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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民族融合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作者：田青刚 文章来源：《寻根》2005年第05期

商族先世是居住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共同体，活动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后来又不断向东部地区移动，到达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广袤地带，与东夷族长期共处。大约公元前17世纪末，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夏桀时，商部落首领汤开始征伐其他部落。《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桀与东夷纷争，陷于孤立之际，起兵伐桀，灭夏，建立商朝。

相传商的始祖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而为舜的“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史记》）。商部落这时还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部落，过着“无定处”、“不常厥邑”的流动生活，见于记载的迁徙就有13次，特别是从契至相土，不过三世，前后五迁，相土以后，自昌若到汤共十一代，活动中心又迁徙了三次。《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因之，关于商族起源于何地，自汉代司马迁至今，一直是学术界注意的一个焦点，大约有过陕西说、东方说、冀鲁豫说、河北说、东北说、山西说、浙江说等不同观点。李民先生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考古学成果的研究认为，商族最早活动于关中东部地区，昭明时（夏初）迁至晋南、晋中地区，相土时东迁，短期到达泰山附近，最终定居、发展于豫北、冀南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南下，西指灭夏，建立商王朝，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商文化。

商代是华夏民族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

商代的民族融合，首先表现为夏商两族之间的融合。

早在先商时期，商族就与夏族有着密切关系。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夏文化也吸收了先商文化。如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已明显地吸收了商文化。虽然两族文化的渊源不完全相同，即商文化主要是来源于河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夏文化主要是来源于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二者有别，但由于两族长期共处，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吸收，逐渐融为一体，到了商代夏而立，就很难再把商文化与夏文化从考古学上分开了。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商族的形成，但夏族并未因此而消失，仍是构成商族的主要成分。

《论语·为政篇》说：“殷因于夏礼。”商朝在文化上的许多方面继承了夏代的成果，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与夏文化的“图画文字”的继承关系，历法和纪年方法的一致，音乐格调上的相同，宗教方面的自然崇拜、祖生崇拜和天命观以及婚姻、丧葬等方面的许多相同之处，这些事实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夏商之间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从商族推翻夏王朝始，夏族中的一部分就远徙他乡，其中避居于今晋陕北部地区的夏族，不甘心失去统治地位，经常聚积军事力量对商王朝西北边疆地区进行挑衅。整个殷商时代，尤其是商王朝早、中期，来自西北方的战事时有发生，商王朝征调大量军队进行讨伐。同时，对臣服的夏遗民，商王朝加强了控制与同化。

从文献记载来看，商王朝采取了“封夏之后”的笼络措施，但这个夏后封地被封者是谁，文献没有载明；封于何地，文献记载少而含糊。《史记·夏本纪·正义》在“汤封夏之后”条下引《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东北五十四里，盖夏后所封也。”这里称“盖夏后所封也”，显然也是推测之词，实难肯定。此外，《史记·留侯世家》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甲骨文中有“杞字”，也有“杞侯”。但此“杞侯”是否就是汤所封“夏之后”则难以断定。《史记·陈杞世家》说夏禹之后“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殷商王朝所封的“夏之后”，其地位是相当微弱的，不仅封地狭小，民众甚少，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而且其封地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或封或绝”，全由商王朝决定。到殷商末期，夏禹之后已难寻找。《陈杞世家》言“求禹之后，得东楼公”，此“求”字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显然禹之后的地位已同普通民众无甚区别，以致于到处寻找，才得到东楼公。

从考古情况分析，商王朝对夏族的同化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除少量确定为商王朝初年的夏族遗存之外，至商代中、后期，已不可能在商文化遗存上单独找到遗留下来的夏族文化遗存，这说明此时夏、商二族文化已融合在一起，已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里岗期商文化、殷墟商文化遗存。而从情理上讲，夏民族在其王朝被推翻之后，除少数人被消灭之外，大部分夏族人成为商王朝统治下的臣民。若这些夏遗民能保持鲜明的民族特性，则我们今天就能看到一些商王朝时期的夏族文化遗存。

又如崇国的被同化。《史记·周本纪·正义》云崇国“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从此可以看出，崇国为夏鲧封地，在虞舜时期被封，商周时代仍存在。商代的崇国也应为夏族之后所封。到了殷商后期，崇国已成为商王朝镇压西部叛乱的羽翼。崇侯虎成为殷纣王的宠臣，曾“谮西伯于殷纣”。周文王讨伐商纣，则从讨伐崇侯虎开始。从考古学材料也可看出，崇国文化遗存与郑州、安阳等地的殷商文化遗存几乎没什么两样。考古学家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洪庆乡燎原村的老牛坡遗址，发现了典型的商文化遗存，时代从商代二里岗期延续到殷墟文化时期。从其地理位置可以看出，老牛坡遗址应为商代崇国遗存。

商族在同化夏族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夏族文化因素。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属于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吸收、继承了大量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从陶器上来看，二者皆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常见绳纹、附加堆纹、旋纹、器物内壁麻点等装饰，平底器、圜底器较多。二里头文化的大口尊、圆腹罐（捏口尊）、夹砂中口罐、澄滤器（刻槽盆）、平底盆等典型器物在二里岗期商文化中被继承下来，且变化不大。从宫殿建筑技术来看，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与偃师商城发现的四号、五号宫殿基址，在形制、结构、营建方法等方面都十分相似，即为以正殿（堂）为主体，东、西、南三面设廊庑，南面设门，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宫殿建筑。此外，文献记载有“殷因于夏礼”，是说殷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的礼乐制度。《礼记·礼器》云：“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这又说明殷商继承了夏王朝的礼器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商王朝对夏族的同化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夏族在风俗、习惯上与商族已无明显区别，但是终殷一代，仍有一部分夏族保持一定的民族特性，至少在族属上，有一部分人认定自己属于夏王朝时期夏族的后裔，且这种族属也得到殷商普通民众的认同。从前面提到的汤“封夏后”以及周武王“求禹之后，得东楼公”的记载可以看出，周初尚能辨认出来被封到杞或缯地的夏族后裔。

二

商代的民族融合，还表现在商族和商朝与方国之间的关系上。

商朝与夏朝一样，有王畿和王畿外的诸侯国。商王畿比夏王畿的范围大多了，受商王统治和与商具有同样文化的诸侯国也向四方发展了。在北方，有商的同姓诸侯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在东方，有奄（今山东曲阜）和蒲姑（今山东益都地区）与商有同源关系；在西方，有周（今陕西岐山一带）是商朝的诸侯国；在南方，与“荆蛮”为邻，势力达到长江流域，甚至有部分商人已迁居湖南、江西等地了。

商朝时有许多方国，有的处于商的四周，有的则穿插于商朝辖境，与商族和商朝有着复杂的关系。商朝前期，见于《伊尹四方献令》的方国有：“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发、文身”；“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犁、其龙、东胡”。商代中后期，在商朝王畿之地西北和西方即今山、陕北部，宁夏六盘山东西及内蒙河套地区，有鬼方、揸方、系方等方国。他们大约都是一些游牧民族的氏族和部落共同体。在商朝南方，有荆楚。东方仍是九夷分布之地，有虎方、夷方、林方等。商代方国众多，传说商汤时有三千，见于赵诚编著的《甲骨文简明字典》的商后期方国就有118个，见于《左传》记载的也有200余诸侯及附庸国。实际上，当时存在的诸侯、部落（方国）要多于记载的数字。据杨东晨考证，殷商时期，仅河南地区的方国就有子姓殷后裔28国，炎帝后裔22国，黄帝后裔12国，族源为东夷的15国，诸小国52个（杨东晨：《商代河南地区的方国》，殷都学刊，1994年第4期）。

商朝对主要由异族居住的王畿以外的地区，仍然实行爵服制度。《尚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白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殷墟卜辞有侯爵，如周侯、鬼侯、犬侯、攸侯等；有男爵，如雀男；有伯爵，如伯、羊伯、卢伯、儿伯等。又，《逸周书·王会》云：“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孔晁注：“此服名因于殷，非周制也。”观《酒诰》、《王会》，与《禹贡》所载五服制不同的是商内服（亦即比服）即夏甸服，商外服为五等（侯、甸、男、卫、邦伯），夏外服为四等（侯、绥、要、荒）。《酒诰》之邦伯，应即《王会》所载“要服”、“荒服”地区的民族方国酋长。据此，尽管夏商爵服名称及诸服间的里距有若干差别，但同样有定位之尊卑的“爵”和贡赋多少的“服”，并且同样有集中表现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要服”、“荒服”。

在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上，一方面各方国承认商王的“共主”地位，并通过纳贡等形式表示对商王的臣服；另一方面，一些方国的贵族统治者又企图向商族进行掠夺，因此，商朝和方国之间在保持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经常发生战争。与商王朝经常发生战争的，在商的西北方除了土方、方之外，还有鬼方。甲骨文有“王省土方”、“征土方”、“伐土方”的记载。郭沫若先生曾根据甲骨文中关于土方、方的记载，认为土方、方与殷人所发生的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最剧烈。甲骨文有不少关于征伐方的记载，方也曾与土方联合进攻商朝的属国。鬼方是距离商王畿更远的部落。《诗经·大雅·荡》郑《笺》云：“鬼方，远方也。”《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云“北方有鬼国”，干宝《易经》注亦说鬼方为“北方国也”。《大戴礼记·帝系篇》有“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武丁命震伐鬼方，用了三年时间才取得胜利。《周易·未济》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既济》也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被打败后，一部分逃往他方，一部分迁入中原内地。据考古材料证明，商中期以后，山西境内的考古文化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分布在晋东南地区，与河南郑州、安阳等地的商文化基本相同，属于商文化的一部分；另一类型在黄河沿岸的山西省西部地区，有保德、忻县、石楼、永和、灵石、平陆等县的10多处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玉石装饰品……青铜器，既有商代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北方基斯泰文化的作风……可能是商王朝控制的边疆少数民族所制……可能就是商代鬼方”（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建国以来山西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商朝与北方民族之所以经常发生战争，可能与这些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特征有关。他们经常需要游动以寻求新的牧场和狩猎场所。北方民族南迁过程中，与居住在当地的商人发生了矛盾，这大概就是商朝与北方民族战争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最后，商与商族同周边各族间的关系构成商代民族融合的一项重要内容。商朝西方的民族，有西戎、氐羌、昆夷等等。西戎是西方民族的总称。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有关羌的卜辞很多。《竹书纪年》记有“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降”；《诗·殷武》记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王，曰帝是常”。羌就是羌族。昆夷见于商末周古公文王之时。关于昆夷，曾有人把它归于北方民族狄的系统。但从它分布于西方、与周人的关系和文献记载都把它与狁明确区分看来，昆夷应属于西戎民族集团。在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中，商代的羌族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地区，即岐周之西。由于他们随畜迁徙，也可能有一部分向东移动，与华夏族交错居住。商朝和羌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种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他们考古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较多的共同性上，也表现在商朝与羌族的矛盾和战争关系上。据统计，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关征伐、俘获羌人为祭品的卜辞，武丁60多件，廪辛4件，康丁6件，武乙1件，乙辛1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殷朝征伐羌人的规模是很大的。武丁时伐羌用兵最多的一次达13000人，而征土方、方一次用兵最多才5000人。商人对羌用兵多于其他民族，并大量俘获羌人用于奴隶劳动和祭品，都反映了商朝与羌人的密切关系，反映了羌人力量的强大和对商朝存在的意义。羌人与商人的结合，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出现了在婚姻方面的结合，例如：“于小乙三姜”，卜辞中男羌称羌，女羌称姜。这里所说的是以三个女羌作为冥妇祭祀小乙。又如“姜力（女力）”，这是殷王娶女羌为妇。殷人与羌人的血缘结合关系，虽在当时不算普遍，但说明羌殷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已经向前迈进了。卜辞中还有“羌立示四屯”、“羌立示七屯”，说明当时的商王朝中，有羌人在供职。

考古文化表明，西北甘青地区在殷商时代分布着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这些文化分布地区是商代羌族主要活动地区，这里的青铜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1963年，在青海西宁市西郊鲍家寨卡约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铜鬲，口沿外侈，深腹，袋状锥足，饰双道人字形弦纹，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商代铜鬲十分接近。寺洼文化中发现的铜戈、铜矛和玉戈也与商文化同类器物接近。

在商的南方和西南方，分布着许多古老的民族，南方有荆楚，西南方有庸、蜀、羌、 微、彭、濮等。这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受商政治势力的控制。帝武丁时，为了掠夺奴隶和扩大提供贡纳的领属，曾向南方荆楚发动军事征伐。《诗经·商颂》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衰荆之旅……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竹书纪年》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荆”以荆山得名。这一族称具有泛指之意，指居于荆山地区及其以南的民族。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楚山在荆山之东。商朝与西南方诸族也有矛盾和斗争。在甲骨卜辞中，有“命周侯”的记录，说明周此时是商的一个诸侯国。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时，他的联军中有庸、蜀、羌、微、 彭、濮等族人。孔安国注《尚书》云：“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 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周文王、周武王之时，也是商朝的末年。上述八国蛮夷戎狄，当然在商朝时已经存在了。考古文化表明，商文化对两湖地区、长江中下游的湖熟文化、吴文化及四川地区都有强烈的影响。从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来看，数量众多，据有人统计，仅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殷商时代青铜器即达300多件（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青铜器从器形上看，主要有鼎、尊、簋等，其中很多器形都可在殷墟文化中找到它的相似者。商周时期，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一种印纹陶文化，该文化以陶器或青铜器表面印有各种几何形纹饰为特点。在印纹陶文化分布区，作为该文化一部分的湖熟文化和吴越文化，由于接近中原地区，与商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深受商文化的影响，成为印纹陶文化的先进部分。四川地区受商文化影响也是十分鲜明的，不仅川北、成都平原地区存在商代遗物，而且在川西南地区也发现有典型的商文化遗物。

商的东方是夷族集团。甲骨卜辞称东方夷人为“尸方”、“儿方”、“人方”。殷商时期，东夷势力退居胶东半岛地区，商朝的控制区扩大到除胶东半岛以外的今山东全省境内，商朝的方国奄和蒲姑即位于东夷地区。商朝前期，商王发动了对东方蓝夷、邳的战争。《竹书纪年》记述：“仲丁征于蓝夷”，“河甲征蓝夷，再征班方”。尤其在帝乙、帝辛之世，商王对夷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卜辞中有不少“征夷方”的记载。帝乙九年征夷方，服盂方而归。帝乙十年九月征夷方，直到第二年三月才获胜归来。帝乙十五年再次征夷方。帝辛（纣王）时与夷方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战争。从《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所载材料看，纣在征讨东夷的战争中俘虏了“亿兆夷人”，显然打了胜仗。正当商军滞留于夷地，商都空虚之时，周武王乘机进攻商都沫（在今河南省淇县境内）。纣仓促中将夷人奴隶武装起来替他卖命，结果“前徒倒戈”，商朝终于灭亡。春秋时人总结纣的灭亡时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通观商代，民族融合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战争。在几百年的经济文化交流、兼并与战争中，一大批方国及其民族被合并了，亡国之人被充实到其他民族、尤其是夏商族人为主体的华夏族中去了。数不清的异族战俘被带到中原，男子作为奴隶，以补劳动力的不足，女子被作为奴婢及妻妾。以夏商族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在不断包融蛮夷戎狄血统的同时，培育了共同的民族素质，从而使商代成为华夏民族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