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TG与老美建交始末（三） -- 黄金狮子

１９４１年９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确实是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的。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因此，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之时，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34]

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期间，我们甚至看到，毛泽东要国民党代表转话请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共产党主张“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中国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36]

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惨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7]

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就肯定对自己不利。第二是理论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既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因此，还在１９４４年８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38]

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毛泽东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复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１９４８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１９４５年３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39]

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还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说明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34]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３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１９４０年３月６日，前引《毛泽东选集》，第７３５－７３６页。

[36]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日。

[37] 《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５４６－５４７页。

[38]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６１２－６１４页；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０页。

[39] 谢伟思前引书，第３２７－３２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