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邓公往事第八回-上 -- 史文恭

纯属个人观点：

3年困难时期，经济增长的指标虽然好看，但质量低下，水分很大。比如工业产值，“小、土、群”炼出的钢铁大部分是根本不能用的，但产量产值却都要算上。另外各行业比例失调，为了突击一千万吨指标大家都炼钢去，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王鹤寿的混帐报告真是贻害非浅。

另外“饿死人”的问题倒并非农业产量低。首要原因是地方虚报了高产之后，就要兑现到粮食征收上，高征收政策强制剥夺了农民口粮。

要说公社办食堂浪费，其实就算浪费也很有限。因为公社食堂的粮食来源还是农民的口粮，没口粮就什么都没了。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鼓励基层报低产甚至瞒产，就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症结，但他的这种呼吁反映不到党政系统的指令上，也是白搭。

接下来的恢复时期，我觉得倒是毛泽东请陈云出来贡献更大。陈云的功劳是综合平衡，将工农业比例控制好，使“以钢为纲”的局面改善。

另外农业上不虚报高产之后，征收粮也少了，农民的口粮紧张情况自然得以缓解。

至于说，少奇同志到炭子冲转一圈后下令搞承包，是否有如此大的魔力，还是很大的问号。因为安徽的事例表明，曾希圣搞承包后粮食产量下降了，李葆华恢复公社粮食反而增产了。

现在有些人称当时的公社化导致“饿死人”，混淆了问题。“饿死人”实际上和行政系统的高征收政策有关，而高征收的根据就是虚报高产量。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报了亩产万斤，那么上级政府很自然地要征收你八千斤粮，给你留两千斤口粮，怎么都很充裕了吧？可实际上亩产只有两千斤，那公社干部还得想办法找六千斤去，肯定是每家翻箱倒柜，一颗谷粒都不能放过，能不饿死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