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半原创】中国军队里的廓尔喀军团 -- 竿军 -- 萨苏

看到沈从文《边城》清丽的文字，很难想象他也是出身竿军的湘西军汉。

然而，竿军的故乡凤凰，从来就不缺乏文化的土壤，民国第一总理熊希龄就出自这里。尚武和从文怎样如此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呢？我以为，沈从文优美的文字，正是竿军所代表的湘西文化的升华，这块能够产生竿军的土壤，也孕育着质朴而生机勃勃的文化。他秀丽的文字后面，是湘西汉子伟岸的胸怀。这需要对湘西的文化作一个审视。

自明宣德八年（1433年）起，封建王朝曾多次调集湘、川、鄂、滇、粤、桂等外省官军到凤凰镇压苗族起义，从而来了外省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浙江山阴人傅鼐自乾隆六十年（1795年）起坐镇凤凰统治苗疆十三年，其属员僚多为江浙人士，这又带来了江浙文化的影响。再就是清咸丰年间，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竿军的两位实授提督，六位总兵，九位副将，十四位参将转战南方诸省，后来衣锦还乡时亦带来外省文化的影响。特定的历史使汉文化与苗文化在凤凰相交、融合，使南方各省的文化因子在这里组合排列，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凤凰文化。这种文化的表象在语言、建筑、饮食等方面俯拾即是；其深层次的反应是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出类拔萃的人物。

那里社会生活的主体一度纯是竿军士卒，他们一朝入伍，就被绑在了杀戮的战车上，杀人或者说被人所杀在他们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杀了人总要避晦或者忏悔吧，为了免于被他人所杀又要祈求神鬼保佑，再说要是大难不死，保佑升官发财也是心之所愿。既然一切都交给了鬼神，人的命运也就只能听从鬼神来安排了。一场战斗下来，是生是死全是命中注定。这样的宿命哲学杂揉在竿军将士的意识中，反而增添了他们奋勇当先的胆量，使得他们的牺牲更惨烈，那份担当也愈显出愚忠的痕迹。

妇女们不同。丈夫儿子出外当兵，脑袋提在手上过日子，家中的白发亲娘和孤妻弱子，心中最大的隐忧就是征人的安危。音讯杳茫的日子，烧香磕头祈求征人平安，听到胜利的消息，烧香磕头答谢菩萨的恩情，令人心碎的噩耗传来，还是烧香磕头，为亡灵的来生超度……战事越壮大，亲人越险恶，女人们心中越焦虑，对菩萨的寄望也越深厚，庙里的香火就越旺盛。而在那终日缭绕的青白色烟雾中，伏身于神坛下的女人喃呢自语的誓愿里，定然少不了对战争的诅咒。在她们的功德经中，建功立业事小，征人平安事大，跟急功近利的男人们比，女人们对竿军祖辈用血泪换来下的那份残忍的光荣并不看重，她们所看重的是生命，是属于无论亲人与敌人的鲜活生命。在求神拜佛这种形式机械单纯的活动中，凤凰妇女的情怀却具有微妙复杂的层次，她们所扮演的悲天悯人的角色，是最悲惨也是最光彩照人的。

从此可以看出，凤凰的文化形成，是战火兵潮的产物，或曰是因武而文。因此，它便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核：即崇武尊文。通俗地说，其一，文化依仗军人传播与庇护，军人也因文化而得到历史上的提升，文攻武卫同样是最高的境界。其二，行武与从文，成为凤凰人的两种人生追求，或者说，是两种最受人尊重的职业选择。所以，凤凰"竿军"厉害，凤凰的文化根基亦根深如凿；既出将军，亦出大文人。沈从文的祖父是将军，沈从文本人当过"竿军"的副爷；因为他太文弱，字写得实在好，便被爱惜文化的军爷劝而为文了。

沈从文并非纯然文弱，他二十岁决然出湘西、过洞庭、闯北京。到了北京，对他舅舅黄镜铭先生讲的那句话也足使人振聋发聩：“我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在世人的眼里，这话真是幼稚、天真、可笑！一个小学文化程度、中士军衔的青年能有多大能量，敢讲出这样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来？

这就是湘西人，他们的文化就从来不知道“天高地厚”。

且看他们文化的几个侧面：

第一个，族谱。

湘西一个村落迷失了六十年后，让一本古得发黄的杨家族谱给点明了方向，那里的人们根本想不到自己破落的家园有如此灿烂光辉的历史。族谱为清雍正五年抄写，由杨令公二十四代孙杨再修组织人力财力，根据古谱并实地考证之后写出。

……西夏来犯，杨门不计私怨又披血袍举家赴国难。此役六郎延昭战死沙场，其儿杨宗保与妻穆桂英继续奋战，宗保中箭殉国。杨家唯余幼儿三子杨再思。

……皇佑四年，南方蛮夷龙知高为首暴乱造反，杨再思奉皇旨为帅，南伐楚越。再思以攻心为上，所到之处夷民不战而降，致使南蛮诸夷无不心感诚服，对再思之赞誉不亚于孙权与诸葛。因功受爵，皇上加封再思为威远侯王，世守南疆。

……从此蛮夷不敢作乱，不愿作乱。为能长治久安，再思领兵于山顶筑屯，纵横山间，引火烟为号修建八卦图形样古屯营盘，围绕书架塘。书架塘人深知自己的家园已经破落，但越是破落越会沉缅于辉煌的历史不能自拔。这些对先祖五体投地的过誉之辞，像陈年的老酒佳酿，可以让他们一醉解千愁。

第二个，苗汉

今天，在湘西，在竿军的故乡凤凰问及如何辨别苗汉，全都满不再乎，说，反正苗族汉族差不多，辨或不辨也无所谓。又说除了村中老妇或者出嫁新娘，苗族服装基本不穿，中青年说汉语写汉字，卡拉OK唱的也是流行歌曲，除非应付民族学院必修的课程，对苗族的历史并无特别研究。要是说起理想，年轻人希望有机会到大城市工作，年长的希望去外地旅游，总之对外面的世界挺有兴趣。与汉族交往基本没有障碍，只要两心相悦，男婚女嫁也属正常。认为汉族也没有什么可羡慕，倒是想劝他们改用苗族身份，或可获得计划生育与高考分数线的优待和实惠。苗族的生活现状实在已看不见多少与那段血色历史有关的痕迹，毕竟腥风血雨的日子已经远去。

然而对这种融合，用“汉化”一概而论，实在是不大全面。以凤凰人老子天下第一的脾气，以他们不问为何而死只问死而如何的生死观，以及活着拚死了算的匹夫之勇，似乎正合了以往对苗族人的描述：易负气轻生，难媚世屈己。

第二次到凤凰去，朋友带车到吉首车站接我。上得车来，只见开车的司机满脸怒气骂骂咧咧，也不知道骂的是谁。把我们送到酒店，早饭也不肯吃，就急着要上哪儿去干什么大事，只丢下一句话，你们吃好了就呼我。到了出发的时间，见他匆匆开了车来，脸上的怒气似乎平息些许，估计离开功夫已找到机会泄了火。车刚上路，未等探问，他就主动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上哪儿去了？打人去了！”

原来他用这一顿早饭的功夫，将他的女友痛殴一场，起因是他发现女友的手机上有省会某烟厂一名推销员发来的爱情短信息。

“我为她离了婚赔了钱，她要是想叫我人财两空，我就叫她死！……爱情不是好玩的，玩爱情就是玩火，搞不好就同归于尽！……我叫她在家里等着我，等送了你们回来再同她算账。看她怎么搞，要莫是她改邪归正，要莫是我跟她一块捆炸药包一块跳江，我没有别的只有命一条……反正她不收心，就叫她死，我就不怕她长得乖……”司机一路怒气冲天念念有词，将车子像箭一般向前方驶去。

我们三个乘客一边提心吊胆看着路两边飞快闪过的山峦树木，一边极尽心理医生之能事与他谈天说地，又一个劲儿声讨那个烟厂的第三者，好不容易让他波涛汹涌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要是让他这么怒发冲冠一路开下去，说不定他还没来得及跟女友捆上炸药包一块跳江，已经拉上我们几个无辜的家伙当了陪葬了。

第三，落洞

而沈从文《湘西》的册页中，关于落洞、放蛊和沉潭的描述，却给我留下诡异和愚昧的印象。去过凤凰，亲身感受到边城文化的历史温暖之后，我才省悟道：那是一个有着十足的大汉族意识的汉人读者，"读"出来的味道，与沈氏的文本无关。

真实的情状是，开明的边城文化，使苗民的恋爱极为自由与自然。在宴会上，特别是在"椎牛会"、赶墟场中，青年男女往往用山歌或眉目自由地缔结丝萝。我们特意到了山江镇墟场。在吴曦云的指点下，我们发现，赶场虽然是贸易活动，但青年男女却无心做买卖，而是目光流动，顾盼不定--用苗人的说法，他们赶的是"边边场"，译成汉话，即追姑娘。

山歌自然是男女相识和相爱的媒介。曲子只有二三，歌词则变化无穷。他们不直接通报名姓，而是用对歌对出来；如果姑娘率然地唱出她的名姓，则心有瞩意，可以接着对下去。苗歌的歌词意境浅露，但语句净洁，内容多半是由自然界的物事联系到人间的关系。下面是苗歌的汉译：

男唱：昨天各在一边岭，

你歌牵走哥灵魂，

唱到天黑心不宁。

接木靠的树蔸深，

叶绿发根靠土润，

唱歌全靠妹有心。

丝线白，棉纱青，

阿妹穿梭我掌灯，

用心织布布织成。

女唱：阿哥口乖像蜜糖，

喝下蜜糖甜又香，

有心跟哥配成双。

我劝哥哥细端详，

红铜难比黄金亮，

莫把燕雀当凤凰。

我劝哥哥细思量，

青藤缠树同生长，

同吃同游是鸳鸯。

一对青年男女若以心相许后，人迹稀少的深山或幽谷，便是相悦的福地；草地和洞穴是他们的婚床，星月与清风乃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爱得自主而自由，以至汉人也心存惊悸，称其为"放野"。所以，自由结合的苗人，大都会终生和睦，绝少离异，其恋爱比汉人要开明得多。

所以，苗人不会捉住一对暗自愉悦的男女，捆起手脚，沉到潭里去。"沉潭"是在湘西的汉族军人和官僚士绅，在汉族观念桎梏下所演出的一种封建闹剧，是边城本土文化的一个异质。

至于"落洞"，则是汉人对苗族女儿的一种情感伤害。汉族驻军和衙属，难免要与当地人发生情感纠葛，便在两种情形下导致女子落洞：一是汉人的始乱终弃。苗族女儿恋爱后，对感情是极为忠贞的；所以，当被汉族男子遗弃，而又珠胎暗结之时，生下婴儿，便拖着血身子，走到阴冷的洞穴中去，静静地死去，以此来雪族耻。二是汉人的情感霸权。当一个汉人疑心他的苗裔妻子有外染时，汉人的占有观念，会使他把含冤的女人逼上绝路。这时的苗族女儿是不会申辩的，磊落的心地和做人的尊严，会使她坦然地走上异途。沈从文写到："她含笑死去。死时且神气清明，美艳照人。"这种美艳，足以穿透汉文化中的封建阴霾的厚重与沉重，让人感到人性的光明与温暖！

惨烈中的一种凤凰自焚的浪漫。

令我震动的是沈从文的弟弟沈荃的故事，一个真正的竿军军人的归宿。

沈从文的弟弟，毕业于黄埔四期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沈荃，是竿军的一位重要代表，1937年的淞沪嘉善战役中128师幸存的一位团长，他因负伤而撤下火线，伤愈归队后又率部参加抗击日寇的九江沽塘血战。

抗战胜利后当了一个南京国防部的空头中将，生活清苦不说，内心的消沉说出来却也明白：“胜利倒使得我们走投无路，看样子是气数尽了！完了。内战我当然不打。……看来要解甲归田了。”

果然就从南京回到了凤凰，租了一处带天井的小院子住下，在天井中种些萱草和月桂一类的花卉，客厅的墙壁上挂了张奚若的大字楹联，闲来给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点咨询工作，还为劝说龙云飞投诚去作了几回说客。若是没有什么意外，也就打算在花草翰墨之间颐养天年了。

但是世事难料，风云变幻，忽然有一天，沈荃中将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拉到了河边上。失意的军人在河滩的青草地给自己铺上一条旧军毯子，轻轻叹了口气说，“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然后指住自己的脑门说，“……打这儿吧……！”

这个人的枪法曾出了名的好，把二三十根香点在墙根，用驳壳枪一枪一根地把它们灭掉，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不知指点过多少人学习射击，从来没想到最后一次指点会以自己的脑袋当靶子。

当血溅出来，那颗尚未长出白发的头颅栽倒地面的一刻，这个戎马半生的人最后的想象，可能还是淞沪之战的情景，他提着一大串工事的钥匙，打开国防线上一扇扇上了锈的铁门，让士兵们钻进去准备死守，结果被日本人一枪命中。那一次，他侥幸从几日的昏迷中醒了过来，而这一次，他却再也醒不过来了。

三十二年后的1984年，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赔偿是五百元人民币和起义人员名义的追认，还有妻子的县政协委员头衔。

关于沈荃的记载，资料中并不多见。他的兄长沈从文一生著作等身，给家乡的人物风情山川草木都竖了碑立了传，以上关于各色人等各种死亡的传说，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找到记录。然而关于这位善始而未善终的亲弟弟之死，他却似乎从未涉及，尽管这个人的死也很够得上英雄气派。

关于各色各样临终表现的评说，是凤凰人一直都很热衷的。除了被记载在各种体裁的文字里，也是街谈巷议的好材料。我去凤凰之前，正有一桩命案发生，听说不为钱财女人，只为哥们义气帮朋友出气。我的向导闲坐时说到此事，末了补了一句说，杀了人他根本不逃跑，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我听了并不奇怪，这还不是旧时风范的遗传么。