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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三十九)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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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三十九)

池塘里的水不深,污水的底下是厚厚的一层淤泥。蔡智诚从空中扎进泥塘,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的尺骨却骨折了。当他从乌黑腥臭的泥浆里爬出来的时候,四周围已经聚满了好奇的眼神——这也难怪,“从天上掉下个大活人”的景象毕竟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见到的。

“这是什么地方?”蔡智诚问。

“杨围子”……“杨圩子”……“杨家庄”……池塘边的人七嘴八舌地报出了一大堆地名。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十四军的”,这次的回答倒很干脆。

“咦?你们是贵州人?”,蔡智诚忽然发觉这些士兵讲的是自己的家乡话。

“那当然,我们是八十五师二五五团”

……

池塘所处的地方叫做杨围子(或者杨圩子、老杨家、杨庄……),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当时并没有确切的行政名称。在1948年的12月初,这里是黄维兵团第14军军部的所在地。

国民党第14军的首任军长是卫立煌,在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中,这路人马与共产党的关系算是比较特殊的——抗战前,他们追剿红军十分卖力,愣是把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整成了“立煌县”;抗战时又和八路军非常友好,不仅给115师提供弹药而且还跑到延安去搞慰问,害得卫立煌被戴上了“亲共”的帽子;抗战之后却再与解放军杀得你死我活,从西北、华东一直打到华中、华南,共产党的四大野战军全跟他们交过手(4野在广西打的是重建的14军)。

在淮海战役期间,第14军其实并不满员,他们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四个团,是黄维兵团中人数最少、实力最弱的一支。

——PS:

14军原本下辖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共计三个师九个战斗团另一个补充团。48年9月,83师调往陕西榆林(后转山西,在太原战役中被全歼),国防部因此另给了一个303师的空番号,指定的编练地点在湖南耒阳县。而当时的14军驻扎在河南省驻马店,所以就派遣10师30团、85师253团和军直补充团到湖南去整训新兵,计划是“派去一个师,带回来两个师”。但到了48年11月,14军受命紧急驰援徐州,正当部队集结的时候,“华中剿总”白崇僖长官却扣住了湖南耒阳的人马不肯放回来(这些部队后来编进桂系集群,在广西战役中被歼灭),新上任不久的熊绶春军长无可奈何,只好带着10师的28、29团和85师的254、255团披挂上阵。

区区四个团顶着一个军的大帽子,自然是很不经打的。战至12月10日,杨围子村里建制完整的部队就只剩下了85师的255团。

85师的老底子是黔军第43军(李燊),首任师长是遵义人陈铁(黄埔一期生,49年起义),官兵也大多来自于贵州。蔡智诚的表姐夫刘眉生(遵义人,黄埔五期生)在抗战期间担任过这个师的团长,在忻口会战中牺牲了,所以他对这支队伍并不陌生。

255团团长李剑民上校也是遵义人,他和蔡中校交谈了几句,发现两人之间居然还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老李是小蔡的妻子的姑父),当即十分开心,立刻就用棉被裹住蔡智诚,把他连人带电台都送到军部去了。

14军的军部设在一所民房的背后,这是一个七八米深的地洞,洞口被前面的房屋遮挡着,共军的观察哨看不见、炮火也打不进来,既隐蔽又安全。地洞里面十分宽敞,墙上挂着煤气灯,桌子和椅子上摆着军用地图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旁边还有几张行军床。14军副军长谷炳奎就在这些桌子椅子和行军床之间转来转去,一边听着蔡智诚的汇报、一边不停地报以冷笑:“哼哼,说得好听……风往共军那边吹,你管不了,人往共军那边跑,你也管不了。天上和地下一个样,你们都能找到借口……”

谷副军长的猜疑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头一天的晚上(12月9日夜),据守小王庄一线的85军的五个团以及军直属部队在23师师长黄子华的带领下全体投诚,把阵地移交给了解放军。这样,连同11月29日起义的廖运周110师,第85军的三个师八个团(216师只有两个团)居然在十天之内就全部“叛变”了, 只给吴绍周留下一个尽是伤兵的军医院。

部下集体叛逃,身为12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的吴绍周当然难咎其职。吴绍周是贵州人,蔡智诚也是,但蔡贵州并不认识吴贵州,跳伞的人与85军也没有什么关系。吴军长的部下跑了属于“人祸”,蔡教官的部下飞了属于“天灾”,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码子事,可谷炳奎现在非要把他们扯到一起指桑骂槐,这就难免让蔡智诚觉得十分的不痛快。

于是,在军部地洞里憋了一肚子气的蔡贵州就去找自己的老乡发牢骚。他原本还觉得在私底下埋怨别人的上司有点不太合适,却没想到李剑民拍桌子摔板凳的,骂得比他更凶。

255团的团部里面除了李剑民,还有254团的团长何玉林,也是个贵州人。据这两位团长介绍:第14军是9月份才由“整编第10师”恢复军的番号的,当时,整编师的副师长熊绶春升任军长(前任师长是罗广文),副军长的职位本来拟由85师师长谭本良接任。谭本良的资格很老、声望也够,但他却是贵州讲武学校毕业,所以这个提名到了黄维那里就没能通过,最终还是让黄埔出身的10师师长谷炳奎担任了副军长。于是乎,谭师长一气之下就跑回贵阳老家生病去了(49年在黔西南率部起义),85师只好临时由副师长吴宗远(黄埔10期生)负责指挥。

踏入淮海战场之后,10师和85师交替担任14军的前锋和后卫,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正常,但后来,部队先是在浍河南岸遭到共军突袭,辎重和行李全部丢了,接着又在李围子吃了个败仗,10师师长张用斌负重伤、29团团长郑汝弼阵亡……于是,兵团部传令:“第14军军长熊绶春指挥无方、撤职查办,由副军长谷炳奎代理军长职务”(在这个通令中还有一条:“兵团副司令胡琏免兼18军军长,由副军长杨伯涛代理军长职务”——因此,熊绶春临死的时候已经不是14军军长,而杨伯涛的18军军长也只不过才当了半个月而已)。

谷副军长走马上任,但他的第10师已经差不多打光了(第10师的前身是45师,主要由安徽人和湖南人组成,历任师长方振武、鲍刚、卫立煌、李默庵、谷炳奎、张用斌,也是安徽人湖南人各占一半),这时候14军里还能打仗的部队只剩下85师的两个团,其中255团负责守卫杨围子,254团随85师师部在北面的沈庄担任外围防御。12月初,254团在沈庄阵地上连续顶住了共军的多次进攻,但代理师长吴宗远也身负重伤,按道理,这时候怎么都应该让85师的人继续指挥才对,可谷炳奎却硬要让10师28团团长潘琦来接替师长,结果搞得一帮贵州兵很不服气,不仅很快丢掉了沈庄,就连刚上任没几天的潘师长也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写到这里,说明一下:

一、丢失沈庄的责任其实并不能赖在谷炳奎的身上。最后一次“沈庄攻坚战”发生在48年12月8日,攻击部队为中野4纵(陈赓部)第10旅的29、30团,13旅38团和22旅的66团,四个团打一个团,别说是让潘琦指挥,就是请拿破仑来当师长也照样是要完蛋的。

二、有材料把潘琦说成是“10师代师长”,错了。潘琦是10师的团长,他代理的却是85师的师长——这大概是因为85师在几天之内接连被俘虏了两个“代理师长”(吴宗远和潘琦),而第10师却一个师长也没有被抓,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

相对于同在黄维兵团的10军、18军和85军而言,现有资料对淮海战役中有关第14军的介绍比较少也比较乱。究其原由,或许是由于其他三个军的六个正副军长统统被俘虏了,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精力进行反省、研究和争辩,而14军的军长一个阵亡、一个脱逃,结果就没有人撰写回忆录了。

实际上,刚到杨围子的蔡智诚对14军的情况也并不了解,只不过当时他的身上很冷、胳膊很疼、心情也很不爽,所以很想找个机会发脾气,既然有亲戚和老乡们愿意陪着他起哄,他也就乐得跟着乱骂一通。

隆冬腊月,华中平原上寒风刺骨,255团的团部里点起了一堆火,生火的材料是从坟地里刨回来的棺材板,又硬又湿,弄得满屋子尽是呛人的浓烟。蔡智诚坐在火堆边上烘烤衣服,他那件沾满淤泥的军装已经不能穿了,李剑民给他找了一件灰色的棉袄,在当时,14军在战场上全都穿着这种“战斗服”,除了头顶上有个帽徽之外,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军衔或者兵种标志。

按道理,国民党军的战斗服虽然不佩挂领章和肩章,却依然是有等级符号的。它的胸口部位应该缝着一个标明身份的布牌子,将官的套红边、校官套黄边、尉官套蓝边,士兵的胸牌是黑边,而且胳膊上还必须有个注明部队番号的臂章。但第14军却早已经把这些标志统统拆掉了,当官的和当兵的全是一个模样,再加上连续征战许多天之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胡子拉茬的,因此就更加分不清谁是谁了——这样的做法当然就会导致一些意外。比如前几天,10师师长张用斌在前线督战。当时阵地上的十分混乱,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张用斌只好一边走一边嚷“我是师长!我是师长!”,结果喊着喊着就被共军听见了,人家解放军用机关枪打了个招呼,“嘟嘟嘟”,张师长就变成了张铁拐……

在蔡智诚的观念中,军官对荣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品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方先觉将军也再三强调“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然而,自从在14军军部看见谷炳奎军长居然也穿着和普通士兵完全一样的灰棉袄,蔡教官立刻就明白,杨围子村里的这支队伍已经完蛋了。

这时候,杨围子阵地的东面、北面和西面都受到了解放军强大兵力的压迫。在西北方向,中野4纵10旅的28、30团以及11旅的32团和13旅的38团正蓄势待发;在东面的则是新换上来的两支生力军,中野9纵(秦基伟部)27旅的79和80团。

当时,守军对攻击方的兵力部署情况十分清楚。这倒并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而是由于人家解放军根本就没打算隐瞒。从早到晚,对面坑道里的铁皮喇叭一个劲地嚷:“14军的弟兄们,我们是某纵某旅,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我是某旅某某团,奉劝你们赶快缴枪投降……”,“某纵某旅宣传队,现在宣读告蒋军官兵书……”,“张老三!我是李老四啊,我现在参加某纵某旅某某团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你也快点过来吧!”……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绝于耳,让人想不听都不行。

如果喊话声突然停止,那就说明共军立马就要开炮了。4纵和9纵在东西两边各布置了一个炮兵连,八门化学炮(重迫击炮)轮流发射,炮弹在杨围子阵地上捋过去捋过来,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国民党兵被逼得躲在地洞里不敢动弹,解放军就趁机在外面挖战壕,等炮火停息之后再听广播宣传,那铁皮喇叭的喊话声又靠近了几十公尺。

“共军的大炮真是厉害……”

“那有什么办法,要怪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先丢了开封,让人家拿着开封的大炮去打济南,打下济南,又拿着济南的大炮去打徐州,现在连徐州也丢了,全部的大炮都拿来打我们,这样下去谁还能吃得消”

确实是吃不消。14军的炮弹早就用光了,炮兵们守着废铁一样的大炮无可奈何,他们的武器早晚也要交到共军的手里。特别滑稽的是,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兵还不敢随便破坏这些没有用处的装备,因为人家解放军已经通过铁皮喇叭叮嘱过了:凡是“破坏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器材者”一律按战犯处置(解放军总部48年11月1日发布的《惩处战犯命令》)。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抵抗一下倒还没有啥关系,可毁坏东西就不能原谅了——国军这边无论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个个都希望日后能够享受到“优待政策”,所以谁也不敢轻易违犯共产党的规矩,只好乖乖地把那些宝贝给解放军留着。

让蔡智诚十分纳闷的是:共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弹药和兵力——根据以往的规律,攻击部队所携带的弹药基数顶多也就能够使用七到十天,防守部队通常只要撑过这段时间基本上就可以过关了。而这一次,解放军是大兵团的外线作战,并且又没有铁路或者空中的运输补给条件,可是大仗打了近一个月,他们却依然显得兵员充足、物资充沛,丝毫没有懈怠的样子,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和两位团长老乡商讨这件事情,何玉林和李剑民也觉得想不通。大家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共军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强弩之末了,如果再支撑两天或许就有可能出现什么转机。

按照蔡智诚的看法,战场的形势虽然十分被动,但如果弹药充足的话,第14军再坚守个两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杨围子的防御工事建造得确实非常完善。

杨围子村的东西长一百五十米,南北宽不到一百米,地势平坦,西边是一片坟地,东南角上有个水塘。14军在村子周围筑起了高度和厚度均为一米五的寨墙,寨墙之内以四个母堡为防御核心,每个母堡又由四至六个子堡拱卫,共同组成了内线阵地;寨墙之外是三米宽、两米深的壕沟,再往外是纵深一百多米的外围阵地,那里不仅构筑了梅花地堡、暗堡和三角型堑壕,并且还在各种工事的前沿设置了鹿呰和地雷。内外防御体系由交通壕和盖沟(暗壕)密切连接,兵力运动便捷、可以相互策应,在火力配置上则采用正射、侧射和倒射打击组成交叉封锁网,使整个阵地表面没有任何射击死角。

防守阵地的除了255团,还有14军军部直属队和第10师的残余人员,总共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以杨围子村的面积而言,这样的兵力并不算少,可问题是部队严重缺乏弹药,炮弹和手榴弹完全告罄,各种枪弹也所剩无几,步枪兵的子弹平均下来还不到二十发,以这样的军需状况,别说是坚持三两天,就是再守两个小时都有点靠不住。

仗打到这个时候,战场的补充完全依赖空中运输,整个第12兵团都缺少弹药。双堆集的空投点设在18军的地盘上,后方送来的粮食和弹药全都掌握在“土木系”的手里,他们在分配物资的时候就显得亲疏有别——弹药和粮食首先满足18军,其次再分给由18军派生出来的第10军,而14军和85军都属于“旁门另派”,只好看人家的脸色求一点施舍。先前,14军军务处的蒋汉廷处长到双堆集去讨要弹药,刚走到半路就被18军用冲锋枪顶了回来,东西没拿到还挨了一顿臭骂,蒋上校气得直跳脚,差点没把队伍拉出去搞火拼。

其实,空投场地就在杨围子的西南角,距离14军并不远,但18军却把那片区域设成了自己的禁区,根本不许其他部队靠近。这样一来,各部队与18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当解放军准备封锁空投场的时候,14军也就放任不管——自从攻克沈庄之后,解放军就不停地挖战壕,那工事从杨围子的西北逐渐延伸到了西南。本来,如果14军的弹药充足一点、或者他们多少能够发扬一点协作精神,只要主动出击一两次,共军的战壕也就不至于挖得那么顺利。可这帮家伙却只顾着跟18军赌气,愣是眼睁睁地看着中野4纵把坑道从沈庄一直挖到了空投场上,结果是“我的退路被隔断了,你们也别想再得到粮食和弹药!”

(发不完,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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