰了。再涉及到我们的主题，就可以发现，制度变迁可能来自于内部，同时也可能来自于外部。比如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基督教不断通过抗争取得了合法地位，最后又战胜了其他宗教取得统治地位。因此这种从外部引入的希伯莱传统，替代了原来社会内部固有的制度结构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制度变迁。

另外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在制度变迁中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首先要提到“韦伯命题”，这个命题指出，唯有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才能和西方这样一套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或者说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匹配，推动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韦伯命题有一个问题，如果把历史往前推的话，实际上基督教传统是外来的，而且是在经过几百年的冲突、抗争、磨合后才被相容的。反过来说，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有可能是从外部社会引入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资源，在这种制度变迁中就形成了某些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有形制度的引入可能比无形制度的引入更容易。这是很直观的。另外一点，有些无形制度的引入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外来的精神资源很难和本土的精神资源相抗衡。因此韦伯命题在定义上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仅仅引入西方的有形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相匹配的无形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下面我讲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选择失误及其原因。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现在很多中国人把中国与西方相比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比拟是把“五四”运动比拟为文艺复兴，但二者有个非常大的区别。我刚才讲了，文艺复兴实际上在复兴希腊传统的时候，并没有消灭希伯莱传统，二者后来形成了新的分工；而我们的五四运动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层面。而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化革命，我觉得我们走向了一个极端，就是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这实际上是把儒家在中国精神层面的主导作用彻底推翻。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带来建设。一方面基督教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有很多人论证过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希腊传统缺乏精神层面的功能，从而不能在中国替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因此在批判之后，没有一个东西来起到精神层面无形制度安排的作用。后来很多问题是与这种文化选择有关。比如为什么中国人后来走向了唯理主义的道路？中国的计划经济就是与这种唯理主义倾向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确实在精神领域出现了真空，我们没有相应的无形制度来解决出现的问题。执政党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在不断地造神，比如雷峰。但雷峰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相比，显然是太渺小了。另一方面，政府对精神领域的控制，也可能与这样一种文化选择导致的无形制度缺位和精神领域真空相关。

到了文革以后，我们提出了两个反省。一个是有形制度的反省，就是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这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另外一个反省是在精神领域的反省。在文革中政府干预精神领域达到了颠峰的程度，大家肯定要进行反抗。因此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有一个精神解放运动。我觉得这两者都是文革走向极端之后中国出现的必然调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领域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但精神领域的建设还有很大问题。一开始政府提倡解放思想、把人从文化专制的高压下解放出来，这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但到了后来就逐渐没有了方向。所以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遇到了障碍。由于缺乏精神支持，出现了坑蒙拐骗、贪污腐败等现象，甚至可以为了赚钱去杀人。所以社会缺乏道德基础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对此做出了一些反应，出现了相对于希腊传统而言的多元化趋势。其中一个方面是“国学热”掀起来了，就是说很多人重新发现、学习、思考中国的儒学文化传统。但这个反应我觉得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介绍西方的基督教等等，但这些反响就更小了。另外民间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我的一个大致的判断，就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有形制度建设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无形制度和精神层面遭遇了很大的失败。这是我们需要承认的。

总的看来，我们五四运动以来在文化选择方面确实有某些失误。这在当时那种急于寻求国家出路而做出仓促选择的情况下，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今天必须重视那样一些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和问题。

最后我讲一下我的构想。我们回顾近代以来各个文明对现代化的反应，就会发现中国的反应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没有消灭希伯莱传统，而我们却消灭掉了佛教和儒学。再看看其他文明。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70多年，而现在95%以上的印度人是印度教徒；伊斯兰地区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从儒学来看，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彻底消灭儒家传统的，只有中国大陆。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对此我也没有很好的解释，但对于其他文明比较容易解释，就是说事实上一个文明的制度结构，从外部引入有形制度是比较容易的，但从外部引入无形制度是比较难的。

下面我简单讲一下我的设想。对于我们国家的制度结构，刚才讲了，从外部引入有形制度是比较容易的，但从外部引入无形制度比较难。而且事实上西方的无形制度在中国是没有基础的，不象印度的佛教还有一定的基础。我比较倾向的一种制度结构，是我们可以去吸收西方、外来的有形制度安排，同时要在无形制度中重新挖掘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资源，最后形成这样一种外来的有形制度和中国传统无形制度资源相结合的状态。这是一个基本的考虑。

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一点，这样一种思考事实上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儒家传统是否还有资源可以利用？对此我认为，关键在于应该有一个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复兴的运动和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说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利用。应该说儒家现在已经退居到了一个边缘状态，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场儒学革命，而不是简单的复古运动。这是很重要的。

这里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儒学的拥护者应该对儒学自身一些僵化的东西进行自我批判。如果儒家还是处于过去那种一尊独大的文化中心的位置，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第二，儒学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与过去固定的、农业为主的社会所完全不同的流动的、工业化社会，过去儒家行之有效的东西，今天就不见得行之有效，这也是复兴、改革儒学的一个很大挑战。另外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引入西方有形制度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而不能是生搬硬套。这个中国化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有形制度跟中国的传统资源实际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比如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小政府的坚持等等，因此中国传统资源在一些方面可以支持西方有形制度的引入；另一方面，这也包括用中国传统资源，去限制和修正西方有形制度一些有缺陷的地方。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需要我们做一个深入思考。当然这个题目比较大，我考虑的可能有不周全的地方，在这里也希望多听听批评意见。谢谢大家。

讨论：

张曙光：盛洪刚才把他的文章做了一下介绍，这个题目确实非常重要，也非常大。下面先请评议人评议，然后大家讨论。

陈明：他的框架非常大。首先，他的方法和结论我都是很赞同的。他的结论是在迎接西方文化挑战、进行中国自身文明更新的时候，要重视自己的本土资源，这是很有启发性的。从方法上说，一方面他把文化理解成一种制度或规则，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他认为文化是有结构的、是有机的，这对以前那种把文化作平面的、铁板一块的理解是一个突破。这里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他讲的文化结构是指不同区域的文化之间构成的结构，我觉得这还不够。我认为文化结构作为在人的活动中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需要有一个轴心，就是以人为本。

另一方面，他的分析过程框架太大了，有一点空，也不够细。首先，他有一点讲的很好，就是把文化复兴看作复合的文化结构内部功能的重新拟定。但是，文化复兴到底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不敢太肯定。这个问题的提出与韦伯的命题有关系。关于韦伯强调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怀疑他潜意识里面是个西方中心论，尽管他尽量避免这样的怀疑。实际上他的这个解释也不见得正确。

另外你讲中国的时候，似乎把儒学的东西对应于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把佛教对应于希伯莱传统来说明问题的，而且你对道家提的很少。这里面问题太大。首先，关于儒家理性化的问题。中国的文明是连续的文明，它起源于对商代礼乐文明和社会习俗进行理性的文本化，但这又不是彻底的理性化。这并不是中国人的思维偏好问题，而是因为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状况不一样。因为希腊人是从北方蛮族过来的，他把当地文明全部覆盖、征服了，所以可以用理性化的方式完全界定。中国文明则是连续的，没有异族入侵，也没有种族灭绝。所以这里把儒学定义为理性化的希腊精神是非常危险的。

王炎：前两天张老师把盛洪的文章发给我。我看了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盛洪好多年来的基本取向没有发生改变。他在这里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探讨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我看有点类似诺斯的《新美国经济史》。他对西方文化历史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探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结论我也没有什么补充意见。

但我觉得这作为一篇论文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在分析西方文化包含两希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的时候，盛洪有一种把文化拟人化的倾向，认为希伯莱就是希伯莱，希腊就是希腊。但为什么罗马帝国开始迫害基督教，后来又被基督教征服了？这说明了一点，就是希腊的理性主义是不能自足的，它缺乏一个终极关怀的层次，所以被基督教征服了。而在几千年的文化演变过程中，实际上这两种因子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了，而不是可以简单的把一些东西归类为希腊传统，一些东西归类为希伯莱传统。举个例子，中世纪时基督教就是运用希腊的理性主义来论证基督教的存在的，所以中世纪也不象过去说的那么黑暗。没有中世纪也就没有西方的近现代文明。而中世纪的时候，很难说明希腊文明占上风还是希伯莱文明占上风。再比如法国的大革命，那时候是反宗教的，同时它要确立一种理性的宗教，也就是把理性当作宗教来信奉，那么是希腊精神占了上风还是希伯莱精神占了上风？所以实际上两者已合在一起，很难再拆解了。包括声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的马克思，在构建他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也把生产力当作上帝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仔细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和犹太基督教的思想有很多密切关系。 具体到中国也是一样。刚才陈明讲的一点非常好，但他没有展开讲，就是说把儒学对应于希腊传统、把佛学对应于希伯莱传统是非常不恰当的。第一，佛学本身既是一种宗教，同时它的理性主义精神要远远超过儒学。比如说文艺理论，中国一直缺乏系统性的文艺理论，除了刘勰写的《文心雕龙》，这实际上就是受佛教的影响。儒家文化其实本身就既有终极信仰层次也有理性主义层次。儒学之所以现在处于尴尬境地，第一是在终极信仰这个层次上，它不如希伯莱文化那么绝对，不是说有一个先知、一个上帝为人类立法。象孔子就不是个立法者，他“述而不作”，所以就跟西方文化宗教类型大异其趣。同时儒学中的理性成分也没有希腊文化发达。现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日益走向价值领域的分疏化，所以象儒学这样一个混沌的体系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还有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西方实际经历了一个断裂式的剧烈变迁，如果不解释出这个变迁，就没有办法解释出为什么中国文化今天衰落了。在近代以前，中国也是一个大的文明体，没感到什么危机，即使佛学进来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儒学内化了，产生了宋明理学，而且宋明理学在几百年间确实也解决了中国人终极关怀层次的问题。到了近代才出现了儒家文化的衰落。这就说明儒学的衰落首先是一个现代性挑战的问题。

儒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分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领域的情况下，儒学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可以把儒学划分为制度化儒学和心性儒学。制度化的儒学显然比不上自由主义，后者发展出了一套自由宪政民主制度。而在经济领域有自己的一套运行规则，不需要借助于儒学。因此只有文化领域才是儒学可能的驻足点。而要在文化领域驻足，儒学就需要发生一个变化，就是只关注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而抛开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这就跟历史上具有很强世俗化性格的儒学不一样了。因此儒学现在面临一个抉择的问题。实际上讨论儒学的前途，不单单是一个儒学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研究现代性才能解决，因为儒学现在面临的挑战是现代性的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文章中缺乏社会理论。运用制度经济学来阐述文化史，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路径，但盛洪在这个路径上太空灵化了，缺乏一个社会理论。这会导致一种（）主义的情况。当然盛洪注意到了这一点，说儒学不能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但在他的方法论上还是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问题，至少无形制度至少是一个理性不及的领域，不是说只要靠中国人的文化倾向就能解决的。任何一个思想家和大学者，都没有能力为人类发明一套社会行为的规则，这个规则用哈耶克的话说至今还是一个理性不及的领域。 再有你刚才提到五四运动时全盘性、集体性的反传统，导致了一系列文化后果，这也体现了缺乏社会理论的视野。因为五四的反传统假如只是停留在思想领域的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后面的结果，是因为扫荡了传统之后，我们迎来的是一个全权主义的整体性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给儒学留下空间和余地，因此儒学必然会走向衰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是不允许有其他竞争性信仰立足的，在某种程度上儒学的衰败就是这种政治后果。他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立足的地方，而并不是五四时候反传统导致的。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儒学在知性上的萎缩，使之无法同西方哲学竞争。我觉得盛洪最后的结论还是回到王阳明那种心学的窠臼里了，就是说大家都有那么一种文化意向就能改变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寄希望于儒学的发展，我们只能去推动儒学在知性路径上的发展。 再一个刚才讲到基督教的问题。我觉得基督教恐怕在中国难以变成主流的宗教，中国文化的结构内部有一种与基督教紧张或冲突的地方。从历史上看，中国最终还是要发展出一套伦理哲学、道德哲学来解决这个问题。象宋明理学那样，吸取异域的文化因素，重视在知性上的不足。而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善于接受理性化的民族，历史上中国人是靠儒家哲学来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的，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一个比较精英化的社会，这就跟基督教那种平等化观念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

黎鸣：这个题目非常好。盛洪的文章我没看，但今天听他讲了以后又感到有点失望。中华民族现在的确到了一个需要给自己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结构的时候了。但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提出几个问题。刚才谈到了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的比较，我认为这种比较还不够。比如说，西方的结构是二元的，而中国的结构三千年来一直没变。什么是制度？中国有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兵不是制度，铁打的营盘才是制度。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文人三千年来没有自己的理论建设，关键在于他们离“道”太远、离逻辑太远。为什么中国的结构几千年来一直没变？我现在正在研究生命、研究DNA，因此我就思考为什么生命会进化、社会会进化、地球会进化？其实宇宙、智慧、生命、文化是逻辑一以贯之的，因此不讲逻辑的中国人永远不知道学习。中国的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克隆政治。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克隆？因为克隆政治是不能进化的，我们反对克隆其实是反对取消进化的一些可能性。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之所以不能变，其根源还是在中国的先秦文化。中国先秦有三大圣人：老子、孔子和墨子。道家和孔子都是不讲理性的，唯一讲理性的墨子又很快消失了。因此由于不讲逻辑，就造成了一种无信文化。为什么西方文化会一直进步，但到今天停滞了？它的问题就是，西方文化本质在于希伯莱文化相信一个超越一切人的神，希腊文化恰恰是讲究理智的，这两种文化到了中世纪，就造成了神权和俗权之间的斗争，两者之间的斗争形成了空隙，使得人们的思维、理智能够发展，不同的思想、观点能够互相碰撞，因此文化能够不断进步。而中国不存在这个进步因素。所以中国文化是一个帝王文化、无信文化和克隆文化，它在西方的二元文化面前失败了。但是二元文化也不够。生命本身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找到理论根源的地方。生命不象电脑是二进制的，它是三进制的。正因如此，它比人造出来的文化要高一等，所以应该从生命的奥秘之中寻找逻辑、寻找大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我们文化结构变迁最重要的根据。所以我认为盛洪的文章缺乏理论支持，他没有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结构三千年没有改变？

李晓宁：我认为除了关注方法之外，还应关注使用方法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些精英。在西方这部分人是教士、军事贵族等，而在中国则是读书做官的“仕”，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光提“官本位”制还不透彻，“官”是由“仕”来的。另外有些人“仕”和“商”不分，也搞出很多笑话出来。前几天有个美国教授来讲“儒家民主主义”，我说你不懂儒家，儒家没有民主。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儒商”的提法，实际上我们的“仕”和“商”从来是对立的，“仕”是不允许“商”跟他争夺天下的。当商人的不可能是儒，儒家的人也不可能经商，这都是糊涂的概念。所以中国文化主要是“仕”文化。而“仕”是读书读出来的，而不是商业需求产生出来的。所以中国的这种“仕”文化跟西方的“商”文化有很大区别。而一个国家由什么样的人来从事管理、从事经济活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象马克斯?韦伯所讲的，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法律，而是一个国家的法官。

郭梓林：我们国家最不发达的就是自由的契约精神和自由信仰宗教的精神。现在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而正象盛洪所讲的，这里恰恰缺了资本主义传统。人家是把手放在圣经上搞市场经济的，而我们的手没有地方搁，论语早就丢掉了，毛泽东语录又不行，邓小平文选又属于治国方略、不是指导我们做买卖的东西。在这样一种制度结构下，我们就要引入一些新的东西。刚才盛洪说到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我们如果在引入有形制度的时候没有无形制度的支撑，有形的东西就很难发挥作用。

第二点，中国之所以需要新的制度结构变迁，是因为中国面临一个要走向世界的问题。中国过去的文化实际上是合理的，儒教、佛教、道教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儒教让大家积极入世，有本事就做官，做不了官有道教教义进行开导，然后还有一个佛教的精神追求。这三教实际上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我们的这些游戏规则是形成规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过去自然经济下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是非常合理的。 最后盛洪说到把儒学找回来的问题。我在这里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当一个人发现貌美的情人不如原配妻子的时候，在回过头来找原配妻子，能否再找到吗？

张祥平：我还是赞同盛洪所说的主要框架和结论的。在这个框架当中，你前面讲的东西在“轴心”时期是对的，就是无形制度和有形制度是交叉出现的。但是到轴心时期之后，就会有一定的问题。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你说的“无形”相当于耗散结构里面的一个奇怪星子，“有形”则相当与耗散结构理论中的非平衡态下的秩序。这两个到了一个很大的反馈社会中时，奇怪星子最后要决定这个秩序，同样制度运行久了以后就要改变这个奇怪星子。从目前社会来看，比如日本，它的奇怪星子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从耗散结构的角度，又可以解释五四运动时期为什么要反传统，就是因为发现这个奇怪星子不打掉，新东西就没法进来。这样就涉及奇怪星子和有形结构能不能结合的问题。但我为什么赞同你最后的结论，是因为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不能融合，下一步要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怎么办？比如伊斯兰文明与美国文明不能调和，所以就导致了9?11事件。因此不但中国人要把儒家找回来，而且西方人也要靠中国的儒家来挽救自身。从环境和生态方面考虑，如果按照西方的发展方式继续下去，中国人肯定会走向荒漠化。因此我认为盛洪如果再深入的把这个东西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西方也需要我们的儒家文明。我也大体赞同刚才王炎的看法，但我认为他没有注意到整个欧美文明正处在不可回避的没落之中。

杜兆勇：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主流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但后来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才造成了他们的落后。所以他们就把同中国的文化纽带转到了西方。盛洪博士今天讲到儒家的东西是个精神追求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对的，但如果用儒家来复兴中国文化可能行不通。好多人都提到，儒家实际上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文化。

蔡德诚：我从张祥平教授的讲话谈起。他的两个观点我不太赞成。第一个是他说伊斯兰文明与美国文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9?11事件的发生。我认为这不是一回事。伊斯兰文明实际上也在吸收现代文明，只是他的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比如塔利班实行的对人性高度遏制的观念，是与美国文明发生冲突的，而其他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开始接受西方文明，这是一个主流状态。关于说地球的污染是西方文明没落的一个表现，这个观点我也不赞成，结论我也不赞成。我认为人是聪明的，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目前地球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的状况，仅仅是最近100年的事情，是人类在科学高度发展之后出现失误引起的。我们如果从地球整个46亿年的历史来看，或者从生命出现以后36亿的历史长河来看，或者再从具有高级智慧的人类出现以后的几百万年的历史来看，100年仅仅是地球发展史、人类发展史的一个瞬间。所以我相信聪明的人类一定会扭转这个趋势，把我们现在犯的错误纠正过来。决不会出现地球毁灭的前途。

接着这个问题我谈一下我对中国文明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学者面临这样一个外部世界剧烈变化的时期，确实有一种紧迫感。我听了盛洪博士的报告就深切感受到了这种关切。但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要更开阔一点，我们应认识人类文明的本质、核心是什么，要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一句话，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一个客观真理。水往低处流是一种物理现象，而人往高处走是人类的智慧决定的。人类文明的永恒的核心是什么？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文明是人在交往和比较当中发生、培育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的核心开始聚集起来，文明的发展开始出现。在我看来，人类文明永恒的核心，永远离不开三个内容。第一是效率，我把它归纳为“智性”；第二是“理性”，就是人类的聪明才智；第三是“人性”，就是人类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感情、情操。在我看来，“智性”在现代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理性”精神体现在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人性”的现代体现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我认为这三性永远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和本质所在。

吴思：我认为盛洪谈到的希腊传统和希伯莱传统都是指的一种观念体系。如果是观念体系的话，我认为仅仅说到他那个程度是不够的。为什么这种观念体系后来变化了？为什么它有的时候兴盛，有的时候衰落？更基层的力量在哪儿？这都是需要说明的。比如说儒家，你刚才谈的知识好象是地域性知识，但我觉得儒家集团的知识更象是一种维持社会良好运行的知识。谈到道家时你也提到它是在楚国出现的，好象也是一种地域性知识，而实际上它提出了人类普遍的终极关怀问题。因此我认为盛洪在说这些观念体系的时候，要把筛选、改变观念体系的更深刻的力量揭示出来。

欧阳君山：我不同意盛洪博士认为儒家在中国大陆已经消灭的观点。其实儒家消灭的只是某些表面的东西，它的精神实质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些东西铭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另外我也反对中国儒家缺乏理性精神的说法。

另外我还有两个“赞同”。第一是赞同盛洪博士儒学革命的说法。儒学要实现复兴，就必须要用西方的逻辑语言重新阐述其内涵。另外我也赞成张祥平老师对西方文明和儒学复兴的看法。西方文明在进入资本主义以后是一个扩张性的东西，所以导致了很多问题。而中国儒家文明超越了两极之间的对立，所以能够形成多赢的结果。

盛洪：我觉得陈明和王炎的批评很重要，其实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注意到了不能把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简单的做对比。同时我觉得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也非常重要。在西方文化中，两个亚文化的分野还是非常清楚的，而在中国则不太清楚。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之前，传统中国社会制度结构的一个特点是，儒家在制度结构中跨越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套用我刚才的概念，就是儒家兼具无形制度和有形制度两个方面。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还要强调一点，实际上制度结构不仅是制度里含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的问题，它还包括了这些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这里体现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重要区别。可以从这一点出发看儒家如何复兴的问题。实际上儒家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高潮和低潮，世界上其他文化也都有这种经历。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种文化现在掌握多少资源、不在于它在现有社会中能够获得多少支持，而在于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必须用这种文化所蕴涵的解决方案去解决。（陈明：关于王炎提到的儒学面临现代性的挑战问题，我认为现代性可以简单的说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这样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之所以不能在中国落实，应该不是儒家的过错，而是他刚才说的全权主义政治的过错。） 我还要强调一个可能会引起误解的一个设想。我这篇文章实际上有一个假定，大家可能以为它是把西方文明当作一个好的参照系。但实际上这是为便利写作而设定的一个参照系。我的这篇文章恰恰蕴涵了对西方文明的深刻批判。就是说实际上西方文明在国际上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从来不去考虑我怎么去用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去和别人打交道。只要它的武力强于别人，就必然要用武力说话。一直到今天美国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西方文明非常本质的东西。所以西方文明导致的结果，就是它在社会之内达到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优越地位相关。这就暂时掩盖了他国内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并没有说这是一个理想状态。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正是他的两栖文化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导致了他要向外扩张。而这个结果他之所以不去批判，就是因为他在现在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 关于刚才王炎将的现代性问题，我认为现代性里头有需要批判的地方，但同时也有需要吸收的东西，象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等等，而这些东西是可以纳入到儒学传统之中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解决的，不仅是一个中国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解决方法有可能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当然这可能还不够，我认为新的制度结构不仅是在成分上发生了某种替换，最重要的是这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和现代这种两栖传统是不一样的，可能会更密切一些。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拿西方文明类比中国文化。我们现在需要复兴的是一个相对超越、同时更具有普遍性的那么一个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一个更好的结合，同时也有相当的高度。这样一种新的中华文明制度结构可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形态。

张曙光：今天这个题目很大，许多问题需要很好的思考。比如刚才谈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问题。现在来看，中国在科学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在民主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能够思考透，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谢谢大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