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纪念 本杰明.格拉汉姆 -- 无所不在

巴菲特在评价他老师格拉汉姆的名著《the intelligent investor》时强调了两点，一是心理上如何应对市场波动，即市场先生Mr. Market的概念链接出处。另一个就是该书最后一章中对于投资理念的总结：investment is most intelligent when it is most bussiness-like。 这句话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investment 投资，business 生意，和intelligent 聪明。作者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讨论一下这些词所代表的东西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追求所谓理论上的完备既无必要也无意义，因为投资是一种实践的(1/2艺术+1/2科学)。

投资，谁来投资？— 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的投机性是与生俱来的。还记得Michael Douglas在影片 Wall street 里说的那句经典台词吗？“Greed, for the lack of word, is GOOD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必须再次重申投机不具有任何贬义的感情色彩。事实上，社会的进步需要一定程度的投机，而且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也不会消逝。历史上，无论是战争（十字军）还是冒险（大航海），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影子。我的理解，金融资本的投机性是由它的资本循环周期决定的，现代的交易所模式客观上更是助长了这种投机性，如果仅凭上午买入、下午卖出就可以赚钱，那又何必为长远打算？

生意，谁做生意？— 实业资本

一般来说，相对金融资本而言，实业资本比较理性。这份难得的理性其实是被逼的，被资本循环周期逼的。对一家企业来说，无论是从零开始还是升级换代，从投资到生产到收回成本并赢利，整个资本循环的周期一般来说要比金融资本的周期长很多，这就迫使那些有志于实业的资本家不得不抱着一种长期、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投资，否则就会被淘汰。

举个例子，“质量不好产品就没有销路”，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重视质量管理在各行各业几乎总是受到奖赏，唯一的例外就是在金融领域。以我对美国金融历史的粗浅了解，整个20世纪除了30-40年代因为29-32年股灾的“一遭蛇咬”以外，其他时候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what can be sold will be sold”。类似现象我们并不陌生，80年代到90年代初国内物质相对匮乏的时候，各种各样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的东西多了去了，能够生产出来就不愁销路。如果说中国企业用了大概20年的时间才明白“向质量要效益”的道理，那么华尔街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压根就没明白过（个别特例还是有的）。

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控制 — 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作为食物链的终端，金融资本对实业的控制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必然。各种机构入股实业公司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内在的“性格冲突”决定了金融和实业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巴菲特BH旗下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最近持股10%的电池+汽车生产商比亚迪BYD为例。当年比亚迪决定生产汽车的消息传出，持股的香港基金经理打电话给公司管理层，“你敢做汽车我就把你的股票往死里抛”，比亚迪成功顶住了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如果你以为类似情况比较少见，那就大错特错了。大口吃进股票之后威胁管理层回购的事情就像呼吸一样，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因为很多CEO的奖金是和股价挂钩的，金融海盗们很清楚这些可怜虫的命门。

如果任由一位急功近利的金融资本家操纵一家需要高瞻远瞩才能正常运作和发展的公司（我想不出有哪家公司不需要），那么这家公司肯定完蛋。如果任由疯狂的金融资本控制整个实业资本，那么马克思预言的那种革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具体的推导过程可以参考“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语）”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监管机构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也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比如美国的长期增值利得税（long term capital gain tax）比个人所得税要低一半，就是鼓励人们长期持有。问题是光靠法律规定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而且条令的制订永远是滞后的，更何况制定的条令还未必有效。在寻求答案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

什么是聪明？— 资本主义精神和使命感

先举两个例子：

（1）1967年，巴菲特收购了一家地方性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 (NICO)。签署协议的当天，NICO的董事长兼CEO迟到了几分钟，一进门就连连打招呼说对不起，因为之前在停车场他试图找一个还有剩余时间的停车计时器（parking meter），结果给耽误了。一个即将签署价值数百万美元合同的人，竟然为了节省几个钢崩儿要绕着停车场转悠？巴菲特事后回忆，当时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奇妙的想法 — 有谁会比这位CEO更适合视成本如虎狼的保险业呢？更奇妙的是，那位不舍得付停车费的老板在卖掉公司绝大多数股权之后，非但没有带着几百万美元去享受人生，反而答应留下来给那个刚刚买下他公司的人打工，并且一直干到7、80岁才退休。（注：NICO是Berkshire Hathaway所有保险业务的祖宗。）

（2）80年代中期，巴菲特收购了Nebraska Furniture Mart 80%的股份，这个家具商场是Blumpkin家的全部心血。创始人Blumpkin夫人从巴菲特手中接过六千万美元的支票时连上面的数字都没看就直接收起来，第二天照常上班。老太太一直干到90多岁，该商场目前由Blumpkin家的儿孙辈管理，就像他们自家的产业一样。

巴菲特给股东信中多次提到BH收购公司的原则：1，他能够理解的生意。2，优秀的管理层。3，价格合适。关于第二点管理层，怎样才算是优秀呢？那就是“他们为BH工作就像他们为自己工作一样”。BH旗下70多家公司的总经理们，无一例外都是百万或亿万富翁，他们不缺钱，也不需要为了钱去工作，完全可以退休享受人生或者做别的事情，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选择留下来继续工作，大多数人一直干到7、80岁精力不济才退休。为什么？他们疯了吗？

不！因为他们身上具备特殊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和前面提到的贪婪无关，贪婪属于人天性中非理性的那一部分，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并非资本主义阶段所独有。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概括的那样，是一种通过理性的、可持续的、和平的方式来获取利润，与那些战争贩子和金融冒险家所推崇的暴力的、短期的方式截然相反。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就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本杰明.弗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具体的论述请参考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具备这种精神的人，并非是为了生存而去经商，而是为了经商才生存，因为这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类似的情况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也能见到，少数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把生命全部献给了他们的事业。这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使命感 calling”，这个概念起源于新教。有趣的是，虽然具备这种使命感的商人做起生意来都很理智，但是精神上驱使他们的“使命感”本身却非常的不理性。前文提到的BH旗下两位CEO，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来的利润都给巴菲特拿去再投资了，并没有落入自己的腰包。同理，巴菲特辛辛苦苦一辈子赚来的亿万身家绝大多数将来捐给盖茨基金会，他本人以及儿孙们并没有多少好处。他们这都是图个啥？

不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和具备该精神的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前者根本无法理解后者的举动（也许是因为前者在生存目的上更加理性），这种不理解还会进一步演变成鄙视，最后伴随着血红的眼睛发酵成仇视。我看到、听到过无数对李嘉诚和巴菲特等人的诋毁，这已经算是非常进步和文明的了，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直接诉诸于暴力的 — 捣毁他们的工具和工厂，或者干脆动手打人。很多文学作品把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和那些战争贩子、冒险家相提并论，因为创作人本身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精神。

从投资人个体的角度出发，即便他或她本人不具备像李嘉诚或者巴菲特那样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至少也应该能够对此表示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够辨别出具备该精神的投资对象，因为那就是聚宝盆和摇钱树。和他的那位著名学生相比，本杰明.格拉汉姆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并没有那么强烈。1956年他就解散了Newman-Graham Corporation，退出了投资领域，仅保留了两家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位子。他身上的使命感更多的是体现在教书育人上，毕竟15年免费在UCLA上课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投资人。

从投资人整体即金融资本的角度出发，虽然投机既无法避免也无需违反人性加以杜绝，但是资本主义精神本身还是应该得到重视的。尤其是对那些理论上应该比较保守的基金而言，其资产管理人（capital allocator）在我看来不必非常聪明，但是必须具备这种精神，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挣光全世界所有的钱，而是保证不赔钱。遗憾的是，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入股实业公司后为了短期的报表好看而不惜杀鸡取卵，仅仅因为自己有钱就冒充内行指手画脚，乱点鸳鸯谱，最终给自己的客户和所投资企业的全体员工带来不幸，到头来只有他们自己是得利的。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不论是格拉汉姆还是巴菲特，他们都能够用一种通常只有实业资本家才具备的生意人眼光看待投资，并且尊重所投资公司管理层的职权范围。打个比方，一边好比是蒋介石乘飞机亲临战场越级指挥到师一级，另一边是毛泽东呆在西柏坡运筹帷幄。个别战役上当然有赢有输，但是从全局来讲胜负不言自明。

最后，一提起资本主义，就免不了要说公平问题。显然，不成比例的巨量财富流向了那些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实业或者金融资本家，粗看上去似乎是不公平的。对此我有两点意见：第一，财产捐献，钱集中起来反而好办事。第二，赚钱的本事不一定能通过基因遗传，资本主义精神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血缘关系（格拉汉姆的儿子当了医生，李嘉诚的老爸是谁？），我更愿意称之为“社会基因裂变”。财富随着社会基因的裂变而流动，符合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公平，前提是维持社会健康的机制没有被破坏。当然，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个过程太过漫长未免难以接受，不过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现实主张，所以就忽略不计了。

总而言之，我对 investment is most intelligent when it is most bussiness-like 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既然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涉及到经济的事情就应该秉着资本主义精神来办。投资也好，办实业也好，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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