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第一块白话文纪念碑的几个故事片段。（上） -- 燕庐敕

接（上）。

后来上大学时，从图书馆查到的资料，有关傅部在长城抗战的段落是这样的：

2月上旬，所部在张家口组成华北军第七军 团，傅作义任军团总指挥，陈炳谦为总部参谋长，下辖三个军。傅令第六十一军李服膺部开往独石口、张北一带；第五十九军到昌平一带增防。5月14日夜晚，第 五十九军奉命开至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并在平古大道怀柔西北高地经石广、高各店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来犯之敌。傅作义带领参谋人员到前线侦察 地形，并连夜制成各种式样的防御阵地图样印发各部队，限令20日前完成。

　　 23日上午4时许，日军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在十几辆坦克、十几门野炮、山炮及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傅部前沿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三 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8时许，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电话通知傅作义到北平商谈要事，傅答曰：“正在激战中，不能离开。”遂派军参谋长苗玉田去北平。何 见苗后即说：我们与日军停战，已于昨晚达成协议。你们可马上撤至既设阵地。并要苗给傅传令。在三个小时内，苗给傅打了四次电话，傅均回答：“仍在激战 中。”并说：“自孙兰峰团增加上去后，战斗迅速好转，我军此刻已收复数阵地，但日军仍在向我争夺中。”最后，何迫不及待地写了手令：“五十九军立即停止战 斗，向高丽营附近集结撤退，详情另电。”傅接到此命令后，心情十分沉重，气愤地对陈炳谦说：“这样的战斗打得毫无价值，牺牲了这么多的官兵，他们以自己宝 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战士们能死而瞑目吗?”陈炳谦等人劝说：“别人都已停战不打，仅我们这点部队也难以战胜日本侵略者，既令停战撤退，只有服 从。”傅却说：“必须日军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能后撤。”后经过交涉，决定双方同时后撤，傅作义才忿然下令撤兵。此役傅部牺牲三百六十七人，日 军阵亡二百四十六人。长城抗日战争最后的一场恶战，就此宣告结束。 同年9月，傅派人从当时的战场上将其中203位烈士遗体装殓入棺，运回归绥，并修建公墓。

1933年九月，胡适受“华北军59军”军长（关于傅作义，人人都知道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发表傅作义为35军军长，关于35军和59军的关系，请看老萨为我这篇故事所写的关于长城抗战的全视角的回帖，虽然我写在前，但是我颇有把握老萨一定会写到这些。因为讲故事的水平相差太远，还是请他写吧。）傅作义之嘱托，为该军在长城抗战中战死将士公墓写了碑文。胡适接到信，读了傅 作义对该军将士英雄事迹的介绍，十分感动，很快用白话文写了一篇一千余字的纪念碑文。在这篇碑文中，胡适详细地叙述了1933年3月至5月在华北长城一带 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的经过。如：喜峰口的苦战；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怀柔 我军与两倍于我的敌军激战……

最后，胡适在碑文结尾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这块钱玄同手书的纪念碑由胡适用他大力倡导的白话文书就，胡适在“廿三.五.五”（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

在做这碑的时候，胡适就曾悲观地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 到1935年7月5日，胡适在傅作义的陪同下与人一起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可惜的是，它已经改变了面目。当胡适看到“抗日”两个大字被隐没，替代以“长城”，他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墓碑是我作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的,所以拓本流行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 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既然鬼子还没来，那么，究竟是谁干的呢？

不喝水，直接公布谜底：军政部长大名鼎鼎的亲日派一级上将何应钦。

大青山公墓碑竖立不到两年，华北局势转变，1935年6月9日“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具体内容，放狗一搜便知）签字后，日本提出“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要求中国不准在说、写、印、唱中出现“抗日”两个字，所以傅作义只得把碑上“抗日”这两个字改为“长城”。而且，还在主碑的外面再加一块大的汉白玉对此碑加以掩盖，傅作义在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此”四个大字。关于此事，傅作义说过，每看到“长城”二字便“如刺在喉”。

　 　胡适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当上月华北形势最危险时，小心的何应钦将军打了几个电话给傅宜生（傅作义），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志，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 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成了‘长城’二字，挖改的痕迹尚可认识。全国送来的扁、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 了。我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慨。”

胡适当即写下了一首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

　　埋藏隐晦不须悲。

　　山灵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这就是这块碑的修建和修改的第一个故事。

时间过了40年，当NJYD老兄在77和78年看到这块碑时，它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不过，当时的碑底座的青砖，如同我四年后看到的那样，也被拆去一大堆了。这个地方，位于京包线的铁路北，平常也不是很多人来这里，似乎就要一直这么破败下去，没人理了。

谁知过了一年，又有了新的故事。

1977年，今日的日本康夫首相的爹，赳夫首相在任时，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当时有好的口号喊的震天响。而且，后来来访的首相中增根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亲笔题写了“友好永远”和“中日友好，代代相传”。结果签约不到5年，（老燕愚钝，不知人类的哪一代是以五年为分界的，反正生物学或者临床医学看，至少15到20年才是人类第二代到达繁衍时间的间隔。）没传半代，日本文部省就闹出了“教科书”一案。里面对日军的在华行为定性为“进出支那”。一时间，国内舆论一片大哗。

话说国内一向舆论控制的挺紧，我还记得78年电台播出的评书是魏巍的《东方》，讲抗美援朝的，到了79年中美刚一建交，立马停播；还有77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当时的《大刀记》也停了――犯得着吗！！！这次教科书时间之后不久，我们在去城北的途中，就看到纪念碑被围了起来。回来下车时，看到了堆放的砖头和青条石。

83年的二月，塞外高原的北风依然刺骨。从辅导老师家温暖的房间出来，外面下着难得一见的大雪。这才几个小时，小雪变成鹅毛大雪，被风一吹，我们要走的地上面至少积了有15厘米厚。我俩推着自行车在雪地里走着，不一会，又到了那个“公主府花园”。围着纪念碑的草帘子已经撤去，外面的网也已经拆除了大半。纪念碑呢？“旧貌换新颜”了！

汉白玉的表面，已经被小心擦拭干净；黑色的大字，被重新涂抹的闪闪发光；钱玄同先生写的小字，也不再是掉了漆的红色，而是夺目的闪耀着金光的金字！被拆的乱七八糟的基座，变成了青条石仔细拼成的台阶，杂草丛生的花园，也被清了出来，在基座四周部分地区，种上了整齐的小片灌木。雪天里，黑白灰为主色调的纪念碑庄严肃穆地矗立在中央，看上去真的是很苍劲巍峨，凛然不可侵犯。我们俩绕着碑转了几圈，看到裂纹也被小心的填上了水泥，被敲掉的边边角角也被补过了。我俩当时笑着说，这四周这么多脚印都是咱们俩踩的，在雪天里也好似一条战壕在护卫着呢。

又过了22年，当年的同学在北京从事原子能反应堆的设计计算，他曾经留法，访美，倒是不曾去过日本。他的女儿都上初中了。我当时为了探望做完直肠癌手术一年，彼时正在复查的老爹，带着小帅哥回家了。因为领导在北京出差，要晚到两天，所以我忽然灵机一动，和小帅一人骑一辆车，又来到公主府花园。

这次来到了这里，就看到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这里已经辟为一个公园。原来破败的围墙也被小心的修缮，恢复了特有的灰色，我们曾经站在那里往下看的土坎，种满了柏树.我看就像是把园子里的柏树挪上来了。公主府里面远离纪念碑四周的空地，变成了儿童游乐场，靠东边的院墙附近，还修了一个水池，中央是个水上演出台。在我看来，这个公园规划的蛮不错呀。

小帅到那些爬高上低的器械上玩的时候，我又一次踱到碑下，再次打量一番。现在的碑，保护得很好。环卫工人过一会就会清扫基座上的尘土和落叶。原来的小灌木丛，也给改成了几块花坛。碑上不少原来玄武岩的地方，表面上铺上了黑色的打磨的如镜子一般平滑的花岗石。现在的纪念碑，已经看不见“抗日”和“长城”挖来挖去的痕迹，估计是全换了新的。纪念碑下，还摆放着几盆万年青。不时有几个游人会驻足碑前，看那篇胡适的碑文。

我时常觉得，不管国家之间是友好还是敌对，我们民族自己的英雄，尤其他们的英灵，不是本来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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