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2万亿铁路建设资金来论据 -- jugojl6

在审视了政府支出与物质消耗和可能存在的降低效率的危险之后，再审视扩大型生产的经济体中货币的注入问题，根据图4.3a，必须有一些货币注入以完成吸收，如何实现这一点呢？

在金属货币时代，只能依靠于贵金属矿的发掘，由于自然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贵金属矿往往在挖掘若干年后就逐渐枯竭，中长期来看只能指望新贵金属矿的发现。在19世纪，与其说是货币量逐渐增长来适应扩大社会生产的需要，不如说是社会生产的扩大进程受制约于新的贵金属矿的发现 。除此之外，在法币时代下，就只能由某个机构提供额外创造出来的货币，并以非贷款的形式，用支出购买社会产品的方法注入到社会上。第二章第四节曾经分析了多种模式。

既然总归必须有新增货币注入到社会之中，那么有没有可能采用由国家“赠送”、全民人人平均分得一份新增额外货币这种“共产方式”来实现注入货币呢？这是不可能的，也必然要失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的本质——它是个人的财富，而它之所以是个人的财富，是因为它为社会所公认能够用来购买其他人的产品，而这一功能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它应当是“需要付出某种‘代价’来获得”的——正是因为这种不易获得性使得它能够被人所接受，从而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成为刺激分工社会生产的动力。如果人人都能通过这种方式不用付出就轻易得到货币——即使只是增加的额外货币，也会严重损害这种追逐货币的动力。这种方式更可能导致的是价格同时上升同一比例而不是生产的扩大——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周围的所有人的货币都增长了同一百分比。所以，这种注入新增货币的方式是必然要失败的。注入货币，只能采用通过某一端口注入的方式。这的确是货币经济社会的一种矛盾，一方面，这个端口可以创造货币并为自己的支出所用，另一方面，绝对不能损害社会的大部分个体对于货币的追求欲望，不能让货币在他们眼中失去作为财富符号的价值。

如果新增货币通过一个端口注入，无论这一端口是萧条时期的对贫民的救济券发放，还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政府兴建某个官营企业对于上游产品的吸收购买，总有直接得到这批货币的部门，因此也会通过这批部门产品的价格，对于经济系统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其他部门求利的能力。譬如假设这批货币直接注入到对消费品的购买中去，如果此时消费品的产能已经达到极限，短时间内营建新的产能又来不及，那么只能是抬高消费品价格，这直接影响雇佣劳动要求的工资水平，继而传递给其他部门形成成本压力，再促使他们提高自己的产品价格，这就形成了轮番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的景象。所以，注入货币的端口，最好的选择，应当是那种生产产能容易伴随着扩大，注入货币能导致的价格上升不多的地方。而注入货币的端口，也最好能够形成一些经济设施——这些设施本身就不是为了盈利目的而是为了注入货币的目的而修建的，因此不收费和少收费，从而能够降低其他部门的费用（如降低交通费用），从而方便其他部门降低成本（非劳动成本）。这种方法带来的优势在经济体如为开放经济体时最为明显，该国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极具有价格优势。而由于其他各个部门仍然是求利实体，因此为了求利而竞争带动的技术进步不曾消失，因此该国产品在国际产品竞争中也具有技术优势。满足这种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部门是相当合适的。也就是说，端口的选择必须有利于经济整体结构，增强而不是损害求利个体生产的动机，增强而不是减弱本国求利个体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但即使是基础设施部门这种从经济结构上具有辅助经济整体的“良好端口”，由于“创造公共货币”注入经济总是要为求利个体所所获得，因此摆脱不了上文所说的“道德风险”难题。解决的办法有很多种，总体上作用于交易的双方：即注入公共货币的产品采购人与产品的提供者，对前者（需求方），是避免其出现软约束，随意花钱的无监督情形，对于后者（供给方）是引入竞争机制，让这些直接得到新创货币的带有求利动机的个体，不能索取高价、提高低质产品，或产生压力，不让其依赖于官方货币收入而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

进行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补助，也是一个很好的端口：既实现了货币的注入，又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强了这些企业在价格上竞争的同时仍然能保持盈利性的能力。当然，这种途径一样会有“道德风险”问题：只要经济体系是主要由以求取货币为欲望的实体构成，那么这个微观动机特点，就永远和扩大型生产循环注入货币的客观需要之间发生矛盾——因为注入货币就意味着有一个获得无代价货币的实体存在。对于这个实体而言，货币就不再是需要通过努力经营才可以获得，而是可以无偿得到——那么这个实体的松懈就可能带来负面效果。在前文论及对技术研发的补助时，曾经提及了如果直接对于企业进行技术研发货币补助，以此作为注入货币的途径的话，事情讲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一举两得：既注入货币满足扩大再生产的客观需要，又促使技术进步从而使得生产能力的确进一步扩大（即在规模上扩大基础上再加上质量的提高）。因为这个求利实体——企业既然知道货币来的不费力，则就会把他们用到其它方向上，这带来两个后果，其一是技术进步缓慢——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研究开发；其二是由于并没有投入进行真正的技术革新，因此生产能力扩张并不快，而这些特权部门、企业把货币花费到了其它用途上，譬如为自己享乐用的消费品上，结果造成这些环节购买力货币堆积，启动这些部门的价格上涨，并根据经济结构的特点，有可能蔓延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变成“货币补贴-非技术进步投入型消费-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局面。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所以，要以研究开发作为货币注入的管道，必须建立合适的机制，把出现以研究补助为名行自我利益占有的行为可能降低到最少。要达到这一点，可以从竞争体制设计上入手。例如，补助对象不是求利企业，而是研究所——而且是数十家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允许亏损（事实上根本没想着赢利，因为就是货币注入的管道）；但这些研究所需要有企业来进行成果挑选，应用于企业生产，企业支付成果专利费——但这个专利费在数额上小于国家在研究所的货币注入（从研究所角度来说是经费支出），但却足以对于个人形成极大的激励（利用研究开发费用和个人生活费用之间的巨大差异）；研究所之间存在着竞争——争相向企业推荐自己的研究产品，企业可以进行选择。这样，既有货币注入，又有正向激励机制，保证真正的研究不断发生，给企业带来了降低成本，增强销售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这才是真正的货币循环经济中，产研结合的合理功能——研究应用于生产，但并不是研究本身要成为求利实体。

所以，对于求利经济中的研究开发的较好的管理方法，既不是撒手不管，让企业自行决定是否投入研究，相互竞争来提高生产效率——那通常带来企业实体的成批死亡以及供大于求的倾向 ；也不是无条件的把它当成一个注入扩张经济所需要的货币的管道途径——那可能养成一群既得利益者，且最后既没有技术进步，扩张不了经济的生产能力，又造成了通货膨胀，还在国外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下陷入两难。最合适的办法是构造一群保留了竞争机制的，服务于企业的，但是本身不是利润追求体的研究所。最后，以研究开发相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个特点，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所牵涉的经济联系，限于国内，而研究开发，除非是站在世界科技最前沿，往往需要在投入中涉及到国外才能生产的，供研究使用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国内不能制造。此时，就不是本国货币创造所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了，而是要涉及动用过去出口产品或其他途径流入积累所得的外汇储备了。科技研究投入作为货币注入的途径，就比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加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