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OCR】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作者：黄仁宇 【连载】　 -- foundera

我第一次知道蒋介石有日记在西安事变后。他的《西安半月

记》在我们学生时代曾经广泛的传诵。内中提到张学良读到他的

日记被内容感动。这本小册子又提及他批评张为“小事精明”，可

见得他日记里也有个人角度的观察，而且涉及机微。一九四二年

我在重庆卫戌总部工作数月，更体会到他对文字档案之重视。这

时候他经常向军事机关下手令，手令出于亲笔，但是受令者无从保

有，只能阅看抄录，原件仍由传令官携回侍从室归档。后来更获悉

侍从室尚保存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军队各重要官员之自传。自传奉

命撰写，其格式一定，所用纸张尚由侍从室发给。再则蒋传见人员

之谈话，均有侍从秘书记录。他的演讲稿也保存完好。在这多方

面他保持了中国宫廷里重视记录之传统。有朝一日这些文件全部

公开，可能使不少学者终生阅读不尽，预卜当中有些将成为“蒋介

石专家”。

我既无能力也无此宏愿成为中国现代史专家。此间文字不过

指出，如果读者引用“次级资料”(secondary source)，则此种资料早

巳汜滥到无可下手。一九四五年，我在中国驻印军(时称X-Force)

和滇西国民党军队(时称Y-Force)在缅甸南坎附近会师之前夕，曾

在新三十师前进指挥所见到艾萨克斯(Haroldlfsacs)，那时他在

《新闻周刊》任特派员。因在战斗行军状态，我们都蹲在地上吃饭，

晚餐只有米饭及酸白菜。我们既为贴邻，不免打开话匣。他即用

中国话和我说起：“中国的老百姓好，政府里的人不好!”如此笼统

批判，既无逻辑，也不能分辨，我即此已想到他成见已深。前美国

驻沈阳总领事克劳浦(Edmund Clubb)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

的标准教科书里提及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军队人长春时云：“五月

二十五日蒋介石去沈阳，在隔着相当的距离去照顾郑洞国率领国

民党军队收复长春。”我那时在郑副司令长官处任低级幕僚，就知

道幕后指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实为克劳浦指摘为“无能”的

司令长官杜聿明，而非克认为“能干”的郑洞国(因为杜聿明在缅甸

时与史迪威冲突，郑则受蒋介石指示，百般迁就)。而且我又在五

月三十日在长春大房身飞机场眼见蒋委员长莅临，向高级将领训

话，并非“隔着相当的距离”遥制。如是意见及传闻多于事实之资

料已不胜枚举。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借重于原始资料的原因：亦即

坚持综合先于分析之用意。

迄至今日，我们尚无从确切证实此日记现存何处，究有多少

册，其纸张与装订如何。只能自最熟悉此中人士之口头获悉，见及

原件的人员屈指可数，因仍属蒋家私有，惟暂交台北国家安全局保

管。至于传闻某人曾见此日记，或谓阅看此日记为现下台湾高级

官员的职务之一部，大概所指为抄件。此抄件原属《大溪档案》。

档案自大溪迁出后分属总统府及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但总统府资

料室仍总揽其成。大概传抄此日记之一部，在蒋生前已开始。现

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即藏有《蒋介石日记类抄》。北京解放

军出版社所刊《雪白血红》(一九八九)也在文中提及蒋所作“一周

反省录”，更像从日记辗转抄出。

原件尚未公开，以日记为主体所编修之史料已有数起。在目

下情形我们只能倚以代替无从窥见之原件。流传较早者为毛思诚

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共二十册，分为八编。所记

至一九二六年年底，蒋三十九岁(足岁，下同)开始北伐时为止，刊

印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可算作抗战之前夕。其“例言”内称，书为

“个人纪年史传”，而又“所印极少”。可见得当日仅供内部人士参

阅。编者毛思诚为蒋介石中学前之塾师，亦曾于一九二五年任黄

埔军校秘书，对蒋之思想教育有相当影响。一九三五年蒋曾以军

事委员会名义重印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之文件，称《张江陵全集》，刻

下一部藏在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书中蒋出名作序，毛则作“附

识”，可见彼此文字之间关系密切。我现用之《蒋介石先生》系香港

龙门书局影印本，借自哈佛燕京图书馆。

《蒋介石先生》虽则按日记事，又附有无数书信讲稿之全文，只

是叙及某日某夜某时，蒋在何处见何人作何事，极尽其详，显系以

日记作主干编成。但大体保持第三人称，引用日记则称“公曰”。

然亦有一部分以第一人身称“余”。前哥伦大学韦慕庭教授(Martin

e Wilbur)在《剑桥中国史》内引用此书时即在正式书衔之下加注

“亦称《蒋氏日记》(Chiang’s Dairy)”。

一九七三年日本《产经新闻》取得台湾政府同意，派编辑古屋

奎二等五人往台北编纂《蒋介石秘录》，由政府及党史委员会提供

材料达四千万字，包括“蒋总统讲稿日记、回忆录等”。《秘录》自称

偏重中日关系，实际上亦着重中美关系及国共关系。全文在(产经

新闻》连载，开始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当时蒋尚在人世)至一

九七六年年底载完。连载时一面即由台北中央日报社译为中文

(内文件部分即还原)，刊刻成书，称《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

十年之证言》，共十五册，自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全书刊完。《秘

录》引用日记部分均明显的标明。我所用的中译本由台北时报出

版公司供给。此书亦有英文节译。译者张纯明(Chun-ming

Chang)，书称ChiangKai-shek：History and Times，由纽约圣约翰大

学出版。《秘录》之流传，应已相当普遍。一九八六年接近蒋百年

冥寿时，台北曾举行“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的

即有十四人之论文曾引用此书，包括古屋奎二本人。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八卷分装十二册，主编秦孝仪，前任

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故宫博物院长。?此书刊印于一九七八

年，去蒋逝世已三年；只是以篇幅之巨，其内容又大抵与前述《秘

录》重复，所以其整备似应在蒋生前。此书大致亦采用《民国十五

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体制，但内容缺乏前书之慷慨真言。其“编

纂例言”称作书时“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例而互用之”。其在时间

上与《蒋介石先生》重复之一部，篇幅不及前书十分之一。以后引

用文件书稿亦只至一九四九年。自是至蒋逝世之二十六年间，“惟

以史料未备，暂编大事年表，姑相接续耳”。我所用之一部借自主

编人。据称“迄今此书尚只在内部流通”。台北之中正纪念堂亦有

此书一部，陈列于蒋生前所用衣饰勋章附近，似应属珍品。不过上

述一九八六年之学术讨论会亦有十篇论文在注释之内引用《长编

初稿》。此中又一篇称其资料得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无“初稿”

字样，其“总编纂”亦为秦孝仪，刊印者则为台北中山图书公司，发

行于一九六八年，尚在《初稿》之前十年。这些地方只显示蒋介石

日记经过一段审核流传抄写，早已不始自今日。可是”日记”本

身作研究考察之对象的文字，迄今尚未发现。

《大事长编》引用蒋介石日记频繁。一般均在日期之下称“公

自记曰”或“自记所感曰”。所以编时以日记为主体，可是读来又像

编年纪事而以日记条文列证镶补。一般摘录自日记极为简短，有

时其本人所记与侍从所记不可区分。有如开罗会议时，初见英首

相，有“公谓初见邱吉尔之印象较之乎日所想像者为佳也”(一九四

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此“公谓”二字，似指随从所记。有时亦将

日记体裁改作记事体裁。有如衡阳被围战事紧张时，《大事长编》

提及：“是夜公前后起床祷告三次，几未人眠也。”(一九四四年八月

七日)又有记事不便，摘录日记一段替代者。例如“公自记曰：国内

诸匪，图谋陷余者已十九年；国外倭寇与我恶战者已有十三年之

久，余实已心碎精疲，几不能久持。……[此处六点从原文]而今又

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

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然余于此，如不积极奋斗，将何以对已死

之先烈乎?况今日之实力犹远胜于十三年以来任何时期，只要余

能自立不撼，当不足为虑也。”(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

当时湘桂战争挫败，蒋又要求撤换史迪威，构成中美外交危

机，此处前有省略部分，后称党内凌辱，国内讽刺，必与此数事有

关，记事者又不愿直书，所以用此办法对付。涂克门女士作《史迪

威及美国在华经验》(BarbaraTuchman：StilwellandAmericanExperi―

e AlChina，1911―45)一书称上述日记记事三日之后，即十月二

日，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之星期一例会曾拍案咆哮，说及史迪威必须

撤换，不容姑纵，似更表示党内凌辱实有其事，蒋亦未忍气接受(涂

称此消息得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她怀疑蒋故意将他激怒情形泄

露)。

《大事长编》提及蒋不仅作日记，而且日记之中又附有“本月感

想”及“一年之所感”。只是不知是否经常如此，曾未间断。书中引

摘最长一段为一九三八年一年之所感。内有蒋对本身工作之评

语，又自责“德性进步甚鲜，修养不足，暴燥未减”，也提及一年读书

心得。全长约九百五十字。，

如果读者准备一眼从“日记”中看到新鲜而带刺激性之秘闻轶

事，必将失望。因为现已发表之日记，企图保全功德无瑕之标准；

内中甚多有意义之处，尚须研究琢磨，才可体会看出。但有时亦间

有出人意外者，有如：“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

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骤看起来，此语应出自别人，而不当

出诸蒋介石。抗战刚近周年时，希特勒召回德国军事顾问，蒋一度

不许他们离职。日记中写着：“余不准德顾问自由离职，是为公也。

德如因此束缚纬儿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

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如果军事顾问

无心服务，强留之何益?可见得当日撤退之消息仍使蒋相当震撼，

才有此强迫留职之举措。兹后顾问团离华，蒋纬国在德亦无被扣

留情事，直到珍珠港事变之后由德赴美。又在前述湘桂战争期间，

蒋除日夜祷告外，尚在日记上发愿：“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

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一九四四年七月；

十八日)似此他的宗教信仰带有极浓厚之原始解释性格，更用不着

说当日事态之紧急。?

此外日记有无数自我警束及自我策励之辞句，不仅单调重复，

而且站在今日客观之立场，尚令人怀疑作日记者之矛盾心情。有

如抗战初起时，“惟信仰可以移山也”(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

三日之后则写着：“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之中

自有主宰，吾何忧惧!”(八月二十日)更八日之后，再有：“近日战局

渐趋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争本无幸胜之理，惟冀能坚持到底

耳!”(八月二十八日)

蒋给本身以极度纪律之束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

亦有西方人士认之为鲁钝者，至此绝对低估此人。他远在一九二

三年游俄归国后，即留有下项记录：“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

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骄气未除。而其病根，

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

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未记月日)又直到他奉令创办黄埔军校

后，他写信给胡汉民与汪精卫，犹且自承：“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

如何做人”，并且“人人言弟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

已事”(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当时所谓“好色”，加以下文牵

人，无非嫖娼宿妓，有朋辈脱拉。这一方面固然证实蒋介石壮年尚

踯躅于上海之十里洋场中，有做游侠浪人之趋向；一方面则显示民

国初年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系尚未登场，既无中国本位之新型经

济，年轻人除任教于大学或为外人服务外，就业之机会极少，社交

生活更受限制。

而且蒋介石最大之困扰则是找不到一个现代型之楷模，适合

于当日中国之环境和他预备领导之群众。即以军队而论，其本身

即为社会产物。当组织新社会尚未曾着手之际，不能立即期望各

人“预度”此新社会内“应有的”行动标准，协同的照此做去，有如汽

车尚未发明，即在街中装上红绿灯，期望各人严守交通规则。我在

国民党军队内之经验，即不仅部队长之间人身关系浓厚，即我们下

级幕僚对部队长亦复如此。总之，权利义务之观念马虎，忠厚诚恳

之需要占先。甚至下迄士兵，亦复如此，通常“有面子”与“无面子”

的着想超过纪律与阶级服从之习惯。此概为农村社会里诸事尚不

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人与人之关系单元化之成果。如果此种积习

过强，其部队即带军阀性格。可是事势如此，亦非任何批评与指摘

即能立即更正。蒋介石为现实主义者，他一面倡言革命，一面又效

法于古人。凡此都出于当日社会环境之强迫性，可是侧面看来，他

所用之工具及他预期的目的极不调和。

蒋介石写出：他曾希望以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作蓝本。可是

和他以前的蔡锷一样，寻觅太平天国的资料不得头绪，反而发现中

兴名臣之伟大(一九二四年十月未注日)。他之崇拜曾国藩，常赋

予攻击他之人士以口实。其实他最景慕于曾氏的，乃是“不为圣

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蛮劲。至于他之服膺于张居

正，并非因张之“去却时代性之拥护君权”，亦不因他“忠鲠过人”，

而是因为张之“志趣”与“功业”。此中区别已由《张江陵全集》之序

文明白指出。张居正曾表示：“仆尝有言，使余为刽子手，吾亦不离

法场而证菩提。”所以以上各人之言行，都与蒋本人常在矛盾之中

走极端，却又在某些场合之中通融妥协的态度至为接近。再有如

他之取法于戚继光，则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蒋亲撰之“战斗秘?

诀”(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即与戚继光在《练兵实记》里的训

话极为相似。他颁布的“革命军连坐法”，更是由戚之“申连坐”条

文仿效编成。

而最使蒋介石在各人心目之中莫衷一是的，还是他之取法于

王阳明。简率说来，蒋介石为操纵人类思潮之大能手，包括他自己

的思潮。这给作史者最大的困难乃是“信不信由你”，能理解而无

从证实。例如他在日记里不断的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如

果这信念完全出自客观，有如日在中天，那他何必又如旧式之潜水

艇，每隔二、三日必须出水发动柴油机，充足电池式的提醒自己?

所以从一个不信任的立场上讲，他胸中并无把握，所说纯系自欺欺

人。而站在一个同情于他而忠信于他的人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思

维的方法，而且全部出诸真理。

然而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不承认知识出自客观。他的口语为

“天下无心外之物”。又说：“尔未看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

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当中有一点不合逻辑之

处：本来王阳明“应当”说出：花之存在与否，不是问题之关键。在

我看来，只有我对花之反应才可算数。可是这样一个客观之存在

与一个主观之反应打破了他的宇宙一元论，如是他也不考究存在

与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只囫囵道出，天下无心外之物。陈荣捷教授

是当代研究王学之威权。他就说出王阳明的哲学短于逻辑，而长

于行事之决断。因为以行动代替知识，可能打开局面，而用不着左

右思量，顾虑多端，反而迟疑不决。这种好勇的精神最符合日本人

之胃口。东乡平八郎于日俄战争时在对马海峡击灭沙俄舰队，即

镌有“一生低首拜阳明”的图章。蒋介石自己说出他十八岁而知有

“王学”，以后在日本看到海陆军军官都读王阳明之《传习录》，于是

他也仿效。自此他也可以算做一生低首拜阳明的信徒。台北之草

山经他住过，即改名为阳明山，也可见得他仰慕之真切。

以下一段出自蒋介石日记，内中全未提及王阳明，可是先采取

行动，次考虑后果的方针，与日人心目中的王学如出一辙。而且内

中的“暝眩瘳疾”，亦即乱开药方治病，出自《书经》“药勿瞑眩，厥疾

弗瘳”，尤其自认其行动不合逻辑：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

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险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

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

奋拚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瑕

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

最后之一着。而此最后一着则为起死回生，绝处逢生之机，亦即兵

家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

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

余必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惟道与义而

已；惟能以道与义自恃，乃能蹈瑕抵隙，先声夺人；亦惟狂直愚拙乃

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其实蒋胸有城府并不完全如此段的粗鲁孟浪，以下还要提及。

只是他因着王阳明的影响，提倡“艰苦卓绝”，全从主观着眼，以不

可能为可能，不承认困难，甚至否定事实，固然使他成大功，有如东

江之役、北伐之役与抗战胜利，也使他在无数西洋人面前和受过西

方教育的人士前产生深厚之隔膜。即是他与蒋夫人情爱弥笃(有

如日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一

月二十四日各段记载)，有时他之执拗仍使蒋宋美龄不能完全信

服.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史迪威在他日记里写出，蒋夫人曾

承应设法改变蒋氏，她甚至以美国语气说出：“除了谋杀他之外，一

切都来!”(此时夫人亦衔蒋命前往说服史迪威，使他向蒋道歉。详

本书三三六页)。多年之后，蒙巴顿爵士接见涂克门女士，他追忆

到开罗会议时，曾与蒋商谈，由夫人翻译。及至蒙氏说及雨季之前

空运吨数不能如中国要求时引起蒋夫妇之间一段冗长之讨论。后

因蒙氏催促，夫人出于无奈，只好说：“信不信由你，他不知有雨

季!”我想此段并非说蒋氏不知世间有雨季一事，而是他不承认以

雨季为借口，延迟军事行动。这一点须与蒋介石所受日本军事教

育之经验对照，方可彻底了解。

以传统中国之爱门面，又加以抗战时之百般无奈，总是坏消息

多好消息少，更再因王阳明哲学之从主观，任直觉，只有使中国之

战时宣传，成为一种不负责任之事业。因之引起西方盟国尤其美

国之莫大反感。白修德(~eodoreWhite)原为重庆国际宣传处所聘，

雇员。他在回忆录中写出：“实际上我被雇去操纵美国舆论。这政

府需要生存，一线希望乃在策动美国新闻界。希望得到美国支援，

对抗日本。于是必须说谎，必须欺骗，必须采取一切方法，说服美

国，未来两国前途端在并肩作战对付日本。”白修德在国民政府里

工作了八个月，兹后即成了“暴露”后者“黑幕”之“专家”。他的文

字曾未申明将“实际如此”与“应当如此”说得扑朔迷离，乃是中国

文献之成规。他当然也再未提及王阳明。在他看来，凡称日人为

“倭寇”，以退却为“向敌侧翼转进”，公布杀敌掳获“无算”，已都是

“管制新闻”，也都带欺骗性质。

此种反应，以及由是产生的中外间之隔阂，至今尚影响到台北

主持档案的政策。比如说主持人一方面希望将已编整之蒋日记广

为传播，一方面对日记原件之出处又讳莫如深。此中不仅涉及几

十年来之故习，也与蒋介石本人之思想信仰有关。可是在我看来，

我们今日当急于将他所谓“置之死地”，“孤注一掷”，尤其“瞑眩瘳

疾”，“蹈瑕抵隙”，以及“攻坚致强”的原委道出。其目的不在揭穿

内幕，也不是替前人洗刷，而是促进一部较完整之中国现代史的出

现，以减轻下一代意识形态之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