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此次全球华人大示威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尴尬处境（二） -- 镭射

作为马克思主义标志性符号之一的红旗，今天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要真正理解这一现象的意义，以及“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今日尴尬处境的成因，我们必须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分离开始谈起。

萧功秦曾指出，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以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为旗帜。但这个规律在中国却出现了最大的例外——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却未能成为中国近代民族文化的旗帜。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我认为，有两个原因是最重要的：

第一，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需要对自己所代表的群体进行清楚的界定，也就是明确的区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儒家的华夷之辩本来可以起到这个功能，但问题是，19世纪的中国正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下，而有清一朝，满清统治集团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夷”，而非“华”（雍正：“朕夷狄之君也”）。因此，在满清统治下，“华夷之辩”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任何对这个问题的谈论都会有被视为反清而被迫害的危险。因此在儒家基础上构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第二，更重要的是，近代“中西”之争，其实包含了“中西”和“古今”两方面的因素，是仍然处于中世纪的中国与已经进入近代的西方之争。需要强调的是，“古今”之争在西方也存在，而在近代中国的“中西”之争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学”所处的，恰恰就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所攻击的“蒙昧主义”的位置。这样，近代中国用“中学”构建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西方面前，始终处于尴尬、软弱的地位，西方永远可以居高临下的蔑视之。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结束了中国民族主义在西方面前的尴尬。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西方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上，与此前代表民族主义的“中学”血脉相通，但在理论面貌上，由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因此它完全是一套近代意识形态，而且是来自西方的近代意识形态。它的这一理论面貌彻底抵消了西方在中国面前所具有的“近代”优越感。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能用“中学”话语来表述自己时，西方永远可以“先进”自诩，拒绝回答中国民族主义的诘问；但当它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时，它就得低下头正视这个全新的对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让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理论平台，因此它在中国思想界一出场，就迅速取代了屡战屡败的“中学”，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最亲密盟友。“民族主义”属于“左派”这一中国独有的现象从此产生。而“中学”由于失去了民族主义这一立足之本，它便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社会意义，只能退居学院，当一个近代哲学的小流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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