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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亡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２０１１年清亡一百年将近之际，明史的翻案风潮大兴。前有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中有杜车别关于晚明资本主义工商大发展的细致描述和对满清丑化和篡改明史的反诘，后有《窃明》以架空小说的形式对明末辽东战争史的重新解读。明亡的原因，一时间成了讨论的热点。这也难怪，明驱逐蒙古，恢复中华，承载华夏文明和道统。明亡于清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亡天下”。神州陆沉三百年，衣冠与风骨俱失，文化与科技并退。诚是可悲，可恨，可叹也！我这里也不惴鄙陋，探讨一下明亡的主要原因。

晚明时代的东南沿海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工商社会。国家政治制度已经发展为初步的内阁民主制，皇帝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只剩下靠“庭杖”发泄怒气的权力，或者自闭起来打木匠活的自由。大商人集团与文官集团合流，实际上控制了朝政。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压低了国家对工商业的税收。为达此目的，文官集团不断劝皇帝不要“与民争利”，据杜车别的文章所说，尽管一艘远洋海贸船可获利万两银以上，仍嫌不到十两的税收为高。言官大肆攻击皇帝贪财，这些言论最后都被满清的御用史官所用，成为明朝“昏君”的罪证。

晚明朝廷失去了大部分的货币发行权。主要货币白银依靠外贸获得，而几乎全部为商人集团把持。由于海税的微薄，造成海商殷富，而国库空虚的怪状。当辽事败坏，国家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之际，精英集团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样强烈反对向工商阶层征税，而是胁迫皇帝向农民加征“辽饷”，把负担全部抛给弱势群体。由此在天灾频发的陕西河南引发大规模民变，造成更大的财政危机，把明朝拖向恶性循环的旋涡，万劫不复。

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只有皇帝一人在为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奋斗（当然也是因为私利，因为国家是他的私产)，而所有的官僚精英们，都在为自己集团的私利而出卖国家利益。杜车别描述了崇祯皇帝为筹军费向大臣借钱的惨状，诸大臣大多一毛不拔。而李自成破城之后，这些人家里有多至百万两白银被拷掠出来。“虚君”制度，内阁民主制度，这时成了国家败亡的推动力。战争时期，通常民主是要不得的，战争需要效率。军队里面是最讲不得民主的，除非你不想打胜仗。而在面对满清这个高度集权的精悍的武装抢劫团伙，明朝涣散低效的民主体制最大程度地削弱了国家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我不认为满清的战斗力有多么了不起，“满万不可敌”。三个歹徒可以抢劫一车的乘客，了不起吗？原因无他，有组织的战胜无组织的，组织强固严格的，战胜组织宽缓涣散的。组织出战斗力。明朝败在高度的政治自由化，败在“虚君”制度虚去了坚强有力的组织核心。国家虽大，各行其是，一盘散沙，大有何用呢？

晚明社会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颇有类似之处，所以明亡的教训实在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