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是耶非耶白门柳----秦淮八艳之顾横波 -- numzero

龚氏夫妇虽然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但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如果说柳如是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是冒着巨大风险，那么龚鼎孳为官时每公然为汉人争权益，一再触怒满族权贵，同样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胆识。

他们也保护和帮助过许多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甚至为此奔走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名着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傅掌雷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

至于被龚鼎孳不避嫌猜，甚至冒着风险资助过的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更是不计其数。故钱谦益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邓之诚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指的就是龚鼎孳利用职权不遗余力，甚至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那些反清志士。

对于龚鼎孳的这些行为，顾横波不仅支持，更身体力行地参与，除了和龚鼎孳一起对抗清志士及其家人慷慨解囊外，她还曾冒着巨大险保护过逃亡中的阎尔梅----龚鼎孳被骤贬出京后，顾横波寓于金陵隐园，适逢阎尔海被清军追捕，逃入隐园中。顾横波藏阎尔海于侧室中，沉着镇定，机智应变，终于化险为夷。那时龚鼎孳已不再是朝廷大员，只是一个以“重汉排满”罪名遭皇帝切责贬黜而赋闲在家的官场失意者。但顾横波未因害怕引来猜疑而有所犹豫，她在保护阎尔海时表现出的义气与胆识可谓不让须眉，袁枚以“礼贤爱士，侠内峻?颉卑俗植⒊扑?和柳如是，很大成度上也是缘于此事。

说到“礼贤爱士”，龚顾更是并有盛名。据《板桥杂记》记载，龚鼎孳原有轻财好士之名，“得眉娘佐之，名誉盛于往时”，遇到慕名来求书画者，常由顾眉代笔，“画款所书横波夫人者也”，这也就是“横波”之号得以盛传的原因。清初词坛上的风云人物陈维崧、朱彝尊等都得到过龚鼎孳的揄扬和“分俸资助”，“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而龚鼎孳也总是“倾囊？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此处的“倾囊相助”并非泛泛之谈，龚鼎孳为官清廉，虽其诗画价值颇高，但也不算豪富，据时人宋元鼎说，遇到别人急需帮助而自己又囊中羞涩时，龚鼎孳不惜借债相助，以至死后债主找上门，惟“叹公清介”。正因如此，龚鼎孳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南江北许多才士失声痛哭，吴绮在挽诗中说，“当年遇主偏辞宠，此世何人更爱才”，朱彝尊在长篇挽诗中说”寄身逢掖贱，休作帝京游“，都哀叹当世再也见不到像那样的轻财好士之人了。而龚鼎孳乐于助人的慷慨高义，得顾眉支持甚多，这在当时也是广为人知的，故《秋灯丛话》记“国初宏奖风流，不特名公巨卿为然，即闺中好尚亦尔”即举顾眉为例。顾眉死后，每当龚鼎孳资助他人时总是想起顾眉，作诗云“伤心青眼綦巾者，不见吾曹击筑歌”，自注云：“追忆善持君，每佐余急朋友之难，今不可复见矣。”(顾眉嫁龚鼎孳后更名“徐善持”，故又称“善持君”“徐夫人”)

为民请命，是龚鼎孳为官的另一个身体力行的宗旨，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据记载，“龚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硫每奏时政得失。殆决狱，日必平反数十事。事虽奏当，有毫发疑，必推驳至尽，致辕匕箸，展转含毫，获有生机而后已”，阎尔海因此慨叹 “海内感平反，多少再生魂。” 在任左都御史期间，龚鼎孳奏疏宽民力，裕赋税，招纳流民，毋令失所，因龚鼎孳之请使清廷免江南拖欠积赋三百余万。即使被连贬十一级降至上林苑任散职，他也仍然不忘为民请命，曾上疏要求朝廷退出屯庄二十二处，仍归民间业主。顺治十八年，清廷以清查逃赋为名打击江南士子，以弹压江南地区的反清情绪，江南士子遭革职者达数万之多，被迫害下狱者亦不少。其时龚鼎孳已赋闲四五载，仍自问责无旁贷，上疏当政，请宽奏销案，以是复职者不下千余人。不仅如此，龚鼎孳也常在替为官的朋友饯行时叮嘱他们体恤民艰。

上疏以外，龚鼎孳也借诗文悲叹沧桑，品评世事， 挟论公允，不避忌讳。如描写民间疾苦的《岁暮行》有“揭竿扶杖皆赤子，休兵薄敛恩须终”之句，即是谏讽朝廷，不要官逼民反。《登燕子矶》云“山泽几同游，乾坤已白头。凭高先忍泪，入洛愧同舟。歌管催残泪，霜枫登晚秋。石城潮渐落，肯为客销愁。”，则是抒发故国之思。龚鼎孳虽然不是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慷慨之士，却也绝非“此间乐，不思蜀”的毫无心肝人，只是他内心的悲戚常常被外表的长歌痛饮所掩而不为人留意罢了。遗民诗人宋睿就曾回忆，龚鼎孳常在纵酒欢宴，歌残舞罢之余与他相对泫然流涕。而对龚鼎孳的这种心境，知之最深者莫若顾眉，若《题画兰》云：“舟过燕子矶头，江风殊劲，闺人遂拈弄笔墨以敌其势”，何故为此？实念龚鼎孳之“蓬窗相对，客心悲未央时也”。龚鼎孳的这些直抒胸臆的诗文，虽因没有明显的反抗情绪而未惹来大祸，但由此引来当权者的不快，以致成为其仕途多沉浮的原因之一，却是很有可能的。

顺治十四年龚鼎孳回金陵为顾眉大办寿辰，是夫妇二人最后一次惊人之举。顾眉虽然不以世情为意，却非常在意不能为子嗣艰难的龚鼎孳生一个儿子。而唯一的幼女在顺治十五夭折，带给顾眉很大打击，从此她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开始清心理佛。

传说在龚鼎孳复官还京前，顾眉又一次提起兴致，与龚鼎孳相携出游杭州，泛舟西湖，二人年近半百，仍旧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再成一时话题。这很可能是顾眉自觉来日无多而对江南做的一次告别之游，也是想再为夫妻二人再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

康熙三年，顾眉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二年后，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顾眉去世后，在京文人学士纷纷前往凭吊，丧礼备极哀荣，送殡的车辆多达数百乘。与此同时，远在江南的阎尔梅，柳敬亭，余怀亦于安徽庐州开堂设祭，江南一带前往凭祭者络绎不绝。

龚鼎孳尝于北京长椿寺为顾眉起“妙光阁”，于顾眉逝后每岁生辰都到阁下礼诵佛经，直到康熙十二年逝世。

龚鼎孳生前著有《白门柳》词集，据余怀说，实为顾眉所作传奇。这部词集，当可视为记载二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