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6﹑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天葬》举了很多诸如汉人不愿与藏人同座之类的例子﹐证明西藏问题起源于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20）﹐这个观点与达赖喇嘛如出一辙。他们都回避了如下事实﹕自1980年以来﹐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生育﹑社会﹑司法各方面实行抑制汉人优惠藏人的政策﹐并让藏官掌握了绝大多数单位﹑部门的实权。即便是少数掌实权的汉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严厉节制﹐对藏人也万事让三分。所以今日西藏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是汉人歧视﹑压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视﹑压迫汉人。绝大多数在藏汉人已变成了二等公民﹐他们即便在心底里歧视藏人﹐也不敢表露出来﹐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对藏人更是万事让十分﹐所以会有那么多进藏大学生放弃工作﹑户口逃离西藏。我在西藏文联工作时﹐文联主要领导还是汉族（“老西藏”）﹐却也受尽了藏族上司与藏族同事的气。汉族上司虽然同情我﹐其官职也比欺负我的藏官大﹐却对我爱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藏官。在藏官当权的单位﹐汉人的处境更为悲惨﹐时时处处（分工﹑提干﹑升级﹑评职称﹑分房﹑分福利﹑去内地出差﹑报销﹑请假等）受到歧视﹑刁难﹑排斥﹑打击﹐年轻汉女还会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骚扰。

王力雄从未在西藏的任何一个单位工作过﹐所以从未尝过被藏人倚仗权势欺负的滋味﹐也没有机会看见那种场面。他在西藏接触了大量在藏汉人﹐而有西藏户口的汉人大部分是为藏人提供现代化享受的专业人员（有的也有一官半职﹐但无实权）及其家属。他们进藏时曾经披红褂绿﹑敲锣打鼓﹐被誉为“建设边疆﹑振兴中华”的英雄﹐到了西藏却变成了受藏官奴役与压迫的现代奴隶﹐自然是一肚子气。他们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发牢骚﹐于是王力雄满耳朵都是汉人嘲笑藏人的话。他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认为汉人发牢骚时描述藏人落后愚昧的话都是种族歧视﹐却看不到藏干（包括藏官与一般藏干即公务员）对汉人的种族压迫。他把汉藏关系紧张片面地归结于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既不公平﹐也不合实际﹐未能揭示西藏问题的实质。

当然﹐在西藏的汉人免不了会有文化优越感﹐即便不敢公开流露﹐也足以让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觉察。正如王力雄发现的﹐藏农牧习惯于随地大小便﹐他还引用吴忠信的话说拉萨市民也有这样的习惯（21）。至今拉萨老城居民也还保留了这样的习惯﹐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从文化相对主义来说﹐这种习惯无所谓文明或野蛮。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说﹐藏农牧在荒原上随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当藏农牧在拉萨新区的商业街上随地大小便时﹐就难以用“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22）”来辩解。因为这种行为已经影响了公共卫生﹐侵犯了别人即“局外人”的人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是人权）。1983年3月胡耀邦发起“文明礼貌月”活动时﹐拉萨市政府发出布告﹐禁止在拉萨市内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等﹐还组织藏族小学生上街宣传。结果差一点引起人命案﹕有个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时被小学生发现﹐后者上去劝阻时﹐前者竟拔出刀来挥舞﹐吓得后者四处逃奔。当有个汉人把这事当作笑话说时﹐我注意到未读过大学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读过大学的藏人眼里露出愤怒的神情。后者自然明白随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为﹐觉得那个藏族牧民在汉人面前丢了藏族的脸。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随地大小便的汉人。这一方面说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体感与荣誉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狭隘与缺乏反省精神。

也许王力雄会说那个把此事当笑话说的汉人是种族歧视。无庸讳言﹐绝大多数在西藏的汉人不懂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相对主义﹐他们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种事物与现象﹔就像美国人一贯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汉人和中国的各种事物与现象一样。美国人还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人类公认的价值观念。这里暂且不讨论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随地大小便与人类公认的卫生﹑环境﹑法治与人权观念的关系。单说按照心理学﹐用自己的价值观念评判他人是人类的共性与本能﹐连儿童都是如此。如果说汉人用汉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藏人就是种族歧视﹐那么藏人用藏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汉人也是种族歧视﹐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评判其它民族时都在搞种族歧视。换言之﹐人类的天性就是种族歧视。将种族歧视的定义宽泛到如此地步﹐的确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问题上﹐则可随心所欲地打击汉人﹐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汉族对藏族的种族歧视上去。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学者对“歧视”（discrimination）的定义﹕“任何剥夺特定集团的公民权利的行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种族歧视当然是“任何剥夺特定种族的公民权利的行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种族歧视是一种行为﹐不是思想与言论。第二﹐被视为种族歧视的行为指的是剥夺公民权利﹐不是其它。上述学者对“种族主义”（racism）的定义是﹕“认为一个种族的人的智力或其它品质比其它种族的人要高。有关专家特别关切的是政权化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渗入到社会机构如教堂﹑学校﹑政府和商务。它使少数民族的成员难以参与社会和取得进步。”（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o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种族主义虽然是一种思想﹐但他们强调的仍然是种族主义的行为。

从《天葬》所列举的一些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的例子看﹐有的确实是种族歧视﹐如在咸阳火车上汉族女学生拒绝与藏人同座﹑在青海汉族司机要汉藏乘客分座之类（在西藏自治区恐怕汉人就不敢那样做）﹔有的却很难说﹐可能是因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宁宾馆里听一藏区汉官说﹕“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还说﹕“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禁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王力雄评论道﹕“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庙里确实普遍存在同性恋。1966年我去北京串联时﹐在中央民族学院看到藏族学生写的大字报﹐揭发十世班禅喜欢鸡奸小男孩﹐并讥之为“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于中共的禁欲主义政策﹐那时的青少年极其缺乏性知识﹐如果事出无因﹐他们怎么想象得出那样的事呢﹖我当时根本看不懂。无独有偶﹐平叛民改时﹐林田也在山南一个寺庙里发现﹕“叛匪在时﹐哲蚌寺来的一个参叛喇嘛要鸡奸一名年轻喇嘛﹐年轻喇嘛不从﹐被用刀子杀死了﹐还有两个小喇嘛﹐每人被鸡奸一﹑二百次”（25）。戈伦夫也说﹕“虽然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在僧人中间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间几乎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在格鲁派（即由宗喀巴开创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黄教----引者）同性恋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有报道说﹐对同性恋甚至给予了鼓励﹐因为这证明有关的僧人是‘独身的’----意指没有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当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职的格鲁派僧人就和异性有性关系。”他还说﹐“铁棒喇嘛”（寺庙里负责治安的喇嘛----引者）“为了鸡奸而绑架男孩﹐这类事件经常发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结队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伦夫的资料来源﹐都是在旧西藏住过很长时间的欧洲人﹐如达赖喇嘛的英文老师﹑奥地利人哈勒（即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他们都会说藏语﹐出版了回忆录﹐被西方称为“西藏通”﹐可见西藏喇嘛盛行鸡奸确是事实。王力雄可以说﹐在西藏文化里鸡奸不是罪恶或坏事﹐按照文化相对主义﹐那个汉官不应从汉族的道德观出发嘲笑喇嘛鸡奸。但他不能说﹐那个汉官出于种族歧视﹐对汉人捏造出来的丑化藏族的“下流笑话”“信以为真”﹐“津津乐道”。因为那个“下流笑话”的确是事实﹐所以也谈不上是种族主义。

更重要的是﹐那个汉官只是在私人场合把这个真实的笑话告诉了另一个汉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能被解释为剥夺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的行为。因而根据美国学者的理论﹐这不能算是种族歧视。

王力雄还说﹕“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自然也就是汉人多。（27）”真是天大的笑话。卖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连古罗马都盛行嫖妓。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代中国﹐尚未“市场化”的汉族中也有的是妓女与男妓。藏族就那么圣洁吗﹖我亲耳听一位藏族老作家说过﹐旧西藏拉萨街上甚至有流浪艺人为了小费而当众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萨时经常听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传闻﹐那时汉族流民尚未大量涌入西藏。纪实文学《神秘雪域》记录了一个藏人的话﹐也讲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萨骚乱纪实》则写到了一个被八廓街派出所以卖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还说﹕“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式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1989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书中引用过1934年被噶厦政府剜眼的原藏军总司令龙厦对1939年随吴忠信去拉萨的国民政府官员朱少逸的谈话﹕“西藏当政者愚昧无知﹐吴委员长与之讲道理讲客气﹐直如对牛弹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顽皮之学童﹐老师仁爱优容﹐于是学童滥交害友﹐日趋放纵﹔一旦老师赫然震怒﹐飨以马鞭﹐则学童又安分如初矣﹔试观自尼波尔人来藏﹐拉萨即成为尼波尔人之势力﹔英国人来藏﹐拉萨即成为英国人之势力﹔今中央主管大员来藏彻底解决藏事﹐实易如反掌耳﹗（30）”

细品龙厦对藏族性格的分析﹐与那位中共高级军官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话出自藏人龙厦之口﹐王力雄总不能说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吧﹖那么﹐他们在相隔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约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说是出于偏见﹐而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质的真知灼见。再说﹐那也只是那个中共高级军官在私人场合对另一个汉人的言论而已﹐并未构成剥夺公民权利的种族歧视的行为。拉萨戒严的确是一个政治行为﹐下一章将证明﹐导致拉萨戒严的骚乱即便放在美国也会遭到严厉镇压的﹐1992年4月布什总统派兵开枪镇压洛杉矶黑人骚乱就是一例。虽然洛杉矶的黑人也打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号﹐至今还没有人指责布什总统侵犯人权或种族歧视。

假如有汉人说汉人比藏人能干与勤快﹐王力雄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然而戈茨坦却发现﹕“在西藏的汉人相当吃苦耐劳。甚至那些激进的西藏民族主义分子宁愿雇佣汉人而不是藏人﹐因为汉人的工钱低而又省却不少麻烦（比如﹐汉人在工作期间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传统的礼物青稞酒）。（31）”有个藏族作家也告诉美国记者Lena H, Sun说﹕“甚至藏人也宁可雇佣汉人﹐因为汉人更能干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会说﹐在西藏文化里能干与勤快不是美德﹐无能与懒惰也不是缺陷。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国学者与记者透过歧视的眼镜去看待藏人﹐用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会发出那种污蔑藏人的报道。不过根据上述报道﹐似乎对汉人与藏人作出上述价值判断（汉人比藏人更能干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国学者与记者﹐而是他们所采访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种族歧视藏族自己﹖再说﹐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与教授。想必他不会不懂什么叫种族歧视与种族主义。显然他认为客观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国价值观是负面的地方﹐并不算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否则天下就没有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了。

那么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没有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呢﹖当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汉优藏政策﹐这是不折不扣的针对汉族的政权化了的种族主义。即美国所谓的“倒过来的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这种政策经各单位的藏汉官员执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与部分剥夺汉人的公民权利的行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同工同酬----包括福利﹑医疗﹑升迁----的权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机会的权利﹑不受性骚挠的权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领导自治区党委书记虽然是汉人﹐但他受中央的节制﹐也不得不执行这种抑汉优藏的种族歧视政策。汉人（哪怕是汉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场合对别的汉人发发牢骚﹐根本不敢在实践中违反这种政策。相反﹐他们自己都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对这种抑汉优藏的种族歧视政策视而不见﹑不置一辞﹐却对汉人私下里发的牢骚大加挞伐﹐并将其夸大成西藏问题的根源﹐可谓本末倒置。

王力雄还举了一个兵站放电视的例子﹕“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兵站就干脆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不过这一次﹐王力雄没有把这事归罪于汉兵的种族歧视﹐他很宽大地说这是“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不过他仍然认为汉人必须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汉兵应该天天开放这种令双方都看不成的电视（藏人听不懂﹐汉兵听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不知是否愿意让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邻居天天挤满他家看电视﹑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虽小﹐却颇能说明问题。它形象地证明了中共的抑汉优藏政策使解放军都变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负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二等公民﹐这与王力雄反复论证的汉人在西藏歧视藏人的结论刚好相反。如果把这件事放在美国﹐又会怎样﹖美国天天指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权的国家了。然而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一切要依法办事。美国的军队并无天天招待驻地周围的老百姓看电视的法定义务﹐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允许老百姓进兵站。老百姓也就不会产生去看电视的念头﹐后来也就不会为此发生冲突。即使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也要按法律办事﹐遭到法律惩处也是挑舋闹事的老百姓﹐而不是军人。中共为了讨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汉优藏政策﹐使藏人恃宠撒娇﹑得寸进尺﹐时时处处都要占汉人的便宜﹑压汉人一头﹐ 而且永不满足。我在西藏时发现﹐藏人借了汉族同事的钱或请后者回内地时带买东西后常常不还钱。据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连地面都未盖住﹐就大叫大嚷“雪灾了”﹐要求中央与自治区政府拨款救济。当中共与汉人不能或无法满足藏人的无限制的欲望时﹐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便使他们产生了对中国与汉人的仇恨以及对西藏独立的向往﹐这才是西藏骚乱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农牧倒未必会因此产生独立的念头﹐但在拉萨城里﹐事情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