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十八)“对事，也要对人”和“操回二十天娘" -- 史文恭

或许可以对老彭如此激烈做出一点注释。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于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应邀访问东欧及蒙古八国，历时近一个半月。代表团由彭德怀亲任团长，他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团员有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上将，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将领。团员中还有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外事处处长等人。随员中我是外事参谋，主要给彭总当翻译并兼管礼宾工作，另外还有彭总的副官、俄文翻译和医生。

访问波、德、捷的经历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于4月24日乘图-104航班由北京起飞，经莫斯科直飞波兰华沙。飞机在莫斯科机场加油时，到机场迎接的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莫斯卡连科元帅等苏军高级将领。代表团抵达华沙后，受到波方的热烈欢迎。因天色已晚，就直接赴宾馆休息。

在波兰，波方安排代表团主要参观海军和空军。4月25日下午，代表团离开华沙，前往波罗的海的海滨城市索波特。由于长途飞行较劳累，用过晚餐后，彭总和代表团的将军们就早早休息了。此时波兰驻华武官莫纳特上校邀请外事处处长、我和其他几位团员前往参观波兰海军军官俱乐部，在北京我们都是熟人，盛情难却，就同意了。我们想象，俱乐部肯定有图书馆、文娱室和咖啡厅等设施。出乎意料的是，走进大厅后看到的情景，简直让我们目瞪口呆，海军军官们搂着半裸的女人在跳舞，有的抱着女人在喝酒、亲吻。这哪里是俱乐部？完全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我们二话不说，掉头就走。莫纳特上校在后边说什么，我们都没有听清楚。回到宾馆后，大家心照不宣，对参观俱乐部一事守口如瓶，否则让彭总知道了，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4月26日上午，代表团分乘三艘快艇前往海军基地格丁尼亚和革但斯克参观。彭总在航行中有时拿着望远镜瞭望，了解地形和沿海情况，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百团大战那样，深入前沿阵地，了解地形和观察敌情。到达格丁尼亚上岸后，彭总在休息厅内与波兰海军司令交谈，探讨如何打好防御战。彭总问，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兵力部署和在波罗的海的海军实力有何变化？海军司令一时语塞，回答不出来。彭总于是介绍了北约组织的兵力分布情况，并说在波罗的海共有水面舰艇若干艘和潜艇若干艘。中国国防部长居然对北约情况了如指掌，这让波兰海军司令感到十分钦佩。当时我想，如果当司令的不知敌情，军官们又整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旦打起仗来，如何反抗入侵之敌并保卫这个国家的领海，那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4月29日，代表团从华沙飞往柏林，因机场距市区较远，德方安排到市内举行欢迎仪式。在欢迎会上，民主德国国防部长维利·斯多夫上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彭德怀元帅亲自率代表团回访感到特别荣幸。斯多夫将军曾于1957年率团访华。他对中国经济的飞快发展惊叹不已，但也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如在南京军区参观时，看到解放军战士们行军中把裤子脱下来，围在脖子上，他没有想到解放军还有这样重的游击习气。又看到公路上很多载重汽车的司机开空车，这在民主德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会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时，他毫不客气地提了这两点意见。许司令豁达大度，感谢维利·斯多夫部长提出的宝贵意见，并表示一定要大力整顿军容风纪。

4月30日上午，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会见代表团。互相寒暄后，格罗提渥指出，德方向中方提出购买一种稀有金属，中方至今未作答复。德文翻译不知这种稀有金属为何物，大家把目光投向我，我说可能是钨矿，但没有把握。由于无法准确翻译，格罗提渥说，这没有关系，因德方提供的购货单中对品名、数量都有文字说明，只是希望元帅回国后能关心一下此事。彭总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格罗提渥见彭总办事如此认真，感到十分满意。

5月4日上午，代表团乘车前往苏军演习场，观看步兵连的进攻演习。代表团准时到达后，演习开始。苏军先进行炮火准备，在第二次炮火准备后，步兵投入战斗，士兵们以密集的队形，挺胸突肚地端着冲锋枪前进。彭总认真观察，表情严肃。代表团的一位将军私下说，炮火准备后，敌有生力量并未全部被消灭，如果利用地形，匍匐前进，就可减少伤亡。几位将军会意地一笑，表示赞同。但苏军有自己的战斗条令，我们不便妄加评论。观看完演习后，我们参观了军官食堂，只见食堂窗明几净，摆了30多张小圆桌，每张桌子都铺有雪白的桌布，并放着鲜花。彭总走进餐厅驻足观看时，发现墙角边有一只老鼠在觅食。苏军驻军司令问彭总：您看见了什么？彭总说：墙角边有一只耗子。那位司令此时脸红到脖子，十分尴尬。彭总迅速走进炊事房，厨师们正在炒菜，香气扑鼻，彭总赞扬他们厨艺高超，一定会使军官们满意。听到中国元帅的赞扬，厨师们立即放下手中的瓢勺，热烈鼓掌。临别时，我们将从国内带去的精制金星钢笔和一些小纪念品，分送给驻军司令和陪同参观的高级军官，大家笑逐颜开，握手告别。

5月6日，代表团由柏林飞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在捷克斯洛伐克，捷方只安排参观一个军事项目，即与边防部队官兵会见，其余时间均是参观工厂和风景名胜。我们参观了比尔森啤酒厂，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到卡罗维发利，大家得到适当的休息，精神为之一振，彭总也很开心。

婉拒驻匈苏军司令邀请

5月13日，代表团飞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次日，驻匈苏军司令卡扎柯夫大将来访，要求见彭总。他说，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请彭德怀元帅到他们部队参观，因为在民主德国，元帅已参观了驻德苏军。这位大将矮矮胖胖的，嘴上留了两撇向上翘着的大胡子，酷似哥萨克骑兵。彭总接见了他，向他解释说，两国情况不一样，驻东德苏军和驻西德的英、美、法部队，是根据国际协议进驻的，而匈牙利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卡扎柯夫急了，说我不问政治，只希望对我们一视同仁。彭总说我们研究一下，再和你联系。大胡子怏怏而别。彭总与代表团的几位主要成员商量，说他本人不能去，决定由萧华上将带海、空军少将等人前往。这样决定后，通知了卡扎柯夫，他还算知趣，觉得有了面子，不再纠缠了。这件事引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的关注。他在会见彭总时说：“彭德怀元帅不但是著名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果断地以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是在政治上对匈牙利的支持”，他代表匈党、政府和人民向彭总表示深切的谢意。彭总谦逊地说：“您过奖了，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有着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请不要客气。”

驻匈苏军是1956年波匈事件时派去的，事件平息后，苏军不走了，长期驻扎下来，令匈方颇感头痛。代表团一到匈牙利，就明确地表明了中方的态度，大家都很高兴。平时我们在旅馆里用餐，匈方不派人陪餐，这让我们感到轻松。有一次，王树声大将在用餐时迟到了两分钟，当时只有彭总身边的位置空着。他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说：“咱俩换个位子，你坐到彭总身边去，我坐在你这里，因为我在彭总身边吃不饱饭。”我只好遵命。后来我明白了，在心理学上这种拘谨是无限崇敬的表露，而不是畏惧。

代表团在巴拉顿湖边的别墅内休息了一晚，这里风景如画，如临仙境。次日，代表团返回布达佩斯。匈方安排游览市容，我们从布达乘车经过多瑙河桥去佩斯参观，这天风和日丽，彭总的心情很好。我们登上一高台俯瞰全市，确实感到它是多瑙河上的一颗明珠，名不虚传。在下台阶时，由于高台太陡，为安全起见，我便从彭总身后走到他前面。此时彭总问我：“你干什么？”语调甚为平和。我回答说：“这台阶太陡，我怕老总不小心摔下来。”彭总接着说：“你怕我摔下来，我还怕你摔下来呢。”我知道他是在和我开玩笑，但我不敢笑。这时走在身旁的王树声大将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似乎觉得，彭总一生征战，指挥过百万大军作战，从不知道一个怕字，今天忽然说起一个“怕”字来，难免感到好笑。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总被罢官，我随后被调离国防部，我们两人真的都摔倒了。

在阿宴会上同赫鲁晓夫的相遇

代表团从5月18日起访问罗马尼亚，5月23日起访问保加利亚。在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安排参观军事项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工业城市普洛耶什蒂，主要参观工厂；因保加利亚是农业国，没有重工业，所以在保加利亚主要参观农业。

1957年保加利亚人民军总参谋长曾率军事代表团访华，受到破格的接待，毛主席、周总理曾在中南海接见他们。这次我们代表团来访，无论在索非亚，还是在黑海滨海城市瓦尔纳，都受到保加利亚军方热情周到的接待。一天，在索非亚宾馆休息时，陪同的军官与我聊天，一上校问我：“你说说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用俄文回答：“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上校又问：“你需分配什么？”我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何时能实现，谁也说不清楚。”

快到起程去卡赞勒克参观的时间了，我们便立即分头去招呼彭总和代表团成员乘车。保加利亚的乡间很美，一片田园风光。在到达著名的玫瑰谷时，徐风送着幽香，令人陶醉。彭总走在花丛中，看着那万紫千红的玫瑰，十分惬意。据说，保加利亚的玫瑰油比黄金还贵，在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总收入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我利用保方发给的零用费，给妻子买了两小管玫瑰油，约两克重，装在一个小巧玲珑的圆木盒内。妻子一直舍不得用，现在这两小管玫瑰油已成了我随彭总出访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品了。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于5月28日飞往地拉那，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回访。碰巧，此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也抵阿访问。地拉那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欢迎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标语，有的标语还写着：“苏联共产党是我们的母亲党。”母亲党者，老子党也，是同一个意思。他们把阿劳动党自贬为“儿子党”。

5月29日，阿方安排代表团去发罗拉海军基地参观，考虑到阿水兵不懂俄语，我们就请中国驻阿使馆的阿文翻译随行，并事先将讲话稿译成阿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抵达后，海军基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欢迎大会上，出席的除阿海军官兵外，还有苏联的海军官兵，这是我们事先不知道的。在阿文翻译即将译完时，彭总将中文讲稿递给我，轻轻说了一句：“加口号”。当然我明白，除了加口号外，还要加称呼。我接过中文讲稿，不慌不忙，边看边译，声音较为洪亮。当我最后念到“中阿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万岁”和“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万岁”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彭总对我笑笑，表示满意。

5月30日晚，霍查举行酒会和正式宴会，招待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参加了酒会。当赫鲁晓夫走进大厅时，与彭总只握了握手，态度冷淡，显得十分傲慢，然后就快步走进了贵宾室。阿国防部长巴卢库上将与彭总交谈时，说他1958年率军事代表团访华时，看到中国人民热火朝天的干劲，使他十分感动。此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从贵宾室走来，与彭总见面。巴卢库上将提议，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健康干杯。彭总举杯不饮，说：“我愿为阿尔巴尼亚妇女的健康干杯。”马利诺夫斯基一听急了，说：“元帅同志，您不愿为我的健康干杯，却为女人干杯，这事让您夫人知道了，可不是说着玩的。”彭总笑笑，未予理睬，马利诺夫斯基随即气呼呼地转身返回了贵宾室。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是阿国防部的客人，不是“儿子党”邀请的，所以酒会一结束，我们就和彭总一起立刻返回宾馆。 与莫洛托夫互致问候

6月2日，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离开地拉那飞往莫斯科，准备在这里休息三天。因为不是正式访问，所以我们没有主动与苏联军方联系。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和彭总一起到红场瞻仰了列宁、斯大林遗容，到克里姆林宫参观了列宁生前的办公室。彭总还应留学生的邀请，作了国内形势的报告，他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以便报效祖国。彭总在报告中除讲了大好形势外，也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彭总讲话一直实事求是，从不歌功颂德，也不粉饰太平，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因为他心中只有人民，只有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这就是彭总的性格和他的人生哲学。因为快回国了，大家有点归心似箭，陈伯钧上将想到快要见到年轻貌美的妻子，多喝了点酒，显得红光满面，兴奋异常，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6月5日，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次日飞抵乌兰巴托。11日，代表团准备乘飞机返国(后因天气原因，改乘火车)，时任苏联驻蒙古大使的莫洛托夫前来机场送行。彭总与莫洛托夫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彭总：“您身体好吗？”

莫洛托夫：“谢天谢地，自我感觉不错，您怎么样？”

彭总：“还好，只是访问的时间过长，礼节性的东西太多，太繁琐。”

莫洛托夫：“对，太繁琐的礼节不好，但必要的礼节还是要的。”

彭总：“您多多保重。”

莫洛托夫：“谢谢，您也多保重，多保重。”

莫洛托夫是和列宁一起发动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他长期受到斯大林的无情打击和迫害，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子，晚年还被放逐到蒙古坐冷板凳。莫洛托夫是否是根据他自身的经历，意识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所以再三提醒彭总要“多保重”？对“多保重”涵义的推测，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心灵的震憾

军事代表团出访之前，正是国内大灾大难开始露头之时，各地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人民吃不饱肚子已是普遍的现象。当时，彭德怀和其他将军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框框，既然东欧国家群众闹事，政局动荡，一定是他们的经济工作出了问题，那里的人民生活很苦从而对政府不满意吧。

然而，一出国门，实地看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非常优裕，比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强多了。 这种巨大的反差给代表团每个成员很大的心理冲击，更引起彭德怀的深思。每到一地，彭总都不忘去看看，大概是怕人家弄虚作假，也跟中国人那样搞浮夸风，所以他常常突然要求人家中途停车，去参观不是接待计划中预定的地方，他大步走在前面，直接迈进农户家门，询问主人家里的人口、耕地、收入等情况，“洋农民”夫妇惊讶地陪着这个中国的不速之客和他的同事们，因为这个怪老头子偏要亲眼看一看粮仓，有没有粮食；还要求打开衣柜，看看有什么衣服。

彭德怀看到有的农舍都是一座座漂亮的别墅豪宅，整个村庄就像个大花园。农民开着自己的小车或摩托下地干活，不仅丰衣足食，每年的节假日还要携带妻子到风景区旅游，他情不自禁，大声赞叹：“可以了，很可以了！”激动的时候，他对大家说：“共产主义在哪里呢？就在这里！” 日子过得这么滋润，怎么还要闹事呢？代表团很快就了解到，因为和更发达的西欧国家比，东欧国家已经算落后了。西方国家的煽动，东欧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以及历史上人们对俄国人的反感情结，搞得人民和政府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在国外也处处认真调查研究、一丝不苟的彭德怀，常常低头思索，长吁短叹。他的大脑里交替出现中国农村和东欧那有天壤之别的两幅图画。他怎么能不想起中国庄稼霉烂的原野和那烟火漫天的炼钢小土群？他怎么能不想起放过“高产卫星”后的农村那老弱妇幼伸出的干瘦手臂？他怎么能不想起乌石故乡的人民对他那信赖和求助的目光？

代表团里终日忙碌、跑前跑后的成员要属朱开印大校了，他见彭总紧锁愁眉，心情越来越沉重，便问候道：“老总呀，您是不是生病了？”

彭德怀说：“是啊，我病了，病得不轻呢！朱开印，我得了大病，叫‘恐惧病’。我担心中国老百姓打我们扁担啊！”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主席亲自陪同中国代表团考察东、西柏林分界线，他对彭德怀说，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的“优越”，最近，他们提出一个指标，要把每个西德人年均肉食消费量提高到80公斤，这对东德政府是个不小的挑战，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说到这里，乌布利希把话题一转：“最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从报纸上知道，贵国在粮食和肉类的生产上取得特大丰收，有大量节余。亲爱的元帅同志，您能否向贵国政府转达我们的意见，就是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在肉食品供应上也接近西德的这个水平？

彭德怀硬着头皮听翻译复述乌布利希的要求，在一旁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汗颜。沉默了好久，彭德怀才缓慢而严肃地回答道：“主席同志，因为我不分管国民经济工作，所以对这方面的事情不太了解。但据我前不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的调查，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我们的粮食和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这是实话，绝没有拒绝帮助你们的意思。回去后我将向我们的中央反映您的要求，也希望您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乌布利希的要求给了彭德怀不小的精神刺激，那天一回到宾馆，彭德怀一边脱衣服，一边着急地喊来朱开印：“老朱，我问你，你一年吃多少肉？”

朱开印愣了一下说：“我也没有算过呀！”

“有没有80公斤？”

“天呀，80公斤？要撑死我呀？”

彭德怀摇头苦笑，复又长叹道：“我们的老百姓要是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80公斤的肉，不知要作何感想哦！”

王树声大将在旁边插话说：“唉，我们吹得太过分了！今天听乌布利希对我们的赞扬，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有一位将军跟着发表一番宏论：“我们中国人生活虽然艰苦，但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这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无比的威力。”

彭德怀把手里的军服往沙发上一丢，接过话茬：“是呀，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好啊，他们苦惯了，穷惯了！”他停顿了片刻，抑制不住心中的忿懑，提高了声音：“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好？应该想想了，我们的工作哪些方面不好，对不对得起中国的老百姓？”

大家都安静下来，听彭总说下去。

“现在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东德和西德，东欧和西欧，而是东方和西方。人家吃80公斤的肉，你吃20公斤，吃10年、8年还可以，久了，你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满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何况，我们3个月不知肉味的老百姓还多得很哩！”

说完这一席话，彭德怀走到窗户前，久久眺望着东柏林市区，夕阳把天边洁白柔软的层云染成玫瑰色，也给凭窗深思的老兵身上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晕。

此刻，身在异国的彭德怀，思绪万千，他在比较，他在思索，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然而，他万万想不到这次出访竟会给他带来毁灭的命运，他和乌布利希的谈话，也被人诬陷为“从外国取来的经”。

转瞬间，夕阳坠入云海中，光晕消失，窗前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在回国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мζD，直言不讳地提到：“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而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彭德怀被猛烈批判，从此走下坡路，以惨剧收场。

彭德怀这样激动的上书，与他在东欧访问期间的巨大触动是有一定关系的。彭德怀后来曾说：“老百姓不光看你打的旗子，还要问他自己的肚子！肚子不饱，他终究要打扁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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