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官办经济的另一种解读--<奇迹的黄昏>袁剑 -- 脖子

五、危险的大众？

以民众的力量（包括能够反应民意的媒体）限制、约束官僚行为乃是现代政治的常态。民众用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来消解官僚的权力的滥用，是现代政治中一个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说有效，是因为它能降低成本，否则，事事都要老板监督，中国政府就会成为一个头颅（决策机构）与身体（执行机构）一样巨大的怪物。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监督权和约束权力交给民众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种逻辑以及财政上的必然。这种安排，除了大大减轻政治领袖们的职能之外，也可以使他们能够专司“董事会”的决策功能。然而，逻辑仅仅是逻辑，它不能代表真实，尤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

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力量，中国领袖层却一直心存戒惧。由“文革“而“六四”，中国的政治老板们饱偿“民乱”，可谓吃尽苦头，留下了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之上，中国领袖在1989年之后对民众力量一直采取抑制政策。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让民众不敢，二是让民众不能。所谓“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六四”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达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慑效果。“六四”之后，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再发生，但小规模的暴力镇压事件并不鲜见，武力威慑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松。不过，当局要让民众畏惧，也是有极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众被逼入机会成本为零的境地。也就是说，不能让民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时候，就可能出现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所谓“民不畏死”的超边际选择，民众的“不敢”就变成“只能”了。将所有民众都逼得走投无路当然是很难发生的，但将部分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墙角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一个如此繁荣的盛世，将民众逼得走投无路，肯定会被认为是耸人听闻。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频繁爆发的暴力抗议活动，成群结队的上访人潮，都能证明我们所言不虚。或许，这些被逼铤而走险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揆诸真实的历史，又有那一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开始铤而走险之后才发生的呢？又有那一次革命，不是一小点星火（偶然事件）抛进了一捆干柴（社会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冲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历史描述成一场史诗，但他不过是几个不满调遣的新军官兵一时冲动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链式反应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几个低级军官的一时义愤之举，竟然在几十天内就颠覆了有几千年传统的王朝。看看今天繁荣表象之下的中国，又何尝没有储备足够燃起一场冲天大火的能量呢？在这里，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同。

今日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的剥夺已经达到相当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现几个搏命的秀才加上一群亡命的穷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件一旦过于频繁，就会将政治领袖搞得神经兮兮，坐卧不安。既然民众“不敢”的条件正在逐渐丧失，那么接下来的手段就是要让民众“不能”。所谓“不能”，就是褫夺民众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起来的能力。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组织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语。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组织是动员的基础。有组织就可能形成动员，一动员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一定要将民众抑制在无组织的状态，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比之“不敢”，让民众“不能”的代价可谓巨大。你必须在各个层级增加警力，扩充装备，（这正是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面对强力官僚部门不断抬高的预算要价，直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社会控制是需要成本的，对中国这样抗议频生的巨型社会实施警察控制则尤其如此。以现在中国现在各级政府警察成本不断增长的趋势，社会控制所带来的成本总有一天会拖垮财政（中国税收不断飙升这一问题在财政上的体现）。分析任何一个政府的崩溃，财政垮台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大多数抗议仍然发生在中国农村，如果这个趋势向中心城市蔓延（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中国社会控制成本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暴涨。而这种成本带来的大多是负效的GDP。许多人都在中国城市中发现了一个与众（众多其他国家）不同的现象：家家户户都装有钢制的防盗门、防盗窗。这种巨大的需求带动了一个行业的畅旺。但深究之下，这个繁荣行业带来却完全是负的福利效果。它不仅浪费了巨量的钢材，消耗了宝贵的能源，但换来的却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和解而轻松得到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被人广为诟病的中国粗放增长模式就是这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后果之一。由此可见，不断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不仅是负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一言以蔽之，让民众“不能”，可能导致财政上难以承受的成本，很难免于最后的崩溃。

既如此，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不愿”，即民众不愿意起来造反。日子过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谁愿意提头闹革命呢？有人凭借一种浅薄的理论想象，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暴民——一群一有机会就可能打家劫舍，兴风作浪的痞子，一群一有机会就要摧毁国家机器的暴徒，并煞有介事地警告国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没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产物，它与暴政往往是孪生姐妹。在今天中国，我们的确发现了暴政与暴民相互激荡而酿成灾难性正反馈的诸多迹象，但是，历史并必有所谓必然，困锁也同样是可以慢慢解开的。在当下，让民众“不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官僚集团减少剥夺。完全消除剥夺过于理想，但减轻剥夺的程度则是可以做到的。这当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劝诫，也不能指望他们对官僚集团的管束，这些统统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以，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让民众自己获得力量，与剥夺者之间形成某种均势。而民众要获得力量，就必须让他们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强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在整个政治结构中的谈判力量，从基层开始减轻剥夺。民众在所有的地方捍卫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无处不在的官僚剥夺。

在中国领袖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但其实，对无序力量实施社会控制成本相当高昂。试图想象一下，当你找不到破坏者，但破坏者却无处不在地时候，你会怎么办？结果当然是，你会在所有环节上加强防范。长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财务成本恐怕都会达到极限。而如果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所以，“有组织”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治理者之福，社会之福。真正危险的不是大众，而是无组织因而也必然是无序的大众，一个愤怒但却无处发泄的大众。那才真正是社会之祸。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出历史的纠缠，开启中国政治的良性循环之路。事实上，今天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解决合法性问题，而是解决官僚集团的剥夺问题，不是民众与领袖层的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总统选举之前很早就开放了基层（包括县市长）选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激进动员。相反，它为最后的民主化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是背着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来推动这种政治转型的。稍有不慎，整个政权架构就可能崩裂解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领袖们虽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码没有背负“外来政权”的包袱。在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顺序中，基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环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基层（首先是农村县乡级，基层虽然不是中国剥夺最烈的地方，但却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问题让基层自己解决，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不仅可以部分缓解剥夺所带来的社会不满，走出中国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可以将领袖的合法性与官僚集团逐渐切割、脱钩。在中国的政治代理链条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由于官僚并不对在地居民负责，而是对上级甚至远隔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官员负责。而在理论上对民众负责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又必须通过他们无法约束的官僚代理工具来履行这种责任，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领袖根本无法对民众负责的情况。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对在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打破中国现在的政治代理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