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报刊文摘】遵义会议前后的"三个"三人团 -- 温相

１９３５年１月，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及其会后中央领导的重新分工，基本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其前后的三个“三人团”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个“三人团”，习惯上称中央最高“三人团”。１９３４年下半年，红六军团、中央红军主力、红二十五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随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也开始长征。为了准备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组成一个最高“三人团”。这个最高“三人团”，是红军战略转移、长征准备阶段和长征初期，拥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的。长征初期，由于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由长征开始时的８．６万余人锐减至３万余人，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地位。这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中的李德，掩过饰非，推诿他人；博古则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担起指挥红军作战的重担。在这种情况下，由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形成的新的“三人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三人团”，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个“三人团”的形成，首先是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开始的。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急剧变动的情况下，共产党党内负总责的博古继续推行王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来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的张闻天，由于主客观原因，在犯有“左”倾错误的同时，也不乏在中国革命道路、工人运动和克服群众运动中的关门主义等问题上，提出了与“左”倾思想相左的一些正确意见。１９３３年１月，张闻天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１月，“福建事变”前后，张闻天和博古在对于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问题上分歧逐步加深。１９３４年４月，广昌战役前后，两人之间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教训时，由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这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合作的条件逐步形成。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担负的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动，由主要参加中共中央领导转到政府工作上面。这样，张闻天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合住在一起工作，互相关心，增进了友谊。 被实际排挤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张闻天，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６月２４日写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的论文，实现了摆脱“左”倾冒险主义由量变到质变的思想飞跃。随后，他被派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又被博古剥夺了在中央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这段时间，张闻天通过调查研究，为《红色中华》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从总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出发，深刻阐明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这就为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应该指出，这不仅是两个人的私人合作，而是呈现出一种新的领导格局。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的设想，毛泽东和张闻天，被分派到各个军团去。由于他们持有异议，因而被留到总指挥部，与负伤的王稼祥一起行军。这种特定的环境，形成了一个被人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他们与周恩来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坚持正确意见，为端正红军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作出了贡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第三个“三人团”，称为中央新“三人团”。根据遵义会议的精神，１９３５年３月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习惯上称为中央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在党内、军内开始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当时，军事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这个中央新“三人团”，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正确地执行少数民族政策，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１１月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由９人组成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至此，中央新“三人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