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篇外之六：金诏遗事 上：一个宋使的漫漫大金路 2 -- 1001n

　　地主兄的建议，遵行：）

朴 素 的 分 隔 线

　　上一篇我们讲到，随着大金“诏谕江南使”和归程的王伦的到来，金熙宗的诏书也到了南宋。就是这份“金诏”，宛若一枚威力惊人的原子弹，顿时在内外矛盾早已错综复杂的南宋朝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

　　焦点就是：宋高宗该不该跪拜接受这份诏书？

　　如我们前文所述，上赶着向大金称臣的，正是宋高宗本人。至于“金是君、宋是臣”这一观点，不仅金人这么看、“主和”的宋高宗这么看，就连“主战”的赵鼎也是这么看。那么，现在对方要求你以臣子礼仪跪拜接受诏书，应该说有理有据，本不该是一个会节外生枝的问题。

　　但是，一直对势焰嚣张的大金逆来顺受、屈辱不堪的南宋朝廷，这一次终于忍无可忍，全面爆发了！

　　说起来，南宋朝臣对金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也算是其来有自的。遥想金太宗年间，在“以和议佐攻战”的战略思想主导下，大金唯一一次派来的李永寿使团，就已经充分让南宋军民认识到了大金的诈伪。而这一回，金人居然同意只要南宋交点岁币，就可以谈和，而且还可以归还梓宫、太后和河南等地，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信服。也如前文所说，谈和条件如此宽松友好，不要说宋人，就连大金的重臣都觉得有问题。

　　既然压根不相信对方，那么南宋朝臣对“议和”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从大金诏谕使张通古入境开始，整个朝廷就犹如沸腾的油锅里被泼进了一勺水，直接炸锅了——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说法就是“物议大汹，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信为言”。

　　绍兴八年的十一月二日，甲申。这一天，诏谕江南使张通古，诏谕江南副使、明威将军萧哲等人还没有到达临安；也是在这一天，南宋殿中侍御史张戒，开始向宋高宗上书。

　　谁也没想到的是，以他的上书为起点，整个十一月，居然变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精神逆风而起、直冲云霄的月份！

　　张戒炮轰的主要目标，就是“诏谕江南”这个名头，“不云‘宋国’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赵匡胤）待李氏（李煜）晚年之礼也”，而且对方主副使的名头明显就是在挑衅，“一则‘明威’，一则‘诏谕’，此二者何意？虏云‘诏谕’，臣不知所谕者何事！”何况，“金若果欲和，则当以议和之名来，而何‘诏谕’之有？”之后建议趁着对方的使团还没有过江，“且勿令遽渡江，先问其官名何意？诏谕何事？礼节事目，议定得其实，而后进退之”。

　　关于主战与主和的问题，他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主战、主和，政如医者，喜用大寒大热药。夫寒热，岂可专用一物？用药贵对病，议论贵中理”，而且“乞候王伦回日，为陛下谋之”，对王伦居中斡旋调停还是很抱希望的。

　　而随着他的上书所掀起的热议，整个朝廷的主流态度简直是急转直下；至于王伦，也如上文所说，离他自己生命的谷底不远了。

　　——十一月三日，乙酉，张戒再次奏陈，态度略有变化：“人臣谓谋国，只当自勉，不可侥幸偷安。果得偷安犹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讲和，而是则可以息兵，非则亦可以招寇也。”

　　礼部侍郎曾开则上奏明确反对议和：“今女真之于国家，有秦人欺楚之势；而我之待彼也，无越人报吴之心。信其诡谋，侥幸讲和，稽之前古为可忧，考之今事为难信”，何况“且忘大辱、甘臣妾、贬称号、损金帛，以难得之时为无益之事，可不为恸哭流涕哉”，希望宋高宗“以越为心，以楚为戒；无忘大耻，无惑和议，坚心定志，一于图治，使政事修于内，兵将强于外，则虽不求而自和矣”。

　　——十一月十九日，辛丑，在已经有些顶不住了的秦桧的建议下，宋高宗决定命令侍从、台谏相关官员“详思所宜，条奏来上”，以此明令，让朝臣广泛讨论对策。

　　礼部侍郎曾开再次上奏，强调自己从前的观点之外，反对态度更加强硬，而且直接捎上了王伦：“且虏人之论议，必不出此策：欲穷我国、欲慢我势、欲弱我兵”，“臣伏见陛下三遣王伦迎梓宫，费耗巨亿，终无梓宫之还；臣子莫不听信酋虏，岂有讲和之议？是故岁中两遣使者来临，欲议割地之礼”，“臣愿陛下睿断挫其来使，岂不幸哉！”，“若屈志於贼，臣愿先刎颈以谢众议！愿陛下察之焉”，之后表示自己的话还没说透，“臣具此数言，未尽愚心，续当面谢进呈以闻”。

　　此奏呈进时，没有通过秦桧那一关，“不报”。于是曾开“见秦桧，具言不可通和之状”，秦桧又“不答”。曾开大概是有点急了，“引石晋奉契丹之祸以证，折之”，结果把秦桧也说急了，“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耶！”由此，礼部侍郎曾开被“罢为宝文阁待制宫祠”，进入休闲干部行列了……

　　——十一月二十日，壬寅，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也上奏了。他就是我们前文中那位让施宜生暗自惭愧的“南朝不拜诏者”，现在正在慷慨激昂：“臣窃惟虏使之来，欲议和好，将归我梓宫、归我渊圣、归我母后、归我宗族、归我土地人民，其意甚善，其言甚甘，以为信然。窃考其说，盖以谓彼非畏我甲兵之盛也、惮我土地形势之强也，而遽有此议，其狼子野心未易测也”，因此“愿陛下姑少忍之，益务自修、益务自治、益务自强，以享天心、以听天命、以俟天时。时之既至，言无不利，则何战不胜？何攻不克？何为不成？何功不立？梓宫何患乎！不还渊圣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归宗族何患乎！不复宗庙陵寝何患乎！不能缮修南北之民何患乎！”，认为不该谈和，而应该苦练内功，回头一起算账。

　　权吏部侍郎魏矼（音“刚”）上奏：“陛下为亲而屈，孝诚至矣；群臣事陛下，其得不尽忠乎”，“如屈膝受令，则大不可从者也”，“何用过为卑辱，以取轻侮乎！”

　　——十一月二十一日，癸卯，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率侍从官再次上疏……

　　类似这样的言论，在整个十一月，实在太多、太密集了。考虑到咱们毕竟不是要编纂当时的奏章大全，下面就简单开列一下除张戒、曾开、张焘、魏矼之外，其他也反对议和的南宋朝臣人名吧（排名不分先后）：

　　枢密副使 王庶；

　　刚由宰相被贬官的检校少傅、奉国军节度、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赵鼎；

　　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 韩世忠；

　　吏部侍郎 晏敦；

　　户部侍郎 向子諲（音“殷”）；

　　宝文阁大学士知广州 连南夫；

　　左奉议郎 冯时行；

　　守尚书司勋员外郎兼史馆校勘臣 朱松；

　　行秘书省著作佐郎 张慎；

　　秘书省著作佐郎 凌景夏；

　　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 常同；

　　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 范如圭；

　　监明州比较务官 杨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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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人，他们的奏陈内容在今天还能够或全文、或部分地查到，数起来已经很吓人了；而曾经发表过言论、但奏陈内容已经散佚的朝臣，简直不知道还有多少——所谓朝议鼎沸，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就在这个热血沸腾的十一月，就在重重难言屈辱之中、层层政治威压之下，整个“议金诏”事件的最亮点倏然爆发：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有人写好了一篇奏文；次日（戊午），即以《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名头，被呈交给了宋高宗——而我个人认为，这篇不过一千多字的短文，毫无疑问正是南宋当时的最强音！

　　在具体介绍这篇文章以前，也多扯几句别的吧。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一边读，一边就觉得血气渐渐贲张，简直难以自抑——这哪里是一篇奏疏，根本就是一篇枪指“主和”的战斗檄文！

　　写下如此千古雄文的，是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刚由进士身份履新不久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这位小小的正八品干部，放到今天，也就勉强跟乡长平级。可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胡铨，明明知道宋高宗主张谈和、明明知道主和的秦桧刚刚发落了曾开，仍然斗胆直陈时政，而且毫不隐晦地直接点名痛骂支持议和的王伦、秦桧、孙近（党附秦桧而被提拔为参知政事），甚至要求“断三人头”，也确实是胆量惊人！

　　从此，胡铨的名字，就在我心里打下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随着我个人历史知识的渐渐增长，对这篇雄文的看法，也开始渐渐有了变化。如前文所说，他剑锋所指的王伦，其实就是一个值得单独拎出来仔细研究的对象；是否也要把他如秦桧般一棍子打死，我个人是持保留态度的——当时内情之复杂，又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主和派都径直打成汉奸呢？

　　秦桧是主和派，但主和派不光是秦桧；而“主和”也不必然意味着“投降”，其中的区别，王伦自己已经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了。而胡铨显然没有去仔细区分其中的不同，机械地以“洪洞县无好人”的观点来看待主和派，这一点，至少我个人很不赞同。

　　胡铨的激愤心理我们今天完全可以体会，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也会认识到，天下并不是只有“天然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主战派才是唯一而不容置疑的合理选择。如果说一个国家有两张脸孔的话，“外交”就是一张红脸，其本质就是“和”；而“军事”就是一张白脸，本质则是“战”。和、战之间，其实不是、也不应该是彼此敌视的关系，而不过是国家利益的左右手而已。两手准备、两手都要硬，才应该是一个国家保护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合理状态。

　　那么，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否足够支持拒绝议和的激进主张？果真拒绝和议，南宋是否有把握不吃更大的亏？这个也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毕竟历史无法假设。而也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宋高宗主动表示愿意称臣的前提下，当时金人所开出的条件，并不能说有多么苛刻，相对来说确实是具有和平诚意的。胡铨认为对方所说的全是狗屁，其中值得商榷之处，也需要各位朋友仔细分辨。

　　饶是如此，他的这篇《戊午上高宗封事》仍然是一篇义薄云天、震撼人心的上佳之作，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一读再读。现在，它似乎已经被列入高中语文教材的选修篇目了，而我甚至觉得不够，应该再扩展一步，直接列入九年制义务教育范围内的初中的必修篇目，以便让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尽可能地在每一个年轻的心灵里潜移默化地扎根。

　　至于委屈的王伦，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民不需要细节、人民只需要提神的口号和事实”——要讲清楚王伦为什么委屈，恐怕比讲明白《戊午上高宗封事》为什么是一篇杰作要麻烦得多、困难得多。尽管王伦和胡铨其实都是南宋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但是，主和派天生就不讨群众喜欢，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此文上奏以后的一些变故吧。

　　因为这篇《戊午上高宗封事》，胡铨彻底惹翻了秦桧。盛怒之下，秦桧以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通过宋高宗的诏书予以“除名，编管昭州”的处分，并“降诏播告中外”。一点都不奇怪地，这个仗势欺人的报复行动激起了满朝官员的义愤，“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者”，在巨大的压力下，“迫于公论”的秦桧也不得不改将胡铨“监广州盐仓”，一年后改签书武威军判官。

　　又过了三年，金人按约归还了梓宫、太后，而秦桧想起胡铨当年说的“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的话，越想越郁闷，于是授意谏官罗汝楫弹劾胡铨“饰非横议”，使他再次被除名，并编管新州。再过六年，新州守臣张棣举报了胡铨的一首词《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以此指责胡铨“谤讪怨望”，导致他又被谪贬吉阳军。

　　八年之后，秦桧死了。在这十八年间，

　　——帮助胡铨刻印此文的宜兴进士吴师古，被流放袁州；

　　——监登闻院陈刚中，作启欢送胡铨去广州，启中说：

　　　　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

　　　　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

　　　　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

　　因此，陈刚中被谪“知虔州安远县”。当时，安远与龙南都是“地恶瘴深”的要命县份，民谣说“龙南安远，一去不转”——后来，他果然就死在安远；

　　——同郡王延珪，为再贬新州的胡铨“以诗赠行”，所做第二首如下：

　　　　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

　　　　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

　　　　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

　　　　端能吃饱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

　　因此“罪状”， 王延珪被贬到辰州；

　　——著名词人张元干作《贺新郎·送胡邦衡（胡铨的字）待制赴新州》，中间有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一句，几年后被秦桧读到，导致张元干被送交大理寺，削除名籍；

　　——武罔军通判方畴，因为别的事情，再加上与胡铨通信，被除名，送永州编管……

　　这个胡铨，简直成了晦气鬼，谁沾上谁倒霉——但是，大家依旧前赴后继，仅此一点也足可见人心所向了。

　　直到绍兴三十一年，胡铨才“得自便”。尔后在宋孝宗时期，胡铨被起复，仍然坚持不议和的立场。曾经有一次，宋孝宗为了遣使谈和的问题“大询于庭”，“侍从、台谏预议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铨一人而已”，坚称“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战乎？”，态度依然鲜明。而他后来写就的《应诏言事状》、 《应诏集议状》、《上孝宗封事》、《与王中丞相书》等，也是痛快淋漓，直抒胸臆。

　　多年后，胡铨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死后被谥“忠简”。

　　我们都记得，同是南宋的文天祥，曾经写下光照千秋的《正气歌》，古今诵读不绝；而作为胡铨代表作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其实又何尝不是如此！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篇处处痛批“丑虏”、高扬民族气节的文字，轰动了整个南宋并不奇怪；而它居然不胫而走，连金人都不惜“千金”“募其书”——那么，它究竟是怎样一篇杰作，也就不言而喻了……

　　总的来说，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可商榷之处，但伴随着高亢激昂的爱国主旋律，它依然是不稍逊色的正气歌，依然不该为我们、为我们的后人所遗忘。在反复吟诵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即便在那个醉生梦死的偏安小朝廷里，一样有人宁死不屈，一样有人支撑着我们民族的脊梁！

　　臣谨按：

　　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敌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

　　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乎！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

　　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傥不得已而用兵，则我岂遽出敌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日：“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己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盖恐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己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