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农民-文革-知识分子 -- 萨苏

看到一则文字，谈到对文革中知青的看法，很有感慨。或许，作者对知青下乡的历史情况不是非常了解。http://www.cchere.net/article/1318617

我的两个姑姑都是下乡的，去东北建设兵团。

那里在知青去之前是比较富裕的地方，每年能够给国家上缴相当的粮食，知青去了以后马上就不行了 -- 不实现机械化农业生产，可垦土地面积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增加劳力可以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最好我们不要辩论这件事，因为萨的老太太是农机化所的，他们78年79年对这个话题做过深入研究）。

农场向上打报告，说不要这样干，农民和知青的生活都要受影响，上缴的粮食也没法交了。

上边说这是政治任务。

于是。。。

怎样评判一个政策，我的看法是它给人民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更加幸福了，还是更加苦难了。

当然，有些时候，虽然是苦难，但还有长远的价值，比如隋开大运河。但是，文革如何呢？那些高耸的毛主席像，上亿侧的毛主席语录，红卫兵的大串联，知青下乡和返城的往复运动，留给了世界什么积极的印记？

文革和此前一系列左倾运动，给农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过来人才有资格评说吧。我只赶上了文革的尾巴，但我的家人，有农村的，有城市的，多少能给我感性的认识。

说给了农民多少好处，经济上，我们只能说农民是最苦的，甚至在文革中是越来越苦的。为什么我有资格这样说？因为有真实的了解 -- 我母亲在文革后期工厂不能正常生产，人员下农村，做过隆化县汤头沟公社的妇女主任，她在农村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对农民有亲身的体验（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农村问题的，有多少人真正和农民在一起生活过，体验过当时农民的生活呢？），她说过中国的农民真有好的，任劳任怨，但是政策上搞运动，生产队，对科学的反感，使真正老实的农民只有更吃亏，懒的，善于投机的占便宜，结果是大家都没有干劲，越来越灰心。

农民们私下的评价是“越来越穷”。公开？公开谁敢说就要斗谁的，敢么？那个时候只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越来越穷”在农村是什么含义？就是苞米糊糊越来越稀，当时农民的主食就是这个，1976年的苞米糊糊能照见月亮。不是少数人如此，是人人如此 -- 不要对我说人人如此很平等，我这是说农民人人如此，到村革委会，干部们是吃炒鸡蛋的 -- 一次萨娘她们去某村办事，和村里干部一起喝粥，走了想起没给粮票，送回去的时候，闻见人家已经关起门来炒鸡蛋了。

文革时候的干部，真的清廉？至少，有亲眼所见的反例。也许片面，但毕竟不是书本上来的数字。

隆化老乡摆脱挨饿，一个是包产到户，让勤劳的人能够有机会，一个是出了个“红果书记”，破了以粮为纲。

中国农民在文革和文革之前受了什么好处？经济上只要不打仗再苦苦不过60年，政治上斗地主就算翻身了？解放前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么？

知识青年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受过基本教育的孩子罢了，16-17岁，他们去农村，除了少数革命先锋分子以外没有什么优越感可言，不过是一个政治命令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去完全未知的地方去做自己完全不懂的劳动。

16-17岁，和我们今天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年龄一样。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有很多痛苦，难道说这就代表他们有优越感？

那种离开亲人的牵念，才是最重要的。何况，农民工进城，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我的姑姑们是为了什么？

16-17岁，我的姑姑们离开家以后，爷爷奶奶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可是她们太小了。

那么文革如果只有知识分子挨整，是不是农民就应该快乐呢？ -- 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文革我始终认为是整个中国的灾难。但就是伪命题我们也可以谈一谈。

单单说知识分子挨整这件事，科学和知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个文明要有个载体，农民有了知识，也一样可以是这个载体的一部分，按照是否有知识给人划线，步滑稽么？如果有了知识就要被单列一类，等于是剥夺了工人，农民，军人等等可以拥有知识的权利。

文革中的知识份子，是中国当时这个文明的载体。知识分子被整，科学和知识地位遭到人为的摧残，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灾难，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灾难。因为这样的结果是所有的中国人离开科学和知识的进步越来越远，简单地说，如果科学和知识得到尊重，造出更好的拖拉机来代替农民用牛来耕田，受益的正是农民。打倒了这些人，特别是把这些人代表的知识也作为了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口号是历史事实，谁也无法否认），受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也包括农民。迫害了知识分子，受苦的也包括农民。

以我母亲而言，她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不好，所以去隆化的铁工厂，去农村都带有接受再教育的性质。她到农村是去做妇女主任，还没有作一个普通农民，生活上并没有吃太多苦头。而农民的质朴，也使她比在工厂更少受冲击。然而。。。然而阿，把一个高考数学满分的，22岁设计我国第一台翻耙式割稻机的知识分子放在汤头沟公社，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1978年，我母亲回到北京，在农机化所工作，只有一年，她和张云端研究员攻关的华北喷灌项目就获得成功，成本只有国外进口喷灌设备的0.1%，为几千个华北村庄解决了水浇地问题，生产出的粮食为大量以前同样辛劳的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件事我曾在悼念韩丁的时候写过一些，当时中国虽然有大片旱地急需引进喷灌技术，但关键的喷嘴技术成为了瓶颈，因为进口的喷嘴一个就要五十元，当时一头肥猪的价钱，一亩地要七八个喷嘴，根本不可能。而我母亲她们最终根据中国国情，采用了传统陶瓷工艺制作喷嘴，强度，使用寿命完全符合标准，价钱，只有5分钱一个。（1979年我母亲因为身体原因离开农机化所转到大学工作，张云端研究员和杨申教授继续合作这一项目，将喷灌改为滴灌，极大提高了用水效率，将新式灌溉方法从华北推广到更加干旱的西北各省。 -- 这部分，因为从资料看是以色列人先搞的滴灌技术，我的了解有误，农机化所或为引进改进和推广，致歉）张云端先生或者袁隆平先生们用自己的成就，展示着中国人的智慧，也展示着知识分子和知识的价值。

知识是农民的朋友，我的母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她为农民所做的，我至今为她骄傲。她对我说，到农村去普及机械化，农民都想方设法弄最好的东西招待她们，因为知道他们带来的就是富裕。

而1978年她回到北京，已经是三十三岁了，腰椎间盘突出，甲亢等疾病都已经侵入了她的身体。从1966年到1977年她远离了专业，在工厂的手拉葫芦前，在农村整整消耗了十年的青春 -- 我的母亲最好的十年时光！

如果这十年让她好好搞研究，她能为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农民做多少事？

农民和知识没有仇，知识只会帮助农民富裕，农民和知识分子也没有仇，今天的知识分子比当年多了很多倍，他们多是农民的子弟。农民自己有了知识，也是一种知识分子，就像美国或者日本的农民一样，和作其他工作的人没有地位的差别。

知识分子不是农民的敌人，打击知识分子的，才是农民的敌人。

这个时候，怎么没有人重复那段名言了？“他们杀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又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他们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杀我了，却再也没有人能够为我说话了。。。”

那个时候的确有人说话的，在科学院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张劲夫站出来了，胡耀邦站出来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良心，他们丢下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

所以，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昂起头来说，要尊重知识，要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差异，不应该通过打击知识分子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对农民的知识化来解决。

也许有人认为，有了知识的农民，也变修了，要开除出农民去。那，就实在是太可怕的话题。

做一个社会的良心是否口中说说那样容易？遇罗克和张志新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因为他们的话语以自己的生命为背书。

如果没有这个背书，如果仅仅是锋芒毕露，

那么，当你正确的时候，我期望这样的朋友可以实践自己的主义，而不是空谈或嘲笑别人的无知。

那么，当你是错误的时候，我期望这样的朋友反省自己，而不要醉心于我虽然错了，但我勇敢。

这样的勇敢，任何人都有，做一个社会的良心，不是这样轻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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