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联左翼地下活动小史（1940--1990） -- 包子1971

苏联左翼地下活动小史（1940--1990）

作者：

阿?金泽尔

维?拉古金科

赤军译（略有删节）

一般说来，历史学从来都比其他社会学科更露骨地服务于同时代的政治制度。但20世纪的伪造历史现象，却是史无前例的，伪造历史从手工作坊变成了流水线作业，也算工业世纪的一个「成就」。苏俄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共产主义反对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类似的伪造现象，被重重神话包围着。 从30年代到80年代，苏联官方历史学界对此的态度是极其空洞和片面的。在官派史学家的笔下，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是一部「党中央」领导下的「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建设史」；而任何共产主义反对派都等于「奸细」或干脆是些可笑的小丑。在晚期的所谓改革开放时期，那些习惯于跟着中央号令走的主流苏联史学家（比如尤?叶米利扬诺夫）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小心地为部分苏俄早期领袖（比如党内右翼领袖布哈林）恢复名誉。

至今为止，对苏联时代左翼地下运动史的发掘整理仍极不完备和详尽；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已故历史学家瓦?拉戈文同志的七卷著作《另一条道路是否可能？》。不过，拉戈文同志和许多海外左翼学者一样，坚信大清洗彻底砍断了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之根，而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尽管外在环境极其严酷，共产主义政治文化某中程度上还是保留下来了，80年代末苏联社会浮出水面的左翼运动不是某种外在催化的结果，而来自地层深处。

左翼青年组织的出现

30年代末，托洛茨基就察觉到新一代左翼反对派的组织构成已发生变化；他们主要由青年工人和学生组成，并不了解第四国际的观点，而是凭借自己的思考走到了斯大林修正主义的对立面。当然，这些人完全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还要依靠集中营内与老托派的接触和学习。当然，许多西方左翼史学家指出，自40年代初以后苏联就不再报道关于新托派分子的审判消息了。什么原因呢？斗争真的停止了吗？苏联真的变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沙漠了么？现在我们知道真相完全相反，40年代后的苏联并非一片死寂，一个个共产主义小组不断地产生和活动，只是他们的身影和呼喊完全被当局厚重的铁手压制和窒息了。

1930-1932年间，当老一代左翼反对派领袖向当局屈服以后，新战士群体很快产生，当时他们还有机会与外界保持联络，国外出版的《反对派日志》对此有较多的报道。尽管1935年以后所有托洛茨基（和其他左翼反对派领袖）的著作从图书馆中被清除掉了，但30年代苏联社会的现实--刺眼的贫困、特权、飞扬跋扈的新官僚阶层，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许多青年从政治上寻求答案。马恩列著作的广泛传播更加刺激了青年人的觉醒：为什么书上写的和现实如此不同？！开始出现一个个学习和宣传马列小组，随后是照例的逮捕、审判、流放，但随后又出现了新的地下小组。

1937年的大清洗吞噬了许多类似的优秀青年，而阶级敌人则对苏联和苏共的「去布尔什维主义化」欢欣鼓舞。1940年8月16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正在抛弃一切还称得上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

但斗争没有停止。1941年6月，在西伯利亚西部个别幸存的托派领导了步兵营暴动（他们的命运至今成谜），同年秋伊万诺夫茨克发生工人罢工，1943年萨拉托夫市出现「青年革命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奥?采伯利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反法西斯游击队，以上是我们已知的二战期间苏联政治生活左翼运动的一部分。

战后初期的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联官僚最腐恶无能的一面暴露出来，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成千上万的战士前仆后继地牺牲，而他们的「最高防务领导」日丹诺夫则兴致勃勃地躲在地下指挥所打网球。千百万人在半饥半饱中做工，而政治局委员们却为水果的新鲜程度大发雷霆。战争的结束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他们渴望的美好生活，而许多人已忍耐和牺牲了太多和太久。40年代后期，苏联全境的地下马列小组如野火般蔓延开来，较为出名的有南方城市瓦洛尼什的「共产主义青年党」，这主要因为它的成员中包括后来的著名诗人阿?瑞古林（回忆录《黑石》的作者 ）1。其他的小组就没那么走运了，从苏联官方材料中的只言片语里，我们知道当时还存在过「列宁纲领派」、「列宁反对派」和「工人反对派」等「穷凶极恶的反苏地下团伙」，但详细情况至今被锁在档案库中。40年代末「列宁的事业」小组曾活跃一时，它的主要成员后来在集中营参加过1953--1954年的犯人大起义。

50年代初，苏联和苏共被一片爱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歇斯底里笼罩着，但新的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停止活动。1950年9月至1951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了

「为革命事业斗争同盟」。同盟的核心人物是18岁莫斯科大学生巴?斯卢茨基和他在梁赞老家的中学同学。从1950年夏天开始，他们以文学兴趣小组为掩护，从事政治学习和宣传。同盟成员苏珊娜?皮丘洛后来回忆说，斯卢茨基认为必须与「这个制度进行斗争，它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新的贵族统治，波拿巴独裁的变种。党和国家被那些领袖篡夺了，而理解这一切却不起来斗争，等于是篡权分子的同谋」2。同年秋天，四名骨干正式建立同盟筹委会，斯卢茨基还草拟了组织纲领，在纲领中他认为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外政策是「帝国主义」，政治统治模式是「热月政变分子对人民的波拿巴主义独裁」。他的同志玛?扎列夫回忆说「现在想来，对他（指斯卢茨基--赤军注）的理论立场影响最大的是托洛茨基，所有这些名词，比如波拿巴主义啦，官僚层热月政变啦，都是从那来的」「他的崇拜对象是列宁和托洛茨基」 。

同盟的确切人数不详，在秘密庭审的起诉书中提到了十六个人。他们设法弄到一部老式油印机，印刷和散发了约三百份传单。有趣的是，在短暂的活动阶段小组还发生了一次分裂，起因却很严肃：对个人恐怖的态度之争；部分成员认为必须铲除斯大林，斯卢茨基表示反对。

1951年初，同盟的全部成员被捕，原来国安机关一直在监视小组的活动，他们聚会的房间被窃听，而在被捕前夕，每个主要骨干都被数名特工不停跟踪。1953年2月14日，斯卢茨基、福尔曼、古列维奇三人被判处死刑。苏珊娜?皮丘洛和另外九个人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另三人被判十年徒刑。1956年，随着新任苏共领导层「宽松」政策的出台，同盟的幸存者从监狱和流放地被释放。

斯大林死后，苏联白色恐怖有所放松，这既给左翼地下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也为不少左派动摇分子向西方资产阶级靠拢创造了条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卢基扬年科（1961年「工农党」的创建者）和格里戈连科（1963年「列宁主义复兴同盟」的领袖）都曾是左翼地下运动的活跃人物；当他们面对西方「自由世界」表示忏悔后，逃兵们得到了荣誉、地位和物质奖赏。而那些没有忏悔、也没有得到荣誉和奖赏的人，默默继续着自己在黑暗中的斗争。

1956--1957年间，是新一轮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活跃高峰期。涌现了一大批小组，但他们同样很快被粉碎了。由于和国际共运的长期隔膜，这些小组都带有一定的理论摇摆和退化，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南斯拉夫模式」的片面欣赏。除了组织以外，还存在不少创作和传播传单和小册子的单干户。

1962年新切尔卡茨克工人罢工和起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苏联工人斗争中，领导者往往是那些与老一代托派有联系的新生代马列主义者。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活动家，当属1962年新切尔卡茨克工人罢工和起义的积极分子帕?西乌达。他是著名工人布尔什维克帕?西乌达的儿子，30年代中期，老西乌达被枪决，儿子和妻子在劳动营度过多年时光，与营内的托派朝夕相处。战后小西乌达当了工人，并成为一场工人罢工和起义的参加者。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西乌达写道：

「……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从厂区走向市中心，道路很长。一些工人和家属前去其他工厂，号召他们支持电力机车制造厂工人的罢工。很快，建筑工人、石油机械制造厂工人和其他较小企业的职工都跑来参加游行。队伍中出现了红旗、列宁像，群众唱着十月革命前的战斗歌曲。大家都非常激动，被一种信念和力量冲击着。……当我们走到铁路桥头时，大家看到桥梁已被坦克和武装士兵封锁了。队伍停下了，沉默了。然后，我们一步步地走向桥头，反复高喊着'给工人阶级让路！'、'给工人阶级让路！'、'给工人阶级让路！'，坦克和士兵没有开火，巨大的人流飞快地穿过警戒线，走向桥中心，我们更加激动了。更加雄壮的革命歌曲回荡在我们和城市的上空」3。

随后是举世震惊的枪杀工人事件，上百人死伤，包括西乌达在内有数百人被捕。监狱和劳改营的经历没有让西乌达改变信仰，1990年被暗杀前夕，他曾作过一次总结性发言，他指出「……在20年代初，革命的方向逆转了，没有继续前进。我们今天的努力目标不应该是什么'新经济政策时期'，更断断不能回到沙俄时代，而是要争取社会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就像十月革命初期那样。人民群众要争取把对国家的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设法让国家机关逐步消亡……」4

六、七十年代的左翼地下运动

在60年代的列宁格勒产生了「公社人同盟」，它的非法出版活动持续了很长时期，出版物包括「警钟」杂志和名为「从官僚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书籍。1968年5月风暴给苏联青年知识分子以相当冲击，仅在列宁格勒就出现了多个组织；70年代初，梁赞、萨拉托夫和斯维尔德洛夫茨克也有地下组织出现。明斯克小组的发起人克立维茨基曾回忆道：「对当时许多苏联青年来说，1968年5月的巴黎事件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不可能是我们的理想目标；布拉格之春和苏联镇压也让我们对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感到幻灭。我和我的朋友们开始探讨第三条道路」5。在这种探讨中，克立维茨基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而革命后建立起的国家带有「非资本主义」特点，但随后出现的官僚篡权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巩固，而这个模式没有长久生命力，未来属于「人民社会主义」。

七十年代末，列宁格勒还出现过「革命共产党」等小组，他们的一些骨干至今仍是俄国左翼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莫斯科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左转弯」小组。

「防卫」号军舰的起义

七十年代以及整个战后苏联社会主义地下运动最激动人心的一页，莫过于「防卫」号军舰的起义。整个事件被苏联最高当局严格封锁，以至连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也长期以为水兵们想逃往西方。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起义的灵魂人物--军舰政委瓦?萨柏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计划是以起义的方式在苏联引发一场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在秘密军事法庭的供词中，萨柏林说他希望以此「点燃光荣的列宁格勒，因为这座城市具有长久的革命传统。'波将姆金'号军舰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阿芙乐尔'号军舰打响了十月革命的第一声炮响」。萨柏林以为他的行动可能掀起新的起义，并「最终解决俄国革命没有完成的那些任务」。他的准备工作是从水兵政治课开始的，在课堂上萨柏林有计划地向水兵们讲述了工人、士兵和农民如何组织起来与官僚、资本家和地主斗争并最终进行十月革命的历史进程；他着重阐述了列宁主义关于工兵农苏维埃民主的思想。结果立竿见影：往常在类似课堂上发蔫打瞌睡的水兵对新内容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大家都他的评价都很高，我们始终非常信任他」，「防卫」号水兵维?巴拉代依回忆说。萨柏林与下属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的政治课内容则引起了上级的不满和警觉。

1976年10月8日，「防卫」号舰长普托宁被萨柏林的同志们关进底舱，萨柏林召集了水兵和军官，给大家放映了著名的苏联电影「波将姆金号起义」，并解释了自己的起义计划：开向列宁格勒，向全市人民和全国播发无线电声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苏共政治局的特权统治。军官们有一半（八人）表示反对，另一半表示赞成；水兵们则完全支持起义。许多年后，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场「起义」简直是发疯，但萨柏林绝非疯子；他的计划建筑在对现实的清醒估计上：对统治阶层的集体性不满随处可见，水兵乃至部分军官的反应并非偶然，而是当时苏联人民政治心理的缩影。萨柏林是行动的人而非空谈家，他看到了群众的政治要求并试图以起义为契机、发动列宁格勒的工人阶级进一步扩大革命行动的范围。

起义最后被镇压了，萨柏林被枪决，水兵和军官们被处以刑期不等的徒刑。但左派的直接行动没有因此中止，几年后，亚姆什科夫小组甚至曾计划占领苏联中央电视台。

「马克思主义工人组」

七十年代末，在工业中心古比雪夫市出现了名为「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的组织，它的核心是石油工程师阿?拉兹拉茨基。在举行了数次成功的罢工后，拉兹拉茨基和他的战友--工人伊萨也夫被捕入狱，坐了六年牢。1989年拉兹拉茨基去世；直到今天，伊萨也夫仍以「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名义在古比雪夫（今名萨马拉）坚持组织工人的活动。

在长久的官僚专断时代，成百上千的地下左翼活动家们来了又去了，一个个组织产生和消亡了，多数人的最终命运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都是勇敢和忠于信念的人，在与那个似乎是千年王朝的苏联官僚专制机器的搏斗中，他们确乎履行了马克思的口号：「就算生命因此死去，也决不让死亡继续活着！」

未完待续（下部分主要谈的是左翼组织合法化以后与资本主义复辟趋势进行的斗争）

注释

1Жигулин А 《Черные камни》 М.,1988 г

2 Волков В. 《Троцкизм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СССР - Об одной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ой группе молодежи начала 1950-х》 www.wsws.com/ru

3《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1-3 июля 1962 г. Забастовка и расстрел》 М., 1992

4同上

5 Правдин 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ород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Минск, 1989 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