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跟着萨苏的“黑水戍”跑，也讲个故事吧。 -- 上课犯睏

先给各位河友鞠躬致谢，恕俺不一一回帖啦。

有点时间不容易，拿来多说点故事补偿河友的厚爱。

俺下乡那阵子，条件差了点。不管弄点啥，都是今天很时兴的DIY，而且，确实很环保。

就拿俺们住的地方来说吧。最早的十万官兵，住的是地堷子。到俺们去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拉合辫子”房和土坯房了。

拉合辫子房，就是地里打几根桩子。桩子之间用当地割来的“小叶张”（一种荒草，长得又高又齐，象麦子一样）编成的“辫子”连接起来。然后，拿泥巴往上糊成厚厚的墙。然后，加顶，再糊泥巴。直到一座黄乎乎的，厚厚的泥巴草房在荒原上矗立起来，大功告成。这房子虽然形象不是太耐看，但是冬天里确实很暖和。前提就是舍得花力气，使劲地往上糊泥巴。

听说大庆油田当年住的是“干打垒”，不知道和这个拉合辫子房有点亲缘。

那些土房和现在的房子比起来，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没有什么有害化学污染问题。后来，条件更好了，大家自己动手，盖起了砖房。这些当年的土房自然瓦解，回归土地，几乎不留任何痕迹。

但是，书归正传。不管盖什么房，都要木头房梁。荒原上的灌木丛，当不得大梁。只有进山伐木，才能把木头拖回来盖房子。

木头，确实是个问题。

东北那疙瘩人，喜欢“猫冬”。外边太冷，大家一到冬天，就躲进暖和的屋子里，“猫”起来。可是，只有冬天，各个连队，才有机会找出多余劳力，上山伐木。

苦差事，没人愿意干。团里的办法就是：各连队派人进山伐木，按照人头分配木头。真正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进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大荒嘛，到处都是“水泡子”，学名叫做沼泽地。大队人马和机车，很难通过。总是要先修一条路吧。先是找有经验的人，探明了一条弯弯曲曲不会陷车的路线。拖拉机挂上开沟犁，一来一回，在两边开出深深的排水沟，把水排掉。然后，再给拖拉机挂上深翻犁，一趟一趟地从两边往中间扣泥垡子。最后，一条中间高，两边低，宽十来米的大路，就此告成。大雪落地，遍地冰冻三尺，这路就冻得结结实实，可以用了。

伐木的人们，主要住的是棉帐篷。长长的一条，两边都是大通铺，每边要睡二，三十号人。中间挖两个大坑，把空汽油桶埋进一半，接上烟筒，就是取暖炉。反正木头有得是，经常烧得通红。棉门帘自然是紧闭的。那些爱出脚汗的，晚上把冰凉潮湿的棉胶鞋挂在烟筒附近烤干，加上人们抽的东北“大卷炮”烟，帐篷里面的味道可想而知。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导致大通铺面上暖和，铺底下甚至会结冰，也是一趣。年纪十八九的知青们，正是喜欢打闹的岁数。经常为了玩争上游和拱猪时耍赖，满通铺打成一团。把老职工们的被窝也掀翻起来。老职工们睡觉为了省布，通常不穿内裤。于是，光着屁股，也来参战，闹到后来，昏头涨脑，都忘了自己是哪一拨的了，真的是热闹非常。

伐木用的是那种叫做“开山斧”的大斧头。可以伐的树由当地林业局的人选定，并不是想砍哪颗砍哪颗。先在顺坡的树根处开砍，砍成一个大豁口，由“专家”（现在都是这么叫，对吧？）鉴定后，在上坡方向开始砍。直到差不多了，留着最后几斧头，察看下坡处没人了，大叫“顺山倒喽”，飞快地几斧头砍过，人就躲到一边。那颗巨大的松树，声势浩大地呼隆隆地倒下。砍树的学问不小，若是随便砍，就会有砍完了，树还是竖在那里不肯倒，叫做“蹲山”的，就抓瞎了。不放倒不但危险，更是浪费。放倒这样的蹲山，非常危险。

倒下的大树，挂在一种叫做“爬山虎”的履带车上，拖下山。爬山虎，自然是既善于爬山的，而且，力气很大。山下的集材场，把树枝修理掉，就成了大圆木。

因为地方有限，要把圆木堆成木垛。这就靠了人拉肩扛。当时，若是说哪位是抬木头的，必是膀大腰圆，一身力气的主儿。一般是两人一根碗口粗的硬木杠子，中间一副大铁夹，八个人一组，合力抬一根大圆木。每人肩膀上二，三百斤是常事。这可是齐心合力，出不得半点差错的。最服众的那位是组长，全组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号令。就像是一队士兵，整齐划一地马步下蹲，铁钩子牢牢地嵌进木头里。在组长的带领下，全队低沉地哼起了古老的号子，慢慢地把那颗巨大的圆木一点点地抬离地面。叫俺奇怪的是，尽管那时是文革高峰期，抬木头的号子却是极其“不革命”，甚至是“黄色”的，没有任何人干涉这件事。大概，面对沉重的木头，喜欢喊口号的知难而退了吧。

圆木一旦上肩，全组就面临着“死撑到底”的唯一出路。只要有一个人“扭秧歌”，全组的人非伤即残。八个人，手搭着杠子或者前面人的肩膀，沉重划一地哼着号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万一有哪个人实在撑不住了，“杠头”，也就是组长，会低沉地命令道“三杠，撤！”（假如是第三付杠子）。木头由剩下的人继续坚持抬下去。这个时候，只做减法，不做加法。

好长时间之后，俺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到了事关生死存亡的关头，少数死硬的精诚合作的骨干，往往比人数多多，但是泛泛的乌合之众，更可能取得胜利。

剩下的，似乎就简单了：把木头运回家去。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解放牌卡车，后面拖着长长的挂车，载着沉重的圆木，顺着弯弯扭扭的车道，慢慢往前开。解放牌力气太小，带着防滑链拖这么重的木头，还要上坡下坡，司机的本事一流。珍宝岛开打前，司机们都是小心地把车开下山，立刻就跑到乌苏里江面上，就可以一口气回家了。开打之后，上面不叫惹事，自己也怕子弹不长眼，第一个冬天就全是在山林里慢慢绕回家的。到了第二年，虽然内地还是紧张地挖防空洞，俺们“前线”反而松快了。司机们手里有方向盘，自然是“大拿”，不肯和俺们挤在又臭又闹的帐篷里，都是尽量赶回家。有几个胆大的，就偷偷下江抄近道，结果被对面捋了去几位，木头撒了满江面，还是靠了边防站升旗对话，给要回来的。

这在当时，是很没有面子的事。除了痛骂毛子，天色晚了，还真没人敢下江了。可是，冬天那疙瘩，下午三点就太阳落山啊。直到后来，有个贼大胆的刺儿头，给各位司机解开了这个死结。

这刺儿头是俺们团的司机，是个绕仨圈就能生俩坏水的主儿，很不好惹。打定了主意，他把车后的刹车灯，弄了个开关藏进驾驶楼。眼看着天晚了，开着满载的运木车下了山。到了江边，一头扎进江面，在冰面上舒舒服服开着往家跑。天很快就黑下来了，路还很长。这位仁兄，把方向盘交给副手，自己瞻前顾后，到处察看。不多时，就看到对面树丛里钻出一辆小嘎斯，开着头灯，一路赶上来。乌苏里江不宽，从山上下来更是弯弯曲曲，司机们喜欢骑着中间线开。小嘎斯赶上后，不断地使招数制造麻烦，搞得副手一头的汗。到得平原地带，江面宽了，刺儿头叫副手靠着自家这边一点。于是，小嘎斯就落在后面，远远地跟着。眼见着到了一个平直的江面，刺儿头叫副手加速，冲上中间线猛跑。后面的小嘎斯一看，立刻愤怒地加速赶上来。快到一个急转弯的时候，刺儿头把手心里的开关一拨弄，叫副手猛踩刹车。解放牌在冰面上吱吱叫着，转过了那个急转弯，在黑乎乎的江面上停下了。静静地片刻时间，只听到后面“嗵”地一声。“赶紧走”，于是，挂挡加油，解放牌一路平安地回家了。

第二天，轮到对面升旗要求会谈。人家抗议中国卡车越线侵犯苏联领土。现场查看的结果，确认是苏联一辆小汽车稍微越过中间线。这事，不赖中国。

再后来呢，运木头的解放牌，都加了个额外的开关。

司机们再也不在俺们的帐篷里“受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