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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追忆容国团(作者:张五常)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作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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